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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夏日黄昏。街道上燥热裹着尘土。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佝偻着背,东倒西歪地徐徐前行,手里抱着一团东西,似乎重负难忍。这个身影我再熟悉不过了,他曾是我单位下属企业的一名职工,看似一个小老头了,其实际年龄还不到五十岁。我曾脸红地接了他送的一包烟。
几年前,因工伤,他的手、脚伤残,为办理伤残鉴定和落实伤残待遇他多次找过我。他不善言辞,又实在得近乎木讷。上访时,总是低着头,站在办公室的门框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按理说,他的伤残鉴定和伤残待遇按程序办是能很快办好的,根本就用不着本人上访。可不知什么原因,办了一年有余了,有关部门总不能办好。他伤残后,企业就已停产,无法领到工资,家庭就十分困难,凭他的条件再找个赚钱的工作是难上加难,而做了工伤伤残鉴定,就能落实伤残待遇,生活才能有基本的保障。我接手分管人事工作后,第一次接待他的上访,他没有接受我的让座,远远地站在我面前,吞吞吐吐地说了半个小时,我才听明白这些的。
后来,我就陪着他多次找有关部门,总算办妥了。
他很感激我,一天,到我的办公室,红着脸往我的身边靠,向我口袋里塞东西,嘴里嘟哝着什么,我没有听清。我掏出来看,是一包本地产的香烟,是四元钱一包的烟。我不肯接受,他说:你不收下这烟就是看不起我,你为我办事时,是花了很多烟给别人的。终于听清了他的话。可话刚说完,人就走了。我为他的实在而感动。为他办的事,是我该做的工作,是他应该早就享受的待遇。要感激的是我们啊,要感激他对我们工作不公和拖沓的谅解。拿着烟,我的脸红了,我应该为他做得更好的。三年过去了。那包烟,我一直未动,至今,还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
对他更深的了解,是在今年春节前我陪同上面的领导到他家送温暖,做特困职工慰问。我曾为他的境遇而揪心、落泪。
去年上半年,机关所辖企业的职工,全部置换国有身份离开早已名存实亡的企业。他凭着二十多年工龄,领到了二万多元的安置费和伤残补偿。可惜就在这时,他的伤残病痛复发,又并发了心脏病,一下子又花去了四万元钱,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待遇就不能享受,因此离开企业却当即背上了一身的债。春节特困人员的送温暖对象他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住在一座潮湿的平房里。我陪同领导到他家时,他的病还没有康复,仍躺在床上。当领导递上150元慰问金时,他的手是颤抖了很久才接住了两张薄薄的纸币,还仿佛看到了他的眼里有泪花在闪。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没有说话。旁人告诉我,他的妻子已离开了他,好在他养了一个孝顺的如花似玉的女儿。女儿17岁了,高中还没念完,知道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在三个月前,就已去广东打工了,不长的时间就寄回了二万多元钱,他欠的治病的钱也快还清了。以后会有好日子了。我看他家里置办的年货,什么也没有。离开他家时,我不但没有舒心的感觉,还觉得十分的揪心。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春节怎么过?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女儿,远在异乡,这么短的时间寄回了那么多钱,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就遇上贵人了?我不敢想下去。
果然,春节后有人告诉我,他的女儿没有音信了。他四处打听,多次到广东寻找,都不见下落。
想着这些,我离他近了。我也看清了,他手中抱着的是一摞报纸。原来他卖报了。
我要去买两份报纸,不管他卖的是什么报纸。
他也看见了我。我迎上去,和他打招呼。
“你好。卖报了?”
他那腊黄的脸上有了一种激动的表情,眼睛瞪着地下,干裂的嘴唇慢慢地吐出了低低的声音。“是的。领导,我有了工作了。”
“生意好吗?赚钱吗?”
“还可以。领导。最多的时候,一天可挣10来块钱。”
我掏出5元钱递给他。“我买两份报纸。钱就不用找了。剩余的钱你买瓶水喝吧,算是我对你找到工作的祝贺。”
我知道他卖的这种报纸是伍角钱一份的。
他费力地从一摞报纸中选出了干净的两份给我。但没有接钱。
“领导,你还认得我,你买我的报纸是看得起我。今天,我不能收你的钱。”
他真的没收钱。匆匆地从我的身边横穿马路去了。
我追上去,想塞给他钱。但一个车队从身边过来了,拦住了我。几辆锃亮、车门紧闭的别克、奥迪从身边穿梭而过。看车牌,我知道,这是真正的领导下乡或从外地考察回来了。车队过后,他已消失在血红的飘着尘土的街道上。
我的手上还捏着5元钱和两份报纸。
这时,我就记起了他塞给我的那包烟,那包还静静地躺在我抽屉里的那包烟。
我要把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放在一起,好好地收藏着。失落、困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好好看看。
无论如何我不能忘却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
血色的夏日黄昏。街道上燥热裹着尘土。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佝偻着背,东倒西歪地徐徐前行,手里抱着一团东西,似乎重负难忍。这个身影我再熟悉不过了,他曾是我单位下属企业的一名职工,看似一个小老头了,其实际年龄还不到五十岁。我曾脸红地接了他送的一包烟。
几年前,因工伤,他的手、脚伤残,为办理伤残鉴定和落实伤残待遇他多次找过我。他不善言辞,又实在得近乎木讷。上访时,总是低着头,站在办公室的门框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按理说,他的伤残鉴定和伤残待遇按程序办是能很快办好的,根本就用不着本人上访。可不知什么原因,办了一年有余了,有关部门总不能办好。他伤残后,企业就已停产,无法领到工资,家庭就十分困难,凭他的条件再找个赚钱的工作是难上加难,而做了工伤伤残鉴定,就能落实伤残待遇,生活才能有基本的保障。我接手分管人事工作后,第一次接待他的上访,他没有接受我的让座,远远地站在我面前,吞吞吐吐地说了半个小时,我才听明白这些的。
后来,我就陪着他多次找有关部门,总算办妥了。
他很感激我,一天,到我的办公室,红着脸往我的身边靠,向我口袋里塞东西,嘴里嘟哝着什么,我没有听清。我掏出来看,是一包本地产的香烟,是四元钱一包的烟。我不肯接受,他说:你不收下这烟就是看不起我,你为我办事时,是花了很多烟给别人的。终于听清了他的话。可话刚说完,人就走了。我为他的实在而感动。为他办的事,是我该做的工作,是他应该早就享受的待遇。要感激的是我们啊,要感激他对我们工作不公和拖沓的谅解。拿着烟,我的脸红了,我应该为他做得更好的。三年过去了。那包烟,我一直未动,至今,还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
对他更深的了解,是在今年春节前我陪同上面的领导到他家送温暖,做特困职工慰问。我曾为他的境遇而揪心、落泪。
去年上半年,机关所辖企业的职工,全部置换国有身份离开早已名存实亡的企业。他凭着二十多年工龄,领到了二万多元的安置费和伤残补偿。可惜就在这时,他的伤残病痛复发,又并发了心脏病,一下子又花去了四万元钱,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待遇就不能享受,因此离开企业却当即背上了一身的债。春节特困人员的送温暖对象他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住在一座潮湿的平房里。我陪同领导到他家时,他的病还没有康复,仍躺在床上。当领导递上150元慰问金时,他的手是颤抖了很久才接住了两张薄薄的纸币,还仿佛看到了他的眼里有泪花在闪。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没有说话。旁人告诉我,他的妻子已离开了他,好在他养了一个孝顺的如花似玉的女儿。女儿17岁了,高中还没念完,知道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在三个月前,就已去广东打工了,不长的时间就寄回了二万多元钱,他欠的治病的钱也快还清了。以后会有好日子了。我看他家里置办的年货,什么也没有。离开他家时,我不但没有舒心的感觉,还觉得十分的揪心。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春节怎么过?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女儿,远在异乡,这么短的时间寄回了那么多钱,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就遇上贵人了?我不敢想下去。
果然,春节后有人告诉我,他的女儿没有音信了。他四处打听,多次到广东寻找,都不见下落。
想着这些,我离他近了。我也看清了,他手中抱着的是一摞报纸。原来他卖报了。
我要去买两份报纸,不管他卖的是什么报纸。
他也看见了我。我迎上去,和他打招呼。
“你好。卖报了?”
他那腊黄的脸上有了一种激动的表情,眼睛瞪着地下,干裂的嘴唇慢慢地吐出了低低的声音。“是的。领导,我有了工作了。”
“生意好吗?赚钱吗?”
“还可以。领导。最多的时候,一天可挣10来块钱。”
我掏出5元钱递给他。“我买两份报纸。钱就不用找了。剩余的钱你买瓶水喝吧,算是我对你找到工作的祝贺。”
我知道他卖的这种报纸是伍角钱一份的。
他费力地从一摞报纸中选出了干净的两份给我。但没有接钱。
“领导,你还认得我,你买我的报纸是看得起我。今天,我不能收你的钱。”
他真的没收钱。匆匆地从我的身边横穿马路去了。
我追上去,想塞给他钱。但一个车队从身边过来了,拦住了我。几辆锃亮、车门紧闭的别克、奥迪从身边穿梭而过。看车牌,我知道,这是真正的领导下乡或从外地考察回来了。车队过后,他已消失在血红的飘着尘土的街道上。
我的手上还捏着5元钱和两份报纸。
这时,我就记起了他塞给我的那包烟,那包还静静地躺在我抽屉里的那包烟。
我要把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放在一起,好好地收藏着。失落、困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好好看看。
无论如何我不能忘却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