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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
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
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
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
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
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
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
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
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
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
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
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
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
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
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
“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
“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
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
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
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
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朝廷在江西加税。
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在分宜却免了税。
梁汝元气不过，要带领萃和堂抗税，但是族人却不敢。
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退出了萃和堂。
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
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这一次他进京师，就是要密谋倒严的。
当然，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
与此同时。
刚过完年的长宁卫，苏泽召集了南平县治下乡村的里长和大户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提前发给参会的人员，主题也很明确——“减租减息，共抗倭寇”。
第299章成立农会
对于南平县这些地主来说，他们接到苏泽的邀请，心情是复杂的。
如果不是苏泽，这会议他们肯定都不会来。
开玩笑，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他们吃什么？
对于地主来说，收入的大头就是两个方面，地租和高利贷利息。
地租是佃农给他们上缴的租赁钱，大部分在田亩产出的两到三成。
这听起来不算多，实际上和官方号称的田赋一样，这其中有很大的出入。
比如地主会要求佃农上缴上等的精粮，精粮的价格往往是次一点粮食数倍，佃户为了凑足精粮还要去卖粮食买精粮。
再比如说佃农除了租种田地，还需要给地主家打工干活，这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除了田租之外，就是高利贷的利息，这更是地主盘剥佃户的手段。
老百姓种田，需要种子，农具，若是风调雨顺还好，靠天吃饭的农业总有各种灾害，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农民可能第二年就没有足够的种子耕种了。
这时候地主就会给佃户放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往往利息极高，还都是利滚利的，通过高利贷盘剥佃户，让原本只是雇佣关系的佃户变成奴役性质的家奴，或者逼迫佃户卖儿卖女还债，到了民国这帮地主都在玩这套把戏，《白毛女》就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邀请这些地主的人是苏泽，因为苏泽这个名字，这些地主不得不来。
南平县近些年唯一的举人，这个唯一的举人却是福建的解元，苏泽是南平县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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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
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
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
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
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
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
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
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
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
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
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
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
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
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
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
“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
“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
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
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
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
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朝廷在江西加税。
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在分宜却免了税。
梁汝元气不过，要带领萃和堂抗税，但是族人却不敢。
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退出了萃和堂。
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
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这一次他进京师，就是要密谋倒严的。
当然，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
与此同时。
刚过完年的长宁卫，苏泽召集了南平县治下乡村的里长和大户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提前发给参会的人员，主题也很明确——“减租减息，共抗倭寇”。
第299章成立农会
对于南平县这些地主来说，他们接到苏泽的邀请，心情是复杂的。
如果不是苏泽，这会议他们肯定都不会来。
开玩笑，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他们吃什么？
对于地主来说，收入的大头就是两个方面，地租和高利贷利息。
地租是佃农给他们上缴的租赁钱，大部分在田亩产出的两到三成。
这听起来不算多，实际上和官方号称的田赋一样，这其中有很大的出入。
比如地主会要求佃农上缴上等的精粮，精粮的价格往往是次一点粮食数倍，佃户为了凑足精粮还要去卖粮食买精粮。
再比如说佃农除了租种田地，还需要给地主家打工干活，这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除了田租之外，就是高利贷的利息，这更是地主盘剥佃户的手段。
老百姓种田，需要种子，农具，若是风调雨顺还好，靠天吃饭的农业总有各种灾害，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农民可能第二年就没有足够的种子耕种了。
这时候地主就会给佃户放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往往利息极高，还都是利滚利的，通过高利贷盘剥佃户，让原本只是雇佣关系的佃户变成奴役性质的家奴，或者逼迫佃户卖儿卖女还债，到了民国这帮地主都在玩这套把戏，《白毛女》就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邀请这些地主的人是苏泽，因为苏泽这个名字，这些地主不得不来。
南平县近些年唯一的举人，这个唯一的举人却是福建的解元，苏泽是南平县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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