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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遭殃的就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当时那是杀红了眼，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
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1932年7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这两次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实力，之后红军连续惨败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次军区遭到干部审查团的调查逼供，导致近百名指战员死亡，其中还包括资格较老的刘明远等人，这让韩云华心惊不已。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比起来他韩云华就是一个粉嫩的新人白丁，要资历没资历，要党内威望没威望，根本不用中央发话他这个军区司令员就可能自然失踪。
更为严重的是，内军区现在几乎一半以上的部队是解救的俘虏和转正的伪军俘虏组成的，这些人放到哪里都不是清白之人，要是一旦这场运动真的弄成了肃反运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作为内军区的司令员，自家的事情自家当然清楚地很，内军区虽然战斗力强悍，实力强横，但是要是比资历和出身，别说和由红军的老底子组建而成的115、120、129这几个师相比了，就算是比起晋察冀军区也差了不少。红一军团1.5万人都能杀几千人，韩云华不敢想象内军区百万问题大军会被处决多少，所以这一次他真的是怕了，自重生到现在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韩云华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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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遭殃的就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当时那是杀红了眼，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
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1932年7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这两次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实力，之后红军连续惨败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次军区遭到干部审查团的调查逼供，导致近百名指战员死亡，其中还包括资格较老的刘明远等人，这让韩云华心惊不已。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比起来他韩云华就是一个粉嫩的新人白丁，要资历没资历，要党内威望没威望，根本不用中央发话他这个军区司令员就可能自然失踪。
更为严重的是，内军区现在几乎一半以上的部队是解救的俘虏和转正的伪军俘虏组成的，这些人放到哪里都不是清白之人，要是一旦这场运动真的弄成了肃反运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作为内军区的司令员，自家的事情自家当然清楚地很，内军区虽然战斗力强悍，实力强横，但是要是比资历和出身，别说和由红军的老底子组建而成的115、120、129这几个师相比了，就算是比起晋察冀军区也差了不少。红一军团1.5万人都能杀几千人，韩云华不敢想象内军区百万问题大军会被处决多少，所以这一次他真的是怕了，自重生到现在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韩云华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