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矫情的闲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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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岂敢乱说矫情?先混个脸熟,让你掏点孔方兄买些并不“洛阳纸贵”的图书音碟,才是其最大的矫情了吧!
矫情是舞文弄墨者永恒的主题,虽然大家都隐忍不言,只因“潜规则”如此,不能彼此坏了人家好事,才可以在道上混个吃喝。欺世盗名的道,与孔子说的“盗亦有道”的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量齐观的。
白居易读老子道德经后曾经写过一篇诗歌:“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窃以为:不能单纯从批评前人角度,去曲解作者,并借题发挥,言外之意不言也可自明。大抵是感慨所见矫情文章盛行于世,抒发白居易个中怀抱与机杼了吧!
如果说往古代去追溯,因文言与白话的隔阂,只能管窥与蠡测。那么用白话文书写的文章,不矫情的大家并不多见,仅就我心仪的几位妄言之。
因拜谒过马一浮(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在杭州花港观鱼的别墅,详细阅读了马老的诗歌,例如:“佛地人间有,心如万法忘。山深无客至,坐久觉花香。竹影寒相对,茶烟静不飏。楼开弹指顷,何必羡西方”字字珠玑,如方外禅师点化冥顽之人,那样醍醐灌顶般清澈。
我特别钟情并流连于弘一法师出家的虎跑,每每在青山素水怀抱,读着他纪念馆里的字画,忘记时间流逝。除了耳目能详并传唱的送别,他的书愤诗,也纯净如天下第三泉,无一丝杂质入眼入心。“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趄庭有笑声。”
最耐人寻味的,当是在学术界有“教授的教授”之称的陈寅恪。我们只需读懂他只字片语,足以烧尽自己平生所学的糟粕书了。他在五十六岁生日时写三绝之一:“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当是其极度孤独寂寥人生境界的写照,是对人间矫情文字的大慈大悲与彻悟了吧!
我以为:文人相轻是最大的矫情。因为文人与俚俗之人,同样寄居人世,所谓“世故”就因在世之故!伪文人与御用文人,自古以来就每有井水处就俯仰皆是。在提笔运笔的一刹,倘若偶尔想一想,那些堪称真正文人的先贤谆谆告诫,至少不至于用矫情来蛊毒自己,更不贻害殃及读者!
杜甫告诉我们“在山泉水清、在世泉水浊”;陶渊明隐逸于桃花源了,留下了“归去来兮”的奇文;济公尽管外表邋遢龌龊不已,腹有锦绣气自华,时时吐露出“愿把西湖做酒池,一浪过时喝一口”的豪迈!钱钟书著作学贯东西,姓钱而拒绝钱财的腐臭;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告诫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陈寅恪也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
世界上只有名与利两条船,当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有庄子鼓盆而歌的气度,对待自己捉刀弄笔生涯,当是最大的幸事了。
我最喜欢的直面死亡时写下的文字,试金石般甄别着矫情与真诚的含量与配比。颜真卿的祭侄文,也是涂抹之处殊甚、败笔比比皆是,虽然被公评为王羲之兰亭序之下的第二行书,未尝不是在书法界盛名不及后者使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也同样没有一丝矫情,醇厚的感情让人读了心灵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只是如京痞子般,用嘴皮子上的矫情,街头里巷消磨时日也就罢了,并不留存点墨寸笔,那当是自诩为文人之辈的莫大德行了!
不妨如我,只拉杂地写点闲话,只聊藉此生,却不营营以求那文字之外矫情的格外馈赠与厚睐,也不说其他所谓“文人多矫情”的怪话,只愿在本已是非多多的白纸黑字里,少留痴言妄语,那就算写字者的最大斯文了。
写到这里,想起数日前自己口占的打油诗,作为本文结语。
文人是非文人写,自古矫情此时多。
新桃换却旧符时,风月无情雪花飘。
2010年1月13日
,他们岂敢乱说矫情?先混个脸熟,让你掏点孔方兄买些并不“洛阳纸贵”的图书音碟,才是其最大的矫情了吧!
矫情是舞文弄墨者永恒的主题,虽然大家都隐忍不言,只因“潜规则”如此,不能彼此坏了人家好事,才可以在道上混个吃喝。欺世盗名的道,与孔子说的“盗亦有道”的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量齐观的。
白居易读老子道德经后曾经写过一篇诗歌:“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窃以为:不能单纯从批评前人角度,去曲解作者,并借题发挥,言外之意不言也可自明。大抵是感慨所见矫情文章盛行于世,抒发白居易个中怀抱与机杼了吧!
如果说往古代去追溯,因文言与白话的隔阂,只能管窥与蠡测。那么用白话文书写的文章,不矫情的大家并不多见,仅就我心仪的几位妄言之。
因拜谒过马一浮(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在杭州花港观鱼的别墅,详细阅读了马老的诗歌,例如:“佛地人间有,心如万法忘。山深无客至,坐久觉花香。竹影寒相对,茶烟静不飏。楼开弹指顷,何必羡西方”字字珠玑,如方外禅师点化冥顽之人,那样醍醐灌顶般清澈。
我特别钟情并流连于弘一法师出家的虎跑,每每在青山素水怀抱,读着他纪念馆里的字画,忘记时间流逝。除了耳目能详并传唱的送别,他的书愤诗,也纯净如天下第三泉,无一丝杂质入眼入心。“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趄庭有笑声。”
最耐人寻味的,当是在学术界有“教授的教授”之称的陈寅恪。我们只需读懂他只字片语,足以烧尽自己平生所学的糟粕书了。他在五十六岁生日时写三绝之一:“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当是其极度孤独寂寥人生境界的写照,是对人间矫情文字的大慈大悲与彻悟了吧!
我以为:文人相轻是最大的矫情。因为文人与俚俗之人,同样寄居人世,所谓“世故”就因在世之故!伪文人与御用文人,自古以来就每有井水处就俯仰皆是。在提笔运笔的一刹,倘若偶尔想一想,那些堪称真正文人的先贤谆谆告诫,至少不至于用矫情来蛊毒自己,更不贻害殃及读者!
杜甫告诉我们“在山泉水清、在世泉水浊”;陶渊明隐逸于桃花源了,留下了“归去来兮”的奇文;济公尽管外表邋遢龌龊不已,腹有锦绣气自华,时时吐露出“愿把西湖做酒池,一浪过时喝一口”的豪迈!钱钟书著作学贯东西,姓钱而拒绝钱财的腐臭;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告诫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陈寅恪也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
世界上只有名与利两条船,当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有庄子鼓盆而歌的气度,对待自己捉刀弄笔生涯,当是最大的幸事了。
我最喜欢的直面死亡时写下的文字,试金石般甄别着矫情与真诚的含量与配比。颜真卿的祭侄文,也是涂抹之处殊甚、败笔比比皆是,虽然被公评为王羲之兰亭序之下的第二行书,未尝不是在书法界盛名不及后者使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也同样没有一丝矫情,醇厚的感情让人读了心灵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只是如京痞子般,用嘴皮子上的矫情,街头里巷消磨时日也就罢了,并不留存点墨寸笔,那当是自诩为文人之辈的莫大德行了!
不妨如我,只拉杂地写点闲话,只聊藉此生,却不营营以求那文字之外矫情的格外馈赠与厚睐,也不说其他所谓“文人多矫情”的怪话,只愿在本已是非多多的白纸黑字里,少留痴言妄语,那就算写字者的最大斯文了。
写到这里,想起数日前自己口占的打油诗,作为本文结语。
文人是非文人写,自古矫情此时多。
新桃换却旧符时,风月无情雪花飘。
2010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