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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与秦王政同车返回咸阳。
宝鼎已经感觉到了秦王政无法接受自己的治国思路。虽然秦王政表现得很平静，很大度，一直微笑聆听，但宝鼎还是从他的质询中清晰得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本来就没有指望秦王政能接受，他只是希望秦王政能换一种角度考虑国事，从天下苍生的角度出发筹划国策，而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只顾及王国本身和权贵官僚们的利益。天下苍生是未来帝国的根基，人心向背则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如果帝国失去了人心，不管始皇帝是不是长生不老，也不管帝国的武力有多么强悍，最终都将败亡于陈胜吴广之手，就算杀掉了刘邦项羽这些人，依旧有无数的贫贱者揭竿而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传承了六百余年的旧贵族旧官僚在年复一年的战火中犯下了“累累罪行”，当“**”烽火点燃的霎那，当陈胜吴广高高举旗大旗的霎那，他们给自己修建了六百年的坟墓终于完工了，旧贵族旧官僚终于到了死亡的一刻。
这种颠覆性的**不是由下而上，就要由上而下，秦王政，这位未来的始皇帝。如果不能在治国思路上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帝国的制度和国策不能进行修改和调整，帝国必将灭亡，公子宝鼎即使有擎天之力也无法拯救帝国。
宝鼎急不可耐，试图在秦王政坚固的思想上打开一道小小的裂缝，而秦王政则试图改造宝鼎，把他那种荒诞的完全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彻底摧毁，把他打造成与自己一样的坚定的“法治”的捍卫者。
在过去的六百余年里，从春秋到战国，从争霸到兼并，诸侯国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改革”都是为了强国。国强才能在激烈的逐鹿大战中生存下来，王国生存了，国民才能生存，所以王国的王、士、民三大阶层都在为生存而浴血搏杀。王为了生存，想方设法榨取“士”和“民”的价值，恨不能敲骨吸髓；士卿为了生存，不惜一切代价盘剥最底层的“民”，他们所谓的变法改革，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最大程度地榨取平民的血汗以强大王国；“民”的命运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为了所谓的“国”，所谓的“君”，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忍受，任由君王和士卿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这个时代的“民”就像羊圈里的羊，吃得是草。贡献的是皮毛和骨肉，而君王是牧羊者，士卿是獒犬。在牧羊者和獒犬的眼里，羊就是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衣食，生杀予夺。你让一个牧羊者，让一头獒犬，从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把羊养大养肥，自己却节衣缩食，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旧贵族旧官僚的治国理念传承了六百余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年代，而宝鼎的治国理念来自于后世，准确地说，就是来自于汉初，距离咸阳一把大火将旧贵族旧官僚彻底焚烧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年而已。这种治国理念是由一帮“领头羊”带领一群“羊”在“**”成功之后，从“羊”的角度出发，以“羊”为本创造出来的，是在中土大一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主旨是强国富民，它完全区别于上一个时代在诸侯争霸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以“君王”为本的单纯追求强国的治国理念。
在这个时代。君王当然可以接受“强国”的理念，但绝对不能接受“富民”的思想。把羊养大养肥了却有限宰割，干什么？让他们造反啊？养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宰杀充饥啊，否则君王和士卿们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去抢更多的草场，掳掠更多的羊？
宝鼎思前想后，不免感到沮丧。先前自己的想法过于单纯幼稚，过于异想天开了。自从融入到这个时代，融入到咸阳这个大秦国的权力中心后，自己用后世人的目光冷静地观察和思考，最终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若想从治国理念上、从治国策略上去改变历史轨迹，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除非自己做君王，做中土的主宰，才有可能实现由上而下的颠覆性改革，否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的车轮一路咆哮着冲进万丈深渊。
自己做君王？宝鼎想到这里不禁头皮发麻，背心处更是冷汗涔涔。坐在自己对面的可是始皇帝，千古第一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雄主，自己玩得过他？自己算什么？前世一个市井小民，穿越而来，侥幸重生到一个宗室公子身上，而这位宗室公子又是“万众瞩目”的一个特殊人物，稍有异动，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还要连累成千上万的无辜者。
想都不要想，绝对不要想。此路走不通，还有其它的办法。大禹治水。先堵后疏，既然强行“堵”不住，那就只有疏浚河道了。现在距离帝国诞生还有十一年，自己还有时间疏浚帝国奔腾的河道，只要把河道整缮好了，或许就能帮助帝国逃避决堤的命运，逃避败亡的命运。
兄弟两人在车上继续探讨，但宝鼎不敢再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敢再尝试着强行“封堵”，而是试着用“疏浚”的方法，比如对外要未雨绸缪，先期缓解匈奴人对中土的威胁；比如进行学室制度和取士制度的改革，先期做好官吏的储备；比如加大农耕和水利的投入，设法增加粮食的产量，确保庶民的吃饭问题；比如商贸回易，还是要借鉴计然之术，大力支持，增加税赋收入。
秦王政对继续发展商贸一事持否定态度。自从吕不韦被赶出咸阳，大秦人就把《吕氏春秋》束之高阁，“以商富国”的策略随即被抛弃。大秦人把《商君书》又拿了出来。法家重农抑商，崇本抑末，而这两年的连续征伐使得粮草物资异常紧缺，最近爆发的盐铁大案更是暴露了商贾逐利对王国造成的巨大危害。所以新年过后，廷尉卿李斯、博士韩非等法家士卿连续上书，建议朝廷调整国策，重农抑商，把更多的人力财力投到农耕之上。
宝鼎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他提醒秦王政，凡事有利有弊，切切不可矫枉过正，尤其在这个大争之世，保持必要的商贸以便与他国互通往来还是非常必要的。
秦王政对宝鼎越来越欣赏，他感觉宝鼎就像一座神秘的宝库。只要不断挖掘，就能获得意外的惊喜。虽然他与宝鼎在国政上的分歧非常明显，但宝鼎才华横溢，这一点毋庸置疑，用得好了，就是大秦之福，老嬴家之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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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与秦王政同车返回咸阳。
宝鼎已经感觉到了秦王政无法接受自己的治国思路。虽然秦王政表现得很平静，很大度，一直微笑聆听，但宝鼎还是从他的质询中清晰得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本来就没有指望秦王政能接受，他只是希望秦王政能换一种角度考虑国事，从天下苍生的角度出发筹划国策，而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只顾及王国本身和权贵官僚们的利益。天下苍生是未来帝国的根基，人心向背则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如果帝国失去了人心，不管始皇帝是不是长生不老，也不管帝国的武力有多么强悍，最终都将败亡于陈胜吴广之手，就算杀掉了刘邦项羽这些人，依旧有无数的贫贱者揭竿而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传承了六百余年的旧贵族旧官僚在年复一年的战火中犯下了“累累罪行”，当“**”烽火点燃的霎那，当陈胜吴广高高举旗大旗的霎那，他们给自己修建了六百年的坟墓终于完工了，旧贵族旧官僚终于到了死亡的一刻。
这种颠覆性的**不是由下而上，就要由上而下，秦王政，这位未来的始皇帝。如果不能在治国思路上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帝国的制度和国策不能进行修改和调整，帝国必将灭亡，公子宝鼎即使有擎天之力也无法拯救帝国。
宝鼎急不可耐，试图在秦王政坚固的思想上打开一道小小的裂缝，而秦王政则试图改造宝鼎，把他那种荒诞的完全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彻底摧毁，把他打造成与自己一样的坚定的“法治”的捍卫者。
在过去的六百余年里，从春秋到战国，从争霸到兼并，诸侯国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改革”都是为了强国。国强才能在激烈的逐鹿大战中生存下来，王国生存了，国民才能生存，所以王国的王、士、民三大阶层都在为生存而浴血搏杀。王为了生存，想方设法榨取“士”和“民”的价值，恨不能敲骨吸髓；士卿为了生存，不惜一切代价盘剥最底层的“民”，他们所谓的变法改革，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最大程度地榨取平民的血汗以强大王国；“民”的命运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为了所谓的“国”，所谓的“君”，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忍受，任由君王和士卿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这个时代的“民”就像羊圈里的羊，吃得是草。贡献的是皮毛和骨肉，而君王是牧羊者，士卿是獒犬。在牧羊者和獒犬的眼里，羊就是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衣食，生杀予夺。你让一个牧羊者，让一头獒犬，从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把羊养大养肥，自己却节衣缩食，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旧贵族旧官僚的治国理念传承了六百余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年代，而宝鼎的治国理念来自于后世，准确地说，就是来自于汉初，距离咸阳一把大火将旧贵族旧官僚彻底焚烧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年而已。这种治国理念是由一帮“领头羊”带领一群“羊”在“**”成功之后，从“羊”的角度出发，以“羊”为本创造出来的，是在中土大一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主旨是强国富民，它完全区别于上一个时代在诸侯争霸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以“君王”为本的单纯追求强国的治国理念。
在这个时代。君王当然可以接受“强国”的理念，但绝对不能接受“富民”的思想。把羊养大养肥了却有限宰割，干什么？让他们造反啊？养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宰杀充饥啊，否则君王和士卿们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去抢更多的草场，掳掠更多的羊？
宝鼎思前想后，不免感到沮丧。先前自己的想法过于单纯幼稚，过于异想天开了。自从融入到这个时代，融入到咸阳这个大秦国的权力中心后，自己用后世人的目光冷静地观察和思考，最终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若想从治国理念上、从治国策略上去改变历史轨迹，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除非自己做君王，做中土的主宰，才有可能实现由上而下的颠覆性改革，否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的车轮一路咆哮着冲进万丈深渊。
自己做君王？宝鼎想到这里不禁头皮发麻，背心处更是冷汗涔涔。坐在自己对面的可是始皇帝，千古第一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雄主，自己玩得过他？自己算什么？前世一个市井小民，穿越而来，侥幸重生到一个宗室公子身上，而这位宗室公子又是“万众瞩目”的一个特殊人物，稍有异动，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还要连累成千上万的无辜者。
想都不要想，绝对不要想。此路走不通，还有其它的办法。大禹治水。先堵后疏，既然强行“堵”不住，那就只有疏浚河道了。现在距离帝国诞生还有十一年，自己还有时间疏浚帝国奔腾的河道，只要把河道整缮好了，或许就能帮助帝国逃避决堤的命运，逃避败亡的命运。
兄弟两人在车上继续探讨，但宝鼎不敢再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敢再尝试着强行“封堵”，而是试着用“疏浚”的方法，比如对外要未雨绸缪，先期缓解匈奴人对中土的威胁；比如进行学室制度和取士制度的改革，先期做好官吏的储备；比如加大农耕和水利的投入，设法增加粮食的产量，确保庶民的吃饭问题；比如商贸回易，还是要借鉴计然之术，大力支持，增加税赋收入。
秦王政对继续发展商贸一事持否定态度。自从吕不韦被赶出咸阳，大秦人就把《吕氏春秋》束之高阁，“以商富国”的策略随即被抛弃。大秦人把《商君书》又拿了出来。法家重农抑商，崇本抑末，而这两年的连续征伐使得粮草物资异常紧缺，最近爆发的盐铁大案更是暴露了商贾逐利对王国造成的巨大危害。所以新年过后，廷尉卿李斯、博士韩非等法家士卿连续上书，建议朝廷调整国策，重农抑商，把更多的人力财力投到农耕之上。
宝鼎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他提醒秦王政，凡事有利有弊，切切不可矫枉过正，尤其在这个大争之世，保持必要的商贸以便与他国互通往来还是非常必要的。
秦王政对宝鼎越来越欣赏，他感觉宝鼎就像一座神秘的宝库。只要不断挖掘，就能获得意外的惊喜。虽然他与宝鼎在国政上的分歧非常明显，但宝鼎才华横溢，这一点毋庸置疑，用得好了，就是大秦之福，老嬴家之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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