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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11月27日，我生下了孩子，男孩，取名叫南造鬼雄，对外宣称纪念那个殉国的丈夫武藏鬼雄。阮美云和我同一天分娩，也是男孩，取名叫黄正，据说是纪念他们夫妻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后研究所接到消息，在这同一天，皇族的一个大人物也做了父亲。
大人物的儿子与我及阮美云的孩子，尽管都在同一天出生，但他的这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却让整个大日本帝国为之兴奋。我与阮美云所生下的健康强壮的孩子，却无法看到清晨的第一抹阳光。
也是因为这位大人物有了这个先天缺陷的儿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后的“替代品”计划。计划里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与阮美云的孩子。我与阮美云，两个极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为我们同时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运紧密相连。
替代品计划
1939年1月初的一个早上，和往日一样是个极其寒冷的清晨。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着，或许，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见到。
那天早上有四辆卡车驶入九日研究所，从卡车上被带下来的依然是远山战俘营中囚禁的中国士兵。他们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来进行活体实验的。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眼里，他们根本不算人类，不过是一些和我们外形大同小异的低等动物而已。用土肥长官的话说：“这些战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来，还算为这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做出了一点贡献。”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有十个粗胳膊肥臀的妇女，以及数十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被送进了九日研究所，当时我已经能够起身走动及工作，跟在土肥长官身后，目睹了这些婴儿和妇女下车的整个过程。聆听着婴儿的哇哇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声问道：“土肥长官，这些孩子和妇女难道也是实验品吗？”
土肥长官那天明显特别兴奋，微笑着解释道：“他们应该被称呼为幸运儿，他们中的每一员，以后都有可能幸运地成为我们大日本皇族的一员。”
“大日本皇族的一员？”我疑惑不解，追问道，“意思是说他们是从本土带过来的？”
土肥长官摇摇头，可能认为和一个立场并不坚定的下属透露太多情报，并不合适，便没有理睬我了，径直往旁边走去。
那天下午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松下幸太郎先生出现在九日研究所。松下先生是国内一个大财团领袖人物的胞弟，在德国长大，据说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学生。在这个紧急会议上，松下先生首次提到了“替代品”方案，也是因为这个方案，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背叛族人的念头。
替代品，是为日本国内的那一位大人物产下的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物色替代躯体的计划。计划具体方案是：在满洲寻找到三十一个和大人物的儿子在同一天出生的婴儿，集中收养起来，并给予良好的营养补充以及身体的锻炼。如果大人物的那孩子不能顺利长大，那么，在他夭折之前，九日研究所便会尝试让这大人物的孩子与这三十一个中国男婴，进行合体实验。也就是说，这三十一个男婴的身体，都有机会承载那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着先天缺陷的孩子的思想与意识。
听完这个计划，我后背上直冒冷汗。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尚在特高课工作时，应该会认为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崇高的计划。可此刻，我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这么残忍的替代品计划，我接受不了。我坐在会议室角落，心里不自觉地感觉一阵冰凉。尤其让我恐惧的是：我的孩子，和这些替代品方案里储备的婴儿，也是同一天出生的，也就是说，我的孩子也可能成为替代品。
我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会后，土肥长官叫住我，要求把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一起送到专门为那三十一个婴儿空出的婴儿房去。我站在那儿没吭声，土肥长官便哈哈笑，说：“怎么了？云子，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孩子以后有机会成为大和民族明天的伟人吗？”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土肥长官拍拍我的肩膀，继续说道：“少胡思乱想了，你和黄碧辉的孩子送过去一起喂养，不过是让你和阮美云都能抽出身来，为研究所工作。再说，这三十几个孩子的抚养，以后也就是你和阮美云的本职工作，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稍微放宽了心。那天下午，我和阮美云便搬到了基地里新建的育婴所里，负责照顾与看管那十个正值哺乳期的妇女与三十一个婴儿。
阮美云应该也嗅出了基地里突然多出的婴儿不是什么好事。虽然当时她和我走得比较近，但对我始终保持警惕。所以，那天她没有主动问我什么，只是皱着眉，抱着自己的孩子，跟着我去了育婴所。
反而是我主动安慰她道：“没事的，土肥长官只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资源来给予孩子。”
阮美云没回答，默默地走在我身后。我们把各自的孩子与那三十一个孩子放在了一起，然后安排好了那十个妇女的住所。最后我找了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房间，作为我们的寝室。
当周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后，阮美云突然站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云子，我们带着孩子跑吧！”
我当时就愣住了，面前这个看上去如此柔弱的中国女人，此刻目光异常坚定，似乎还有着一种穿透力，直接穿透到我的内心深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身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阮美云没有动，依然盯着我看。半响，我低声说道：“阮美云小姐，你说这句话时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及带来的后果？”
阮美云在我背后说道：“对于我而言，为了孩子的未来，我死不足惜。云子小姐，你和我都是为人之母，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说出去，因为孩子的未来远比你我的生命更重要。”
阮美云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但我还是装作无动于衷地走到床边，伸手整理被褥，语速和平时一样，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美云，你今天说的话，我只当没听见。我也不会怪你，因为你是一个母亲，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否则，后果你自己知道。”
那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育婴所里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我们悉心照顾的三十三个婴儿，身高及体重，和最初来到九日研究所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依然是刚出生时的那般大小。
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负责“替代品方案”的松下幸太郎先生，松下先生在第二天却做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带着几个研究所的医生抱走了育婴所的两个婴儿，说是要去观察几天。
几天后，我来到松下先生的房间，询问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让我眼前一黑。松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那两个孩子已经为大日本帝国... -->>
那年的11月27日，我生下了孩子，男孩，取名叫南造鬼雄，对外宣称纪念那个殉国的丈夫武藏鬼雄。阮美云和我同一天分娩，也是男孩，取名叫黄正，据说是纪念他们夫妻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后研究所接到消息，在这同一天，皇族的一个大人物也做了父亲。
大人物的儿子与我及阮美云的孩子，尽管都在同一天出生，但他的这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却让整个大日本帝国为之兴奋。我与阮美云所生下的健康强壮的孩子，却无法看到清晨的第一抹阳光。
也是因为这位大人物有了这个先天缺陷的儿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后的“替代品”计划。计划里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与阮美云的孩子。我与阮美云，两个极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为我们同时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运紧密相连。
替代品计划
1939年1月初的一个早上，和往日一样是个极其寒冷的清晨。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着，或许，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见到。
那天早上有四辆卡车驶入九日研究所，从卡车上被带下来的依然是远山战俘营中囚禁的中国士兵。他们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来进行活体实验的。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眼里，他们根本不算人类，不过是一些和我们外形大同小异的低等动物而已。用土肥长官的话说：“这些战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来，还算为这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做出了一点贡献。”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有十个粗胳膊肥臀的妇女，以及数十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被送进了九日研究所，当时我已经能够起身走动及工作，跟在土肥长官身后，目睹了这些婴儿和妇女下车的整个过程。聆听着婴儿的哇哇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声问道：“土肥长官，这些孩子和妇女难道也是实验品吗？”
土肥长官那天明显特别兴奋，微笑着解释道：“他们应该被称呼为幸运儿，他们中的每一员，以后都有可能幸运地成为我们大日本皇族的一员。”
“大日本皇族的一员？”我疑惑不解，追问道，“意思是说他们是从本土带过来的？”
土肥长官摇摇头，可能认为和一个立场并不坚定的下属透露太多情报，并不合适，便没有理睬我了，径直往旁边走去。
那天下午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松下幸太郎先生出现在九日研究所。松下先生是国内一个大财团领袖人物的胞弟，在德国长大，据说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学生。在这个紧急会议上，松下先生首次提到了“替代品”方案，也是因为这个方案，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背叛族人的念头。
替代品，是为日本国内的那一位大人物产下的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物色替代躯体的计划。计划具体方案是：在满洲寻找到三十一个和大人物的儿子在同一天出生的婴儿，集中收养起来，并给予良好的营养补充以及身体的锻炼。如果大人物的那孩子不能顺利长大，那么，在他夭折之前，九日研究所便会尝试让这大人物的孩子与这三十一个中国男婴，进行合体实验。也就是说，这三十一个男婴的身体，都有机会承载那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着先天缺陷的孩子的思想与意识。
听完这个计划，我后背上直冒冷汗。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尚在特高课工作时，应该会认为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崇高的计划。可此刻，我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这么残忍的替代品计划，我接受不了。我坐在会议室角落，心里不自觉地感觉一阵冰凉。尤其让我恐惧的是：我的孩子，和这些替代品方案里储备的婴儿，也是同一天出生的，也就是说，我的孩子也可能成为替代品。
我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会后，土肥长官叫住我，要求把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一起送到专门为那三十一个婴儿空出的婴儿房去。我站在那儿没吭声，土肥长官便哈哈笑，说：“怎么了？云子，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孩子以后有机会成为大和民族明天的伟人吗？”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土肥长官拍拍我的肩膀，继续说道：“少胡思乱想了，你和黄碧辉的孩子送过去一起喂养，不过是让你和阮美云都能抽出身来，为研究所工作。再说，这三十几个孩子的抚养，以后也就是你和阮美云的本职工作，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稍微放宽了心。那天下午，我和阮美云便搬到了基地里新建的育婴所里，负责照顾与看管那十个正值哺乳期的妇女与三十一个婴儿。
阮美云应该也嗅出了基地里突然多出的婴儿不是什么好事。虽然当时她和我走得比较近，但对我始终保持警惕。所以，那天她没有主动问我什么，只是皱着眉，抱着自己的孩子，跟着我去了育婴所。
反而是我主动安慰她道：“没事的，土肥长官只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资源来给予孩子。”
阮美云没回答，默默地走在我身后。我们把各自的孩子与那三十一个孩子放在了一起，然后安排好了那十个妇女的住所。最后我找了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房间，作为我们的寝室。
当周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后，阮美云突然站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云子，我们带着孩子跑吧！”
我当时就愣住了，面前这个看上去如此柔弱的中国女人，此刻目光异常坚定，似乎还有着一种穿透力，直接穿透到我的内心深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身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阮美云没有动，依然盯着我看。半响，我低声说道：“阮美云小姐，你说这句话时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及带来的后果？”
阮美云在我背后说道：“对于我而言，为了孩子的未来，我死不足惜。云子小姐，你和我都是为人之母，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说出去，因为孩子的未来远比你我的生命更重要。”
阮美云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但我还是装作无动于衷地走到床边，伸手整理被褥，语速和平时一样，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美云，你今天说的话，我只当没听见。我也不会怪你，因为你是一个母亲，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否则，后果你自己知道。”
那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育婴所里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我们悉心照顾的三十三个婴儿，身高及体重，和最初来到九日研究所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依然是刚出生时的那般大小。
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负责“替代品方案”的松下幸太郎先生，松下先生在第二天却做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带着几个研究所的医生抱走了育婴所的两个婴儿，说是要去观察几天。
几天后，我来到松下先生的房间，询问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让我眼前一黑。松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那两个孩子已经为大日本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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