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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工作，实际上下基层的时间比较少，有事就是电话联系，发个通知，然后等着下面的汇报就行。
用时髦点的词来说，就是人浮于事。
见林安然盯着他直看，目光半分没挪开，不回答又不行，幸好他心头活泛，平时推卸功夫有一定火候，便往朱得标身上推去：“林书记，不瞒您说，我确实不清楚。基金会是县里管的，从前贷款之类也是朱镇长抓在手里。现在出事了，文件也下来了，你也清楚，县里是陈县长挂帅，咱们镇里是朱镇长挂帅，我虽然在清偿小组里也挂了个组员，不过他从没叫过我去通报情况，也没要求我配合工作，所以……”
林安然说：“你就什么都不清楚，对吧？”
黄公胜见郑志坚下不了台，赶紧救驾：“林书记，我清楚。”
林安然噢了一声，问：“那你说说。”
黄公胜得意道：“整个水东村，欠基金会钱的一共七十六人，共计欠款一百五十二万元，目前我们通过有效的手段，已经清偿了九十二万元，在咱们太平镇十五条村里，清偿率是排名第三位！将来我们还会再接再励，尽快在清缴期限内把欠款都追缴上来。”
在黄公胜看来，基金会债务清缴工作实际上是上级交待的任务，而且有奖励，算得上是政绩，汇报一下表功也是应该的。
但是在林安然看来，却并非是简单的政绩。从水东村的经济状况来看，要榨出这九十二万，恐怕石头里都要掐出水来。
“黄支书，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有效手段’是什么？”
黄公胜以为林安然要听自己的经验之谈，神采飞扬道：“第一，把责任落实到人，每个村干部负责一组人员的催缴工作，我负责全面指挥和督促；第二，对不能按时清缴的人，先是扣押有价值的物品，例如渔船之类，这半个月，我们就扣押了二十条木壳渔船，通过售卖获得了十七万元的欠款；第三，对那些既不交欠款又没有渔船的，我们按照县里的指示，扣人，让他们先找亲戚朋友借……”
林安然打断黄公胜：“你说扣押渔船，我想问，这些渔船是怎么估价，怎么卖？”
黄公胜说：“县里有几个船厂，专门做渔船的，他们肯回收，直接卖给他们就可以了。这些船虽然不是什么大船，不过卖到其他县或者其他市，很多渔民都要呢。价格便宜嘛！”
林安然心道，简直就是法盲！这些东西未经统一估价，又不经法院封存拍卖，直接就这么拉到船厂卖掉，谁监管其中的交易过程？如果是贱价低卖，从中渔利，谁又是最大的获益者？
一想到这些，林安然觉得这次清偿工作简直就是漏洞百出，看来回去以后要和朱得标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最近朱得标一直没找自己汇报过基金会的事，恐怕其中就是有猫腻，所以想拖着不汇报，看来自己要催他才行。如果这个人真的连这种利益都敢侵吞，在其中动手脚，此人恐怕真的要想办法拿掉，否则对太平镇的工作百害无一利。
“你们村是不是有二十多人被抓到县里去了？这谁给你们的权？”
黄公胜委屈道：“林书记，这又不是我们定下的规矩，县里、镇里都这么指示，我们只是执行而已。”
林安然觉得已经没必要再在此处听黄公胜的废话了，水东村的情况，说到底就是一个穷字，村里根本没有别的收入，都靠打渔、养羊为生，经基金会的事情一冲击，更是雪上加霜，难怪进村以后都看不到几个年轻人，恐怕欠账的都逃了，没欠账的都去打工了。
解决这个难题，还是要发展经济。问题是，在太平镇这种传统的渔村模式为主的地方，难道真的要实行开发区引进工业，招商引资这套？恐怕是行不通的，他忽然想起李亚文在监狱里对他说起过的海洋综合养殖计划，当时说是养殖九孔鲍鱼的苏易曾经有兴趣，看来自己有时间要去市里会一会苏易，看他愿不愿意来这边实施这个计划。
农村工作，实际上下基层的时间比较少，有事就是电话联系，发个通知，然后等着下面的汇报就行。
用时髦点的词来说，就是人浮于事。
见林安然盯着他直看，目光半分没挪开，不回答又不行，幸好他心头活泛，平时推卸功夫有一定火候，便往朱得标身上推去：“林书记，不瞒您说，我确实不清楚。基金会是县里管的，从前贷款之类也是朱镇长抓在手里。现在出事了，文件也下来了，你也清楚，县里是陈县长挂帅，咱们镇里是朱镇长挂帅，我虽然在清偿小组里也挂了个组员，不过他从没叫过我去通报情况，也没要求我配合工作，所以……”
林安然说：“你就什么都不清楚，对吧？”
黄公胜见郑志坚下不了台，赶紧救驾：“林书记，我清楚。”
林安然噢了一声，问：“那你说说。”
黄公胜得意道：“整个水东村，欠基金会钱的一共七十六人，共计欠款一百五十二万元，目前我们通过有效的手段，已经清偿了九十二万元，在咱们太平镇十五条村里，清偿率是排名第三位！将来我们还会再接再励，尽快在清缴期限内把欠款都追缴上来。”
在黄公胜看来，基金会债务清缴工作实际上是上级交待的任务，而且有奖励，算得上是政绩，汇报一下表功也是应该的。
但是在林安然看来，却并非是简单的政绩。从水东村的经济状况来看，要榨出这九十二万，恐怕石头里都要掐出水来。
“黄支书，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有效手段’是什么？”
黄公胜以为林安然要听自己的经验之谈，神采飞扬道：“第一，把责任落实到人，每个村干部负责一组人员的催缴工作，我负责全面指挥和督促；第二，对不能按时清缴的人，先是扣押有价值的物品，例如渔船之类，这半个月，我们就扣押了二十条木壳渔船，通过售卖获得了十七万元的欠款；第三，对那些既不交欠款又没有渔船的，我们按照县里的指示，扣人，让他们先找亲戚朋友借……”
林安然打断黄公胜：“你说扣押渔船，我想问，这些渔船是怎么估价，怎么卖？”
黄公胜说：“县里有几个船厂，专门做渔船的，他们肯回收，直接卖给他们就可以了。这些船虽然不是什么大船，不过卖到其他县或者其他市，很多渔民都要呢。价格便宜嘛！”
林安然心道，简直就是法盲！这些东西未经统一估价，又不经法院封存拍卖，直接就这么拉到船厂卖掉，谁监管其中的交易过程？如果是贱价低卖，从中渔利，谁又是最大的获益者？
一想到这些，林安然觉得这次清偿工作简直就是漏洞百出，看来回去以后要和朱得标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最近朱得标一直没找自己汇报过基金会的事，恐怕其中就是有猫腻，所以想拖着不汇报，看来自己要催他才行。如果这个人真的连这种利益都敢侵吞，在其中动手脚，此人恐怕真的要想办法拿掉，否则对太平镇的工作百害无一利。
“你们村是不是有二十多人被抓到县里去了？这谁给你们的权？”
黄公胜委屈道：“林书记，这又不是我们定下的规矩，县里、镇里都这么指示，我们只是执行而已。”
林安然觉得已经没必要再在此处听黄公胜的废话了，水东村的情况，说到底就是一个穷字，村里根本没有别的收入，都靠打渔、养羊为生，经基金会的事情一冲击，更是雪上加霜，难怪进村以后都看不到几个年轻人，恐怕欠账的都逃了，没欠账的都去打工了。
解决这个难题，还是要发展经济。问题是，在太平镇这种传统的渔村模式为主的地方，难道真的要实行开发区引进工业，招商引资这套？恐怕是行不通的，他忽然想起李亚文在监狱里对他说起过的海洋综合养殖计划，当时说是养殖九孔鲍鱼的苏易曾经有兴趣，看来自己有时间要去市里会一会苏易，看他愿不愿意来这边实施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