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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良药和寄托。当小楼为了蝶衣在冬夜的雪地里跪着受罚，蝶衣隔着窗子心疼地看着他。等小楼回来后，蝶衣自己光着身子，却把被子给冻成了“雪人”的小楼裹上。接着，两人依偎在一起睡觉时，蝶衣紧紧地搂着小楼，仿佛怕失去了他。从这一细节可知，童年的段程二人积累了深厚的情谊。然而，段对程的感情只是手足情意，而程对段的感情中却流露出深深的依赖，并且超越了兄弟的亲情。
片中蝶衣性格的纤细、所处的弱势以及虞姬的角色赋予似乎注定了他女性化的形象。其实，思凡中那一句永远说错的念白：“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就表现了蝶衣对于男性的倾向与渴望。但是，对童年的程蝶衣而言，母亲的妓女身份和狠心抛弃，戏园的严厉规矩和暴力惩罚，小师兄弟们的冷嘲热讽和排挤欺生，都使他产生一种严重的缺失感。小豆子经历无数苦难，其间也曾有过逃跑的行动，但同行的小癞子由于承受不了逃跑罪名下的严厉惩罚而自杀，使他明白，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不学戏就真的活不成；其次，当他再次唱错台词，小石头作为暴力的实施者，抄起师傅的烟袋锅在小豆子的嘴里一阵狂搅。无论在影片的视觉呈现、还是在弗洛依德主义的象征意义上，这都无疑是一个强奸的场景，但这次暴力实现了改写的最后一笔，在鲜血由小豆子的嘴角淌出的镜头之后，他似乎带着一种迷醉、幸福的表情款款地站起身来，行云流水般地道出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至此，其实他已默默认同了女性的身份。
关师傅关于霸王别姬的教诲，则令他彻底认同了自我成全、从一而终的道理。之后，小豆子一步步地“悟”戏“由雄化雌”——从意识到潜意识都逐渐认同自己作为旦角的女性性别。
三、演戏时期（从为张公公演戏到自刎）——女性性格的深化与详尽写照。
在此阶段，影片以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之间细腻而又微妙的关系变化为主线，以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为观照的焦点，可视为程蝶衣个人悲剧的深化。从程蝶衣在三人关系中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其性格（女性身份）的进一步异化。在戏台上，他如鱼得水，已臻“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在台下，他也“不疯魔、不成活”：把师兄当作自己的“霸王”无比痴恋，梦想和师兄唱一辈子戏。菊仙的介入，使他妒意横生。请注意，尽管从程蝶衣的角度看，段小楼看上别的女人是对他真正的背叛（而这个女人又恰恰和他母亲一样是个妓女），可他恨的不是小楼，而是菊仙。对于小楼，他只是哀怨。这个时候的程蝶衣，几乎和封建社会的弃妇无二，男尊女卑的封建女性伦理意识已嵌入他的灵魂深处。作为一个男人，他竟被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伦理意识形态所同化。所以，他对段小楼只是乞怜和怨艾，对菊仙则是类似妻妾间的疯狂嫉妒。
和段小楼分道扬镳后，程蝶衣除了戏便再无所顾：不顾真伪，不顾廉耻，不顾善恶。他抽大烟，和大戏霸袁世卿鬼混，给日本人唱堂会，过起腐朽、堕落的生活。不过，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是简单的判定人物是非，而是赋予人物道德上的暧昧性，把程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归结于他对小楼的“爱怨交织”使人物在性格上、情感上更为统一和更加立体。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读解的话，程蝶衣性格本身之中的迷恋部分的象征意义，更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程蝶衣之所以无视民族尊严、民族气节，去给青木等日本军官唱堂会，表面动机可解释成对段小楼的关心，同时也是缘于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早已将京剧艺术理想化，升高到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之上，所以他只认“戏”不认“国”众所周知，京剧艺术在本片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故而对程蝶衣而言，只要他还是在唱戏，就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区，尽管多次遭到异族的入侵，政权屡屡为所谓的夷狄之邦夺取，但是在文化方面，从属于儒家文化圈核心的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向外输出文化的优势状态，每每将异族文化同化，无形中反倒使中国人暗生一种凌驾于朝代更替之上的文化优越感。这一点在影片中关师傅所说的“是人的就得听戏，不听戏的就不是人”的话里是显得相当明白的。因此，由程蝶衣“叛国不叛戏”的逻辑来看，只有唱戏本身最重要，至于到底是给谁唱，似乎已不重要了。程蝶衣在法庭上对“汉奸”罪供认不讳时讲的“要是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袁四爷为“国粹”所作的辩护，以及影片后部段小楼揭发程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任何人唱戏等内容，都可算作对同一母题的意味深长的旁敲侧击。
由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的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他饰演虞姬时真正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戏里戏外不分，疯狂地、依恋着霸王、依恋着虞姬、依恋着京剧。痴迷的在戏里，痴迷在现实之外，虽然也曾因为他是角儿而看似表面风光过一阵，也曾受张公公，袁四爷，青木等人器重过，但却由于他对戏过度的痴迷，颓废到忘掉了现实的自我，铸造了一种飘忽、游离、无奈的凄美人生。
唯一良药和寄托。当小楼为了蝶衣在冬夜的雪地里跪着受罚，蝶衣隔着窗子心疼地看着他。等小楼回来后，蝶衣自己光着身子，却把被子给冻成了“雪人”的小楼裹上。接着，两人依偎在一起睡觉时，蝶衣紧紧地搂着小楼，仿佛怕失去了他。从这一细节可知，童年的段程二人积累了深厚的情谊。然而，段对程的感情只是手足情意，而程对段的感情中却流露出深深的依赖，并且超越了兄弟的亲情。
片中蝶衣性格的纤细、所处的弱势以及虞姬的角色赋予似乎注定了他女性化的形象。其实，思凡中那一句永远说错的念白：“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就表现了蝶衣对于男性的倾向与渴望。但是，对童年的程蝶衣而言，母亲的妓女身份和狠心抛弃，戏园的严厉规矩和暴力惩罚，小师兄弟们的冷嘲热讽和排挤欺生，都使他产生一种严重的缺失感。小豆子经历无数苦难，其间也曾有过逃跑的行动，但同行的小癞子由于承受不了逃跑罪名下的严厉惩罚而自杀，使他明白，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不学戏就真的活不成；其次，当他再次唱错台词，小石头作为暴力的实施者，抄起师傅的烟袋锅在小豆子的嘴里一阵狂搅。无论在影片的视觉呈现、还是在弗洛依德主义的象征意义上，这都无疑是一个强奸的场景，但这次暴力实现了改写的最后一笔，在鲜血由小豆子的嘴角淌出的镜头之后，他似乎带着一种迷醉、幸福的表情款款地站起身来，行云流水般地道出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至此，其实他已默默认同了女性的身份。
关师傅关于霸王别姬的教诲，则令他彻底认同了自我成全、从一而终的道理。之后，小豆子一步步地“悟”戏“由雄化雌”——从意识到潜意识都逐渐认同自己作为旦角的女性性别。
三、演戏时期（从为张公公演戏到自刎）——女性性格的深化与详尽写照。
在此阶段，影片以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之间细腻而又微妙的关系变化为主线，以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为观照的焦点，可视为程蝶衣个人悲剧的深化。从程蝶衣在三人关系中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其性格（女性身份）的进一步异化。在戏台上，他如鱼得水，已臻“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在台下，他也“不疯魔、不成活”：把师兄当作自己的“霸王”无比痴恋，梦想和师兄唱一辈子戏。菊仙的介入，使他妒意横生。请注意，尽管从程蝶衣的角度看，段小楼看上别的女人是对他真正的背叛（而这个女人又恰恰和他母亲一样是个妓女），可他恨的不是小楼，而是菊仙。对于小楼，他只是哀怨。这个时候的程蝶衣，几乎和封建社会的弃妇无二，男尊女卑的封建女性伦理意识已嵌入他的灵魂深处。作为一个男人，他竟被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伦理意识形态所同化。所以，他对段小楼只是乞怜和怨艾，对菊仙则是类似妻妾间的疯狂嫉妒。
和段小楼分道扬镳后，程蝶衣除了戏便再无所顾：不顾真伪，不顾廉耻，不顾善恶。他抽大烟，和大戏霸袁世卿鬼混，给日本人唱堂会，过起腐朽、堕落的生活。不过，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是简单的判定人物是非，而是赋予人物道德上的暧昧性，把程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归结于他对小楼的“爱怨交织”使人物在性格上、情感上更为统一和更加立体。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读解的话，程蝶衣性格本身之中的迷恋部分的象征意义，更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程蝶衣之所以无视民族尊严、民族气节，去给青木等日本军官唱堂会，表面动机可解释成对段小楼的关心，同时也是缘于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早已将京剧艺术理想化，升高到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之上，所以他只认“戏”不认“国”众所周知，京剧艺术在本片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故而对程蝶衣而言，只要他还是在唱戏，就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区，尽管多次遭到异族的入侵，政权屡屡为所谓的夷狄之邦夺取，但是在文化方面，从属于儒家文化圈核心的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向外输出文化的优势状态，每每将异族文化同化，无形中反倒使中国人暗生一种凌驾于朝代更替之上的文化优越感。这一点在影片中关师傅所说的“是人的就得听戏，不听戏的就不是人”的话里是显得相当明白的。因此，由程蝶衣“叛国不叛戏”的逻辑来看，只有唱戏本身最重要，至于到底是给谁唱，似乎已不重要了。程蝶衣在法庭上对“汉奸”罪供认不讳时讲的“要是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袁四爷为“国粹”所作的辩护，以及影片后部段小楼揭发程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任何人唱戏等内容，都可算作对同一母题的意味深长的旁敲侧击。
由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的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他饰演虞姬时真正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戏里戏外不分，疯狂地、依恋着霸王、依恋着虞姬、依恋着京剧。痴迷的在戏里，痴迷在现实之外，虽然也曾因为他是角儿而看似表面风光过一阵，也曾受张公公，袁四爷，青木等人器重过，但却由于他对戏过度的痴迷，颓废到忘掉了现实的自我，铸造了一种飘忽、游离、无奈的凄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