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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中文网 www.zmzw.net,饥饿的盛世(出书版)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名臣论”。他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好名”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在打击限制大臣“好名之习”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扑毁”,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在“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大罪”: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能为朕师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第七章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

    清代皇室对过生日特别重视。乾隆的重孙媳慈禧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战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过。乾隆对生日的在乎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皇帝的整生日却仍然是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虽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寿的庆典实际上连绵不断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

    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却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这道折子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

    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却说,这个制度问题极大。因为它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违法乱纪之风,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与议罪银制度的实行有关。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素来贪污之人更可以胆大妄为,盗用公款,反正日后查出来,罚点银子赔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员因为财政紧张,难保任内不出现亏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结好属下,以求身后出现亏空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砷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

    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砷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是多么不现实。如果是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皇帝的拒谏之心已显露在字里行间,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虽然丢了面子,却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他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

    尹壮图说,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对大清政局无不痛心疾首。“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些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花样,几乎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出来。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一一调查取证。“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说,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他请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证据。

    尹氏的头一道奏折只是让皇帝略有不悦,这道复奏却让皇帝深受刺激。皇帝读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一段,手剧烈地抖起来,脸也涨得通红。旁边伺候的老太监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前递过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几口,闭目片刻,才慢慢平静下来,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后把笔掷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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