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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啊？”又是一个人问道。
“叫你送回去就送回去！问这么多干什么！”张主任提高了声音，板着脸，说道。
几个人慌忙离开了办公室。
看看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我们又坐了会，就和张主任告辞，张主任将我们送上车，并说着欢迎我们有空再来玩，下次一定要将酒喝好之类的话。
回到派出所后，我们和陈光辉队长简单地碰了下头，才知道，秦国涛还在继续抵抗，什么都不说。
“这样审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我试试？”我问道。
“也好，也好。”陈队长忙说道。
几个人进了办公室，坐了下来。
“秦国涛！”我大声地说着。
秦国头抬头看了看，见是我在说话，马上回答了一句：“李队长，我在。”
我将红色木柄的起子放在桌子上，没有做声，眼睛则盯着他。
秦国涛看了看起子，马上低下了头。
不给他有更多思考的余地，我接着说道：
“认识这把起子吗？”
“这是我家的起子。”秦国涛回答着。
“知道我们拿你家的起子做什么的吗？”继续问道。
秦国头又低下了头。
我没有理睬他的态度，而是往下说道：
“秦国涛，我希望你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要认清形势。你做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你不说，我也知道，因为现场勘查都是我进行的，你在里面是怎么活动的，这从哪里进去的，又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怎么作案的，我都明白，在这一点上，你说假话，不说话也没有用，我们有证据证实。叫你认清形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看你现在穿什么鞋？”
秦国涛顿了顿，才回答道：
“这是你们给我穿的鞋，我的鞋呢？”
“你说你的鞋在哪里呢？！你的鞋正被我们作为证据在使用！”我提高了声音。
“我的鞋怎么就是证据了？”秦国涛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这点，你自己清楚！”我毫不留情地说着。
“我真的不知道！”秦国涛语气里夹杂着强硬。
“你昨晚作案是穿这双鞋吧。”我不紧不慢的声音。
“你看见我昨晚穿了这双鞋？！”秦国涛的语气更是强硬。
我笑了笑，说道：
“我不但看见你穿了这双鞋，我还知道你右脚后跟外侧有一处被烟烧过的伤疤！”
“你在我家里看过我的鞋了，你当然知道那里有个伤疤。怎么了，这伤疤也犯法吗？法律规定鞋上不能有伤疤吗？！”秦国涛语气里充满了蔑视。
“鞋上有伤疤不犯法，但是，鞋上的伤疤却能证实你犯罪！证实你作案！证实你就是作案人！”我加强“犯罪”两字的语气。
秦国涛象泄气的皮球一样，无力地低垂着挺起的胸。
我将石膏模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大声地说着：
“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不是你鞋印的模子，这里是不是和你鞋一样的有伤疤！你认识这个伤疤吗？！”
秦国涛看了看，将头低得更低了。
“你不说话，你就能过关吗？你不说话，我们就不能处理你吗？！你别打错了算盘！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关你？！能不能判你的刑？！”我继续说着。
“我知道你虽然做了这样的事，然而，你不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现场还有不少钱，你都没有要，虽然你家里穷，虽然你家里非常需要钱，但是你却没有这么做，这证明你还没有坏到极点！你这么的做纯粹是一种泄愤的心理在作怪。你现在是泄愤了，同时你也将你自己和家毁了，你这么的做，真的的得不偿失啊！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而且孩子们都小，你还不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你真的想法律对你严惩吗？！你真的想法律从重判决你吗！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想想！”
秦国涛摇着头，开始用手抹擦着眼泪，并小声地哭了起来。
我停止了说话，抽着烟，看着秦国涛，我要给他思考和缓冲的时间。
一支烟抽完，我慢慢地说道：
“你家被扣的电视机、衣服、电扇都被送回去了。”
“什么？李队长，你刚才说什么？”秦国涛抬起了头，睁大眼睛看着我。
“李队长看你家孩子可怜，和张主任求情，将你家扣押的东西都还给你了！”阿安组长说道。
突然，秦国涛双脚一缩，跪在地上了，大声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李队长，你在我家看我鞋时，我就知道你已经认定了这事是我做的，我知道我是跑不了的了，我才跟着你们来的。我准备死也不承认的。
我恨计生办！我恨张主任！是他们将我家搞得这么的穷！搞得我不能安生！搞得我过不成年！搞得我和老婆吵架！我就是要烧他们，将他们烧干净！不然我这口气就无法出出来。
我人穷，我志不穷。我为什么要拿他们这些杂种的钱呢？！我怕弄脏了我的手！我只想烧，我想将他们烧得一干二净！
我几个可怜的孩子，都是我的错，让他们受苦受罪了，别人家过年是吃大鱼大肉，我们家是东借西借才过个年；她们跟着我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我对不住她们，我对不住她们啊……”
秦国涛摇着头，抹着眼泪，无助地看着我，我一阵心酸，说道：
“站起来，坐着说吧，既然你事都做了，说清楚，争取个好态度，好好改造，早日回来和她们团聚，也早日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这次，秦国涛非常听话，站了起来，又坐下，继续抹眼泪。
我递上一支烟和一个火机，秦国涛接过去，打了几次火，才点燃了香烟，用力地抽着。
我们都等待着，一支烟抽完，秦国头又抹了抹眼泪，坚定地说道：
“李队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
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和做笔录的人说吧。”
然后，我站了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案件情况，我都清楚，我没有必要再听，关键是我受不了他那无助的眼光！
院内阳光明媚，可感觉到阳光的温暖，一只小鸟正在枝头上欢快地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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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啊？”又是一个人问道。
“叫你送回去就送回去！问这么多干什么！”张主任提高了声音，板着脸，说道。
几个人慌忙离开了办公室。
看看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我们又坐了会，就和张主任告辞，张主任将我们送上车，并说着欢迎我们有空再来玩，下次一定要将酒喝好之类的话。
回到派出所后，我们和陈光辉队长简单地碰了下头，才知道，秦国涛还在继续抵抗，什么都不说。
“这样审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我试试？”我问道。
“也好，也好。”陈队长忙说道。
几个人进了办公室，坐了下来。
“秦国涛！”我大声地说着。
秦国头抬头看了看，见是我在说话，马上回答了一句：“李队长，我在。”
我将红色木柄的起子放在桌子上，没有做声，眼睛则盯着他。
秦国涛看了看起子，马上低下了头。
不给他有更多思考的余地，我接着说道：
“认识这把起子吗？”
“这是我家的起子。”秦国涛回答着。
“知道我们拿你家的起子做什么的吗？”继续问道。
秦国头又低下了头。
我没有理睬他的态度，而是往下说道：
“秦国涛，我希望你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要认清形势。你做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你不说，我也知道，因为现场勘查都是我进行的，你在里面是怎么活动的，这从哪里进去的，又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怎么作案的，我都明白，在这一点上，你说假话，不说话也没有用，我们有证据证实。叫你认清形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看你现在穿什么鞋？”
秦国涛顿了顿，才回答道：
“这是你们给我穿的鞋，我的鞋呢？”
“你说你的鞋在哪里呢？！你的鞋正被我们作为证据在使用！”我提高了声音。
“我的鞋怎么就是证据了？”秦国涛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这点，你自己清楚！”我毫不留情地说着。
“我真的不知道！”秦国涛语气里夹杂着强硬。
“你昨晚作案是穿这双鞋吧。”我不紧不慢的声音。
“你看见我昨晚穿了这双鞋？！”秦国涛的语气更是强硬。
我笑了笑，说道：
“我不但看见你穿了这双鞋，我还知道你右脚后跟外侧有一处被烟烧过的伤疤！”
“你在我家里看过我的鞋了，你当然知道那里有个伤疤。怎么了，这伤疤也犯法吗？法律规定鞋上不能有伤疤吗？！”秦国涛语气里充满了蔑视。
“鞋上有伤疤不犯法，但是，鞋上的伤疤却能证实你犯罪！证实你作案！证实你就是作案人！”我加强“犯罪”两字的语气。
秦国涛象泄气的皮球一样，无力地低垂着挺起的胸。
我将石膏模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大声地说着：
“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不是你鞋印的模子，这里是不是和你鞋一样的有伤疤！你认识这个伤疤吗？！”
秦国涛看了看，将头低得更低了。
“你不说话，你就能过关吗？你不说话，我们就不能处理你吗？！你别打错了算盘！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关你？！能不能判你的刑？！”我继续说着。
“我知道你虽然做了这样的事，然而，你不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现场还有不少钱，你都没有要，虽然你家里穷，虽然你家里非常需要钱，但是你却没有这么做，这证明你还没有坏到极点！你这么的做纯粹是一种泄愤的心理在作怪。你现在是泄愤了，同时你也将你自己和家毁了，你这么的做，真的的得不偿失啊！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而且孩子们都小，你还不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你真的想法律对你严惩吗？！你真的想法律从重判决你吗！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想想！”
秦国涛摇着头，开始用手抹擦着眼泪，并小声地哭了起来。
我停止了说话，抽着烟，看着秦国涛，我要给他思考和缓冲的时间。
一支烟抽完，我慢慢地说道：
“你家被扣的电视机、衣服、电扇都被送回去了。”
“什么？李队长，你刚才说什么？”秦国涛抬起了头，睁大眼睛看着我。
“李队长看你家孩子可怜，和张主任求情，将你家扣押的东西都还给你了！”阿安组长说道。
突然，秦国涛双脚一缩，跪在地上了，大声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李队长，你在我家看我鞋时，我就知道你已经认定了这事是我做的，我知道我是跑不了的了，我才跟着你们来的。我准备死也不承认的。
我恨计生办！我恨张主任！是他们将我家搞得这么的穷！搞得我不能安生！搞得我过不成年！搞得我和老婆吵架！我就是要烧他们，将他们烧干净！不然我这口气就无法出出来。
我人穷，我志不穷。我为什么要拿他们这些杂种的钱呢？！我怕弄脏了我的手！我只想烧，我想将他们烧得一干二净！
我几个可怜的孩子，都是我的错，让他们受苦受罪了，别人家过年是吃大鱼大肉，我们家是东借西借才过个年；她们跟着我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我对不住她们，我对不住她们啊……”
秦国涛摇着头，抹着眼泪，无助地看着我，我一阵心酸，说道：
“站起来，坐着说吧，既然你事都做了，说清楚，争取个好态度，好好改造，早日回来和她们团聚，也早日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这次，秦国涛非常听话，站了起来，又坐下，继续抹眼泪。
我递上一支烟和一个火机，秦国涛接过去，打了几次火，才点燃了香烟，用力地抽着。
我们都等待着，一支烟抽完，秦国头又抹了抹眼泪，坚定地说道：
“李队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
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和做笔录的人说吧。”
然后，我站了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案件情况，我都清楚，我没有必要再听，关键是我受不了他那无助的眼光！
院内阳光明媚，可感觉到阳光的温暖，一只小鸟正在枝头上欢快地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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