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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货，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
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服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小女孩一样，浑身战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指头！”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锄头停下了，但没有出声。
我用手电晃了一下，虽然只晃了一下，但我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在玉米地里和情人幽会被舅舅搅黄的小媳妇。我的尴尬真是无法形容，即使绕地球一圈回来，也仍然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我想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但这样说显然不对，我的本意是不知道是个女的，而不是另有所指。但一旦开口，似乎总是另有所指。我说：“这地是你家的呀，我不知道是你家的。”
我的声音变了，从冉姓坝的声音一下变成某种办公室的声音。除了有点虚伪，还有几分冷漠。好像有点儿怕她。我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是田表叔呀。表叔你回来了？”她倒没半点尴尬。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还没薅完哩，薅完这点就回家！”她爽朗地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走了两步，并没有想到马上离开，但她的锄头已经哗哗响起来，我解脱般地加快了步伐。
舅舅家已经吃过饭了。我一到，表嫂忙又去煮饭。在冉姓坝这里，招待贵宾就是煮饭给你吃，不管你吃过与否。
舅舅和大表哥在看电视，大表哥才四十岁，老相已经刻在脸上了。可他的眼睛一盯到电视上就像十多岁的孩子一样满脸傻乎乎的，把电视里的一切都当成真事，从不怀疑。这方面舅舅和他差不多，但他看电视不像儿子那么认真，看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把头勾到胸前，不时抬头看一眼，迷迷糊糊的，直到关机才彻底清醒过来。我进屋后，刚开始他们都很兴奋，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常态，难为情地保持着某种庄重，还有几分木讷。大表哥以素有的顺从听我和舅舅讲话，不时瞟一眼厨房，就像担心表嫂忙不过来，但他一次也没有起身去帮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舅舅问，仿佛我从他的望远镜里悄然潜回而他居然没看见，他有些不甘。
“三点半，同学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哪个同学？”舅舅认真地问。
直到我把这个同学的老家在哪儿，父亲叫什么名字，老婆在哪里上班等全都回答清楚，舅舅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对上树以来的生活有何看法甚至总结，虽然他不甚明了什么叫“看法”，更不会以用什么总结去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因为我在办公室呆惯了，这两个词不但成了常用词，有时还是关键词。我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每当他应该交出他的看法或总结时，他只用半句话或者一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问他为什么看人家送块腊肉给村长也要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好耍。”他说。
有人对被看得干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颇为难受。
他说：“我才不管。”
我说，除了看人，还可以看看树呀、鸟呀，尤其是鹰，鹰不但抓小鸡，还在空中扑别的鸟。他说：“没看头。”
表嫂把饭菜摆上桌，我只吃了半碗，大表哥和舅舅则吃了两碗，就像他们的肚子随时有空隙，只要有饭就能填进去，并且速度极快，吃菜的声音很响。
吃完后，舅舅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打盹，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每次醒来都能接上中断的话。我叫他去睡，他说他的瞌睡又没来。我知道他是为了留下来陪我，以为这是对在外工作的人应有的尊重。
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货，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
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服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小女孩一样，浑身战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指头！”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锄头停下了，但没有出声。
我用手电晃了一下，虽然只晃了一下，但我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在玉米地里和情人幽会被舅舅搅黄的小媳妇。我的尴尬真是无法形容，即使绕地球一圈回来，也仍然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我想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但这样说显然不对，我的本意是不知道是个女的，而不是另有所指。但一旦开口，似乎总是另有所指。我说：“这地是你家的呀，我不知道是你家的。”
我的声音变了，从冉姓坝的声音一下变成某种办公室的声音。除了有点虚伪，还有几分冷漠。好像有点儿怕她。我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是田表叔呀。表叔你回来了？”她倒没半点尴尬。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还没薅完哩，薅完这点就回家！”她爽朗地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走了两步，并没有想到马上离开，但她的锄头已经哗哗响起来，我解脱般地加快了步伐。
舅舅家已经吃过饭了。我一到，表嫂忙又去煮饭。在冉姓坝这里，招待贵宾就是煮饭给你吃，不管你吃过与否。
舅舅和大表哥在看电视，大表哥才四十岁，老相已经刻在脸上了。可他的眼睛一盯到电视上就像十多岁的孩子一样满脸傻乎乎的，把电视里的一切都当成真事，从不怀疑。这方面舅舅和他差不多，但他看电视不像儿子那么认真，看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把头勾到胸前，不时抬头看一眼，迷迷糊糊的，直到关机才彻底清醒过来。我进屋后，刚开始他们都很兴奋，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常态，难为情地保持着某种庄重，还有几分木讷。大表哥以素有的顺从听我和舅舅讲话，不时瞟一眼厨房，就像担心表嫂忙不过来，但他一次也没有起身去帮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舅舅问，仿佛我从他的望远镜里悄然潜回而他居然没看见，他有些不甘。
“三点半，同学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哪个同学？”舅舅认真地问。
直到我把这个同学的老家在哪儿，父亲叫什么名字，老婆在哪里上班等全都回答清楚，舅舅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对上树以来的生活有何看法甚至总结，虽然他不甚明了什么叫“看法”，更不会以用什么总结去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因为我在办公室呆惯了，这两个词不但成了常用词，有时还是关键词。我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每当他应该交出他的看法或总结时，他只用半句话或者一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问他为什么看人家送块腊肉给村长也要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好耍。”他说。
有人对被看得干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颇为难受。
他说：“我才不管。”
我说，除了看人，还可以看看树呀、鸟呀，尤其是鹰，鹰不但抓小鸡，还在空中扑别的鸟。他说：“没看头。”
表嫂把饭菜摆上桌，我只吃了半碗，大表哥和舅舅则吃了两碗，就像他们的肚子随时有空隙，只要有饭就能填进去，并且速度极快，吃菜的声音很响。
吃完后，舅舅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打盹，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每次醒来都能接上中断的话。我叫他去睡，他说他的瞌睡又没来。我知道他是为了留下来陪我，以为这是对在外工作的人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