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中文网 www.zmzw.net,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伯里克利位高权重,
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
然而他的待遇,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
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事实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囗或)”,是最早的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实际上,、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域和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囗或)”。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最后,才表示我们的国家。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都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polis)这个词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的意思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2]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可以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欧美人、印度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 -->>
伯里克利位高权重,
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
然而他的待遇,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
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事实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囗或)”,是最早的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实际上,、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域和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囗或)”。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最后,才表示我们的国家。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都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polis)这个词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的意思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2]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可以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欧美人、印度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