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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为单位部署在每一个垛口后面的沟壑里，其中伍长担任指挥，剩余的士兵两人一组被分为甲乙两组，当伍长发出“隐蔽”口令时，所有士兵均抱膝坐在沟壑里，当伍长发出“预备”口令时，甲组士兵立即跃起冲上斜坡，而乙组士兵则起身沿着纵向沟壑来到相对应的垛口前，两组士兵均双手持枪做出待刺姿式。直到伍长喊出“甲组，杀——”或“乙组，杀——”的口令之后便一正一斜地刺出手中木枪。
同组士兵手中的木枪所刺方向不同，其中一名士兵刺击的是正面，而另外一个士兵刺击的却是左下角部位，而且刺击方向倾斜。
这几个口令相当简单，但是练习起来却并不容易，对伍长的心态和判断力以及士兵的反应力和辨别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训练士兵的反应速度，因此倒还费得力气不大，只训练了短短五天，四个队的士兵便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听到命令后迅即反应，从伍长发令到士兵进入战斗位置不超过喘一口气的功夫。
但是用草人进入实战阶段之后，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口令问题，因为各伍口令基本相同，而相聚距离又过近，因此最后的刺杀命令往往相互混淆，经常是某伍的伍长喊出一声命令后几乎全队的士兵一起刺出手中的木枪，而草人出现在城头的几率却是随机的，因此一次刺杀总有大部分士兵刺空。
这其实并不是伍长们的过错，而是设计口令之人的失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文革对此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往复地进行这种训练。
于是伍长们开始自己想办法变通，他们要求士兵们不要理会最后的刺杀口令，而是专心地盯着城头，直到草人出现再刺出长枪。
这样一来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有一些紧张的士兵往往在草人刚刚露出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刺出了木枪，结果当然是全部便刺空。另外，由于没有口令的指挥，两名士兵无法协调动作，往往是一个士兵已经刺出，而另一个士兵还在呆呆站立。
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重复训练中，伍长们终于逐渐理出了一个头绪，最终经过总结归纳，所有的什长伍长级军官统一了标准和规制，要求士兵们一律在草人的腰部露出城头的那一刹那刺出长枪。同时规定，负责正面攻击的士兵为基准士兵，即组长，侧面攻击的士兵以其动作为信号刺出手中的木枪，这样虽然导致侧翼的攻击比起正面的攻击慢了一线，但却并不足以影响刺杀效果。
而伍长们的指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城外举草人的“蓝军”部队在李文革的指挥下作出的一些假动作也被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伍长们一一识破。
沈宸后来去询问李文革，最后的刺杀口令明明是画蛇添足的，为什么不能废除，还要保留。
李文革对此的回答只有一句话：“那不是喊给自己人听的，那是喊给敌人听的……”
要让士兵们对不同的口令形成不同的习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总有那么几个士兵在听到那一声声“甲组，杀——”“乙组，杀——”的口令时条件反射地做出刺杀动作，于是他们的伍长便给这些士兵加码，经过近乎无比痛苦的训练，全营官兵终于做到了对这种迷惑性口令充耳不闻。
现代军队与古代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古代军队只要求士兵无条件服从，而现代军队却要求士兵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能力。
这并不是说现代军队可以不服从命令，现代军队注重的是素质训练，每个士兵仅仅是力气大并不能够杀死敌人，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攻击适当的地方才能够成功消灭敌人，而这个“适当的”一方面需要军官对作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归纳，一方面需要士兵的临战观察与判断，二者缺一不可。
李文革并不想培养出一支如同提线木偶一样只会做机械动作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或许在阵列战当中能够很威风，但是在绝大多数作战环境中并不占优势，不会观察不会思考不会判断的士兵脱离了指挥官就会无所适从，或许这样的士兵可以打胜仗，但是面对败局却会全线崩溃。
李文革不止一次地在训练中强调白刃战的重要意义，强调的并不仅仅是勇气。未来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作为什伍一级的基层军官的阵亡或者负伤在这个时代是很频繁的，如果一切都依赖长官的指挥，那么一个伍长死掉就会导致五名士兵丧失战斗力，李文革不想让这种情况出现在自己的部队里。
目前的训练还仅仅是最初步的，李文革的最终目的是将这些士兵训练成在战斗中不依靠基层军官命令便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对敌军士兵进行成建制攻击的强兵，除了严格的训练之外，这还需要血的经验和教训，芦子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练兵场所。
除了部署正面的防御战术之外，李文革对城关两翼的悬崖峭壁极不放心，两侧的山脉骑兵肯定是爬不上去的，但是只要下马徒步行进，党项人的弓箭手是有爬上去居高临下对城关上的守军造成远程打击威胁的。因此李文革加紧了修缮西侧小山上军寨的进程，并且严谨士兵们砍伐关外两侧山坡上的树木，那些都是掩护侧翼部队的天然屏障。
沈宸倒是认为侧翼的威胁不大，敌人的弓箭手不是猴子，城关前十余里范围内倒是也有一些低矮的丘陵可以攀爬上去，上次伏击细封敏达丙队的兵力就部署在这些丘陵上，但是城关两侧的山坡却都是又高又陡，在上面展开大兵力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便爬上去向下进行弓箭射击也相对很困难。因为两边的坡度近乎是个直角，在山上面能够越过横生的树枝看清下面城关上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稍不留神就会摔下来。历代延州镇守者在这里设关不是没有理由的，高耸的土门山就仿佛两扇大门，芦子关则是门闩。
然而李文革仍不放心，在他看来黄土高原上的这种所谓险地比起川中的山峦简直连土包都算不上，其某些地方的险要程度连太行山都不如，不在两翼部属一些兵力实在是不能放心。
沈宸更担心的是四周山脉中存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小路，若是被党项骑兵从这些小径绕过芦子关切断了后路和补给线就很麻烦了。不过经过多日打探，沈宸发现这些小路倒不是没有，但是都是些绝对不能令马匹通行又险又窄的山路，还有一些河流溪水纵横其间，若非常年在此居住的山里人，任谁也不可能健步如飞地在这种山间小道上安心行走。
就算党项人下马绕道，从这些小道绕过芦子关出现在延州境内，没有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决不可能的。人马越多需要的时间越长，一百人规模的部队需要一个月的话，一千人的队伍则最少需要两个月，有这时间，早够党项骑兵在延州境内兜个***打一个来回的了。
最关键的是，这些游牧民族，是没有翻山越岭的习惯的。
加固城关和训练守城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骑兵斥候小队也在紧张地训练，如今已经能够执行一些十分简单的任务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陈哲的商队自定难军地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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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点事，晚了，还是厚颜拉票，晚上二更
伍为单位部署在每一个垛口后面的沟壑里，其中伍长担任指挥，剩余的士兵两人一组被分为甲乙两组，当伍长发出“隐蔽”口令时，所有士兵均抱膝坐在沟壑里，当伍长发出“预备”口令时，甲组士兵立即跃起冲上斜坡，而乙组士兵则起身沿着纵向沟壑来到相对应的垛口前，两组士兵均双手持枪做出待刺姿式。直到伍长喊出“甲组，杀——”或“乙组，杀——”的口令之后便一正一斜地刺出手中木枪。
同组士兵手中的木枪所刺方向不同，其中一名士兵刺击的是正面，而另外一个士兵刺击的却是左下角部位，而且刺击方向倾斜。
这几个口令相当简单，但是练习起来却并不容易，对伍长的心态和判断力以及士兵的反应力和辨别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训练士兵的反应速度，因此倒还费得力气不大，只训练了短短五天，四个队的士兵便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听到命令后迅即反应，从伍长发令到士兵进入战斗位置不超过喘一口气的功夫。
但是用草人进入实战阶段之后，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口令问题，因为各伍口令基本相同，而相聚距离又过近，因此最后的刺杀命令往往相互混淆，经常是某伍的伍长喊出一声命令后几乎全队的士兵一起刺出手中的木枪，而草人出现在城头的几率却是随机的，因此一次刺杀总有大部分士兵刺空。
这其实并不是伍长们的过错，而是设计口令之人的失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文革对此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往复地进行这种训练。
于是伍长们开始自己想办法变通，他们要求士兵们不要理会最后的刺杀口令，而是专心地盯着城头，直到草人出现再刺出长枪。
这样一来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有一些紧张的士兵往往在草人刚刚露出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刺出了木枪，结果当然是全部便刺空。另外，由于没有口令的指挥，两名士兵无法协调动作，往往是一个士兵已经刺出，而另一个士兵还在呆呆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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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伍长们的指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城外举草人的“蓝军”部队在李文革的指挥下作出的一些假动作也被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伍长们一一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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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宸倒是认为侧翼的威胁不大，敌人的弓箭手不是猴子，城关前十余里范围内倒是也有一些低矮的丘陵可以攀爬上去，上次伏击细封敏达丙队的兵力就部署在这些丘陵上，但是城关两侧的山坡却都是又高又陡，在上面展开大兵力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便爬上去向下进行弓箭射击也相对很困难。因为两边的坡度近乎是个直角，在山上面能够越过横生的树枝看清下面城关上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稍不留神就会摔下来。历代延州镇守者在这里设关不是没有理由的，高耸的土门山就仿佛两扇大门，芦子关则是门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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