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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难道她也像二十四桥一样在等待懂她的杜郞吗?我释怀一笑,是的,桥有遇与不遇,人不也一样吗。三步一桥,十步一景,三水湾的精致让人不需要走很远就能感受到她的魅力。正如读懂一个人,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以小见大,于方寸之间见天下,足可见现代泰州人依然深受王艮先生之影响,处处彰显着人性与智慧。

    有人说,有山无水是山的寂寞,有水无山是水的悲哀。泰州无山,而三水湾却山水相得。那些小山丘虽是人工雕琢,却天然清秀。山丘不是很高,所以容易攀登,带上诗篇和酒,躺在山间泛黄的草坪上,一仰头,你就能感受到天空的爽朗与澄明。携诗醉卧青山中,一秋能有几晴明。三水湾,三面环水,如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央,它是那么的宁静飘渺,仿佛与世隔绝。静静的三水湾,可以还你一个隐士的梦。

    然而只需要步入时尚街区,你就恍然从前世走到今生。一种时空的差异,一种梦的延续,宁静与喧闹被完美的诠释在一起。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若是先到时尚街区,再步入山林小径,则会愈发觉得小径间的清幽。

    在昏黄朦胧的夜景下散步、聊天、品茶、唱歌,别有一番乐趣。街区之中最让我喜欢的当然要属酒吧和书吧。于一周的工作疲倦之余,走进酒吧尽情宣泄,你可以跳舞,可以听音乐,可以唱歌,还可以小醉几杯,于恍恍惚惚之间放开怀抱,展示另外一个自己。累了,就可以去书吧翻翻书、喝喝茶,于喧闹中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当然喜欢喝茶的朋友还可以去茶馆感受一下店家宣传的“钱塘泛花邀坐客,茶人茗香引清言”意境。

    立于古色古香的街区小桥之上,思绪仿佛早已梦回到了宋朝。我想,只有在三水湾,你才能体会到“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真切。若是柳七能来,留几句千种风情的佳句一定让三水湾更加迷人。若是情趣尚佳,不妨寻一叶画舫,泛舟凤城河,一定会生出“醉卧船中欲醒时,忽疑身是江南客”的感慨来。水的灵动让三水湾充满了灵气,山的秀美,让山水湾多了一份诗意,而古色街区则让三水湾多了一份柔情。

    三水湾,如一首纤丽婉约、深情幽眇的宋词,让人动情,让人回味。

    影响广泛的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是泰州历史文化的显著特色和重要组成部分。泰州佛教伴随着岁月的流淌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程。

    佛教东汉初年传入泰州,东晋义熙年间,泰州设郡东晋时期,长江流域相对安定。随着北方士族及百姓的纷纷南迁,一些佛教徒也来到了南方。据记载,大兴年间(公元318-321年),流播广陵一带的北方人中,有“将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唐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所载。东晋义熙年间(411年),泰州设郡。佛教也开始兴盛。据史书记载,东晋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僧觉禅在泰州创建道场古光孝寺。姜堰镇东岳庙巷的净业寺也即建立于此时。

    到了唐代,泰州佛教愈趋盛行,据记载,这期间城内在唐宝历元年(825年)王屋禅师创建了有百丈高塔及水井百口,古名开化院,又称独佛寺,后改为北山开化禅寺。唐乾符三年(867年)铁心坚建初名为护国寺后改为南山佛教寺。泰州属地兴化在唐代始建了广福寺、罗汉寺、木塔寺、崇福寺、宝严寺等。此时泰州另一属地泰兴在唐光化二年(899年),也建了一所律宗寺院即广福寺。唐开成三年(838年),被日本天皇封谥为“慈觉大师”的天台宗的日谴唐请益僧圆仁在入堂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他从日本曾到达海陵,看到佛塔的庄严情形。

    南唐时(411年)泰州已设为州治,到了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泰州州治范围较广,一直管到海边管着一大片盐场。泰州自吴王刘濞煮海为盐时起,就是重要的盐产地,又因地处江淮之间水路交通要道,成为重要的税关。据宋史记载,绍兴年间,泰州产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佛教同时也得到兴盛。

    南宋期间除泰州城区建立了众多的寺庙庵堂之外,所属的泰兴亦建立了庆云寺、福慧寺、报恩寺、鹅湖寺、东方寺、分界寺、张王庙等。兴化也建立了时思、乾明、定慈诸寺,另现属泰州的高港区在宋淳熙十年(1183年)建立了口岸地区最大的古寺寿胜寺。泰州佛教在元朝年间有所没落,明清后开始复兴。泰州现又一属地靖江的佛教,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开始兴建寺庙为县城隍庙。

    清末民初,泰州佛教得到了恢复。清末城内首刹光孝寺,由律宗第一山南京宝华山性慧法师分灯而来由禅宗改为了律宗。民国初年,光孝寺又兴办佛学院,培养佛学研究人才,持续多年培养了一批批有文化教养,既能讲学、又能开座讲经的僧伽人才,同时也为全国乃至当今华人佛教各名山大刹输送了一批批住持三宝的法师。

    泰州城区有九大丛林。即有东晋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的九大丛林之首的报恩光孝律寺;有建于唐宝历元年(825年)的北山开化禅寺;有建于唐乾符三年(867年)的南山教寺;有建于南宋年间的西山白云寺;有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觉正寺;有建于后显德年间(公元945-959年)的永宁寺;有清世宗书赐“净因”二字的净因寺;有建于唐大中年间(公元874-859年),后供奉张士诚的东山寺;有建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的雨声寺。

    泰州佛教历史上高僧辈出,被誉为“名僧摇篮”曾有人这样记载:“名山方丈,多为泰人,各地高僧亦以泰人为伙”据杨仁山所着江苏名山方丈录云,名山方丈“泰籍者十之七八,僧徒之发达,盖于斯为盛。”本邑名儒周志陶老先生曾着吴陵忆词注中述,吴陵忆:“和尚泰州多。培植乡亲为法子;继承衣钵做贤徒。南无阿弥陀。”民间还流传“当家和尚泰州多”之谚。

    泰州有名的和尚很多,如晋代觉禅大师,是泰州佛教的“开山之祖”;唐代,绍严和尚、德圆和尚、德信和尚、德烟和尚、禳翁大顺等对兴化佛寺的贡献;宋代,致远禅师,具有较高的佛学造诣,硕奎禅师是着名的禅宗大师,宋代德范禅师,为泰州首刹光孝寺宋代中兴之祖;明代,达本和尚能诗善辩,方志和尚,除建光孝寺外,并修茸报国禅寺,改名为西山报国禅寺;清代,性慧律师,开示戒法,光孝从禅宗改为律宗,为光孝律寺开山之祖;清末民初间,玉成和尚,培养了众多名僧。他们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泰州历代名僧的代表。

    2011年,一颗佛祖释迦摩尼的真身舍利从海外被奉赠到了泰州南山寺,这也是唐代以后少有的流通到中国的佛祖舍利。泰州还有全球最高的三面药师佛塔。

    在泰州众多寺庙中,光孝寺无疑是最值得一去的佛教圣地。我常想,生活在佛的国度,人会变得更加友善;走在佛教信仰的路上,心才会更加明净澄澈。走进古刹光孝寺,也便走进了一方佛国的世界。

    千年古刹光孝寺

    光孝寺已经走过千年的岁月了。千年古刹,几度兴衰,阅尽沧桑。

    逝在长河中的岁月,刻在古殿上的沧桑。光孝寺那一段一段或兴盛或衰废的传奇,早已磨砺成后人或丰腴或瘦瘠的记忆。但古寺,跨越千年风雨,依然雄壮地挺立在当代,令后人高山仰止。

    泰州光孝寺,素以历史久远,殿宇辉煌,佛塑精工,名僧辈出而被僧众所向往,且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它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寺初名已不可考。

    宋朝时期,泰州是淮南盐的主要产地,在全国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寺随城名,泰州光孝寺在宋朝曾被皇帝几次赐名。

    宋徽宗赵佶曾赐名泰州城内首刹为“崇宁万寿寺”并赐斋田五千亩。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因年号更改,又改赐名为“天宁万寿寺”并赐田五千亩。用国家年号相赐寺名,皇帝敕封这里的寺庙表明荣誉之高了。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被金人掳去的徽宗赵佶,凄凉地病死在远离故国的北方五国城里。1138年,消息传到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的宋高宗赵构为超度父皇亡灵,选中了这座由父皇两度赐名的古寺,诏令该寺启建道场,并御敕名为“万寿报恩光孝禅寺”世人简称“光孝寺”始有其名。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大举南下,占领两淮。战火中,光孝寺被毁。

    直到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宋金关系趋向缓和,光孝寺的修复才大规模展开。时任住持的德范和尚,为中兴光孝寺四处奔走,化缘募捐建设资金。庆元五年前后,光孝寺的大殿建成,取华严经句名“最吉祥殿”沿袭至今。为记这一盛事,庆元六年,住持德范派弟子亲赴浙江,请陆游撰写泰州报恩光孝禅寺最吉祥殿碑记,勒石为志,详细记叙了光孝寺的历史。陆游还作了长篇七言铭文,赞美泰州“海陵奥区名圜中,长淮大江为提封”;赞美光孝寺“是邦巍然千柱宫,中有广殿奉大雄”至此,寺名大振,蜚声江淮。

    光孝寺第二次大的修复,可追溯至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性慧和尚自佛教律宗第一祖庭——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分灯”来任住持。宝华山为律宗传戒道场,从此光孝寺改禅宗为律宗,开示戒法,称“光孝律寺”相传至今。性慧和尚被称为光孝律寺的开山之祖。

    与其他寺院不同的是,律寺须建有戒坛,有资格为僧人行受戒仪式。光孝寺后又建了千华戒坛,高十级,周长七丈八尺,由汉白玉制成,做工精美。此种戒坛,江苏境内仅四座,光孝寺地位也因此重新提高。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镇江、扬州、泰州等江苏十大名刹,联合进京请藏经。光孝寺得乾隆版大藏经一部。当时的住持德厚和尚还专门将“香雨楼”改名为“藏经楼”将“龙藏”供奉其上。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住持德厚和尚为庆祝恭请到大藏经,举行了一次传授三坛大戒盛典。

    改律宗道场后,从晚清至民国年间,光孝寺每隔一二年传戒一次。此时光孝寺规模已处于极盛时期,占地达40多亩,僧众千余人,成为泰州九大丛林之首。这期间,光孝寺高僧辈出,真正成为显赫一时的江淮名刹。

    光孝寺历史上几经兴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1984年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光孝寺列为省重点寺庙之一,修复工作开始进行;我市佛教协会也同时成立。1989年,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光教寺修复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任名誉会长。

    岁月流转,如今的光孝寺比任何时期都更高大,更雄伟,静静保佑一方的平安与祥福。

    底蕴深厚的科举教育文化

    泰州也是著名的教育之乡,宋代教育家胡瑗首开分科教学的先例,明代平民思想家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倡导“百姓日用即道”学说,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

    据史料记载,早在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就在泰山左侧建安定书院,是江苏省内最古老的书院之一。最初,泰州奉祀胡瑗的祠堂就在安定书院内。书院西侧有960多年的古银杏一株,枝繁叶茂,传为胡瑗手植。泰州诸多遗存中,安定书院最为厚重,最有智性,又最具怀古追圣的震撼。因为这里与胡瑗、王艮等杰出的教育家息息相关。

    胡瑗(公元993-1059年),北宋初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世居陕西路安定堡。据宋嘉泰吴兴志,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六月,湖州州学建成,知州事滕宗谅“延安定胡瑗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学者称安定先生。胡瑗官至太常博士,讲“明体达用”之学,设“经义”、“治事”两斋以授徒,严立学规,以身示范,曾先后应名臣范仲淹、滕宗谅之聘在苏、湖两州讲学,生徒以千百计。安定先生在湖州执教时间长达12年,学风纯正,影响深远。范仲淹曾以荐胡瑗充学官疏上奏,后朝廷明令以胡瑗教授方法为“太学法”后世称为“湖学”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艮(公元1483-1541年),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始人,泰州安丰场人。王艮出身灶户,幼年家贫辍学,18岁后经商致富,24岁慨然有任道之志。从此发奋学习儒家经典,常闭门静思,默坐体会,以自己解悟诠解经典,以经典注释自己解悟。后拜王守仁为师,成为王门弟子中之佼佼者。嘉靖四年(1525年)以后,先后会讲广德复初书院、泰州安定书院、金陵新泉书院等处。王守仁病逝后,王艮定居泰州安丰,开门授徒,阐发以尊身立本为内涵的“格物说”与具有社会改良思想的“王道论”逐渐形成为泰州学派。王艮有门人收辑的心斋全集6卷传世。

    泰州教育文化与科举文化密不可分。扬郡试院便是泰州科举文化的标志建筑,它既能作为泰州昔日作为江淮地区重要文化中心之一的见证者,又能表明泰州处于江淮地区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泰州学政试院为泰州文化繁荣和选拔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是古代泰州人心目中读书人入仕的神圣之所。

    扬郡试院是我国科举制度进士、举人、秀才三级考试中第一级考试的地方。原先是明朝都察院,清康熙以后成为扬州府治八个县市考秀才的地方。历史上,扬郡试院建筑结构完整,规模宏伟,有头门、仪门、大堂、思补堂、东楼、西楼、上房、下房、考棚、福神祠等建筑。

    历经几百年风雨,试院保存完好的主体建筑,仅有头门和思补堂了。

    头门面阔五间,前檐斗拱为斗口重昂,后檐重翘,单步梁下一斗三升,双步梁下一斗六升,当心间梁枋上有清式彩绘。思补堂也是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其整体气派威严,脊檩高9。75米,普柏枋宽于栏额,枋上装斜式斗拱,枫拱上刻暗八仙图案,柱下垫复盆式石础,代表了清初以来泰州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

    扬郡试院是清代科举制度下扬州府属八县童生考秀才的试场。康熙至光绪年间,试院一直由省学政主持考试,所以又称为学政试院。

    清代科举院考,三年举行一次,通常春季举行州考,由州官主持,夏季举行府考,由府官主持。秋季举行院考,由学政主持。扬郡试院在秋季开考。每逢开考,泰州人口骤增,市井繁荣,各地考生和送考人就有数千名。

    扬郡试院是全省仅剩的保存较为完整的院试试院,其文物价值可与南京贡院相提并论,从那里曾走出一批批在封建科举制度下拼命追求仕途的莘莘学子,这是反映封建科举制度的实证之一。

    时至今日,泰州依然还是全国有名的教育之乡,培养了胡锦涛总书记这样优秀的学子,这不能不说是泰州教育文化的成功之处。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总书记的母校——泰州中学,去感受千年安定书院的独特魅力。

    安定书院越千年

    泰州泰山公园南麓,泰州中学校园内,一株近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掩映了古朴而厚重的安定书院。

    若不是当地人的指引,外地人是很难知晓它在哪里。然而,它静静的卧居一隅,恰如一朵雪莲花浮于寺院间的小池,独自绽放它的美丽与芳华,不必顾及旁人在意或者不在意的目光。安定书院背靠小西湖,清幽的居处使得它成了宋代理学先驱胡安定选择它作为私塾的首选条件。此处有茂林修竹,翳翳草木,更有高山流水,映衬左右,身处其中使人有相忘尘世之心,伏案勤读,不知春秋。

    因此,安定书院最早其实是一家私塾,是全国古老的书院之一。相传那株古银杏为胡瑗亲手所植,至今已有960多岁,仍然枝繁叶茂,葱绿盎然,仿佛是一位成仙的护法使者,守护这一方书院的平安。胡瑗的形象仿佛也与这棵古银杏一样,高大、厚重、智性、伟岸、广博。

    往事越千年,那时的胡瑗在何方,正做些什么呢?993年胡瑗出生在泰州,1011年,胡瑗18岁,据史料记载,这时他仍然在乡梓读书。他聪慧好学,7岁能文,13岁通五经。18岁的胡瑗应该是一位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翩翩少年了。然而他并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深造,拓宽视野,5年后,胡瑗毅然离开泰州,远赴泰山,开始了他一生漫长的求学之路。

    这其间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胡瑗到了泰山栖真观后,据说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这一刻苦的求学故事,常常被后学津津乐道,以此自勉。

    三十几岁的胡瑗返回家乡泰州后,决定参加科举考试,走父辈们定下的仕进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竟7次“屡试不第”40岁时,他无奈地放弃了科举之路,在家乡泰山之南选了一块地方,办起了私塾,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并用祖籍安定名之。

    在胡瑗从教家乡二百年后,泰州知州陈垓在安定私塾的基础上建安定书院。“安定书院”自此得名。然而使得安定书院名满神州,成为江淮第一书院的人物,除了胡瑗,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便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

    王艮在嘉靖年间曾两次主讲安定书院,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便是从安定书院中走出来。更有再传弟子李贽,使得泰州学派生生不息,影响深远。安定书院可谓盛极一时。王艮在这里阐述他的“百姓日用即道”掀起一股“民主”的风气,成为最早的“民主”思想的发起者。

    安定书院成为他向圣人之道进攻的阵地,为他的思想的发展、延续承载了巨大的贡献。至今,走进安定书院,依然能感受到书院融于平民之中的建筑思想,融入乡里,接近平民也成了安定书院最大的特点。

    如今的安定书院,简朴肃穆,静静的立在老泰州中学的一隅,满身的平民气,却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它不似岳麓书院的霸气,白鹿洞书院的庄严,嵩阳书院的浑厚,应天府书院的恢弘,它集一身精华,回归于民。院旁一隅的那一棵千年古银杏,宛如它的拄拐一样,指点江山,岿然屹立于风雨之中,为平民子弟教授圣人之学,让更多的平民有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撒入人间,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向前奔赴。

    当我离开书院的时候,我才明白安定书院室小而名大的魅力所在。

    独树一帜的盐税文化

    一、历史悠久的泰州盐文化

    “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

    两淮盐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淮盐,顾名思义以淮河为界,淮河南为淮南盐,淮河北为淮北盐。在我国数千年产盐历史中,两淮地区是主要的产盐区。明清时期,淮盐以色白、粒细、质量上乘作为贡盐,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历史上,泰州一直是淮南盐的主要产地,盐税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

    2200年前,吴王刘濞在煮海水为盐的基础上,下令开挖邗沟支道,由扬州朱萸湾东通海陵仓至蟠溪,专事运盐。今老通扬运河,即古运盐河遗迹。

    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中心东移,大批人口南迁,吴越地区人口逐渐繁密起来。江苏海岸线南北长954公里,占全国大陆1。8万公里海岸线的5。3%,但沿海滩涂资源却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且主要分布在当时泰州辖区的淮南沿海地带。泰州淮南盐场再次步入快速成长的阶段。唐乾元元年(758年)和唐宝应元年(762年),第五琦和刘晏曾分别在海陵设盐监。取之不尽的滩涂资源,悠久成熟的“煮海”技术,很快使泰州地区作为全国最大海盐生产地区的优势凸现出来,盐产量位居全国十大盐监之首。

    至宋代,官收盐利在中央财政税收中占据主要地位。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当时全国盐利最高额为3113万贯,北宋末年两淮盐利收入在1500万至2405万贯之间。两宋期间,苛急的盐法使淮盐生产畸形发展,盐产量占全宋盐产量的1/3至1/2。而泰州大盐场地处两淮中心地带,占据了淮盐产量的一半以上。

    明代盐业生产上承元制,两淮盐场29个,其主要产量仍集中在泰州沿海地区的淮南中十场。据明史食货志统计,当时全国七大盐产区,洪武时产盐95万大引(大引每包400斤,小引每包200斤),两淮占36。8%;弘治时产盐178万小引,两淮占39。5%。两淮共上缴盐税60万两白银,占全国盐税收入的62。9%,其中泰州淮南盐场占据了半壁江山。延续至清代中期,泰州盐业生产仍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嘉庆七年至宣统三年110年间的四次统计,两淮共产盐84。6万吨,其中泰州中十场产盐49。7万吨,占两淮总产量的58%。又据江苏省盐业志统计,光绪十七年两淮各盐场课岁白银8。4万两,其中海州分司、通州分司和泰州分司分别占14%、24。5%和61。4%。

    古代泰州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海盐生产历史,在我国盐业生产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据中国盐政词典两淮销盐比较,淮南盐行销鄂、湘、西、皖四纲岸(销地)。鄂岸者为武昌等三十一县,湘岸者为长沙、岳州等五十六县,西岸者为南昌等五十七县,皖岸者为怀宁、芜湖等三十一县,加上与其他盐区并销的计有数百个县。淮南盐行销之广,可谓“纵横数千里,户及亿万家”“运转半天下焉”

    明清时期,盐业购销集散地的专用称谓“官盐浦”各场“灶户”生产的盐不得长途运输,须就近由盐浦收购。查阅两淮盐法志和泰坝掣盐图,古泰州各地标有“浦”的地方均为官盐收购的场所,遍布市内城南、城北,有10多处。盐浦之多,在全国所有城市中绝无仅有。清朝泰州县佐汪琴山一首竹枝词中说“来往行船唱棹歌,淮南盐舶北门多。不知清化桥头水,近日平添几尺波”很形象地描绘出当时以泰州为中心,盐船如织的商业繁荣景象。

    清代扬州骈文大家汪中写于乾隆年间的哀盐船文,详细记叙了泰州盐场万吨盐船队在仪征停泊时半夜失火被烧毁的情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运转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廓”这一惨剧,也从侧面见证了泰州输出淮南盐的盛况。

    宋代泰州西溪盐监,曾有三位在此任过盐官的人,次第成为名倾北宋的当朝宰相。另一位曾随父在此读书的少年,也在他们之后成为在任时间更长的北宋名相。这四人分别是晏殊(991年至1055年)、吕夷简(978年至1043年)、范仲淹(989年至1052年)、富弼(1004年至1083年)。尤其范仲淹在泰州任盐官和兴化县令期间,其勤政为民的不朽业绩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详实的文字资料和动人的传说。

    历史长河的冲刷,积淀了古泰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朝历代从这一方土地走出的名人,无一不与泰州的盐税文化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明代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诗人吴嘉纪,扬州“八怪”之一、画家高凤翰。他们或生于斯,长于斯,或在这里做过盐丁,或当过盐税官员,而今仍保存完好的泰州日涉园,在清代就是一位盐官的私宅。

    所有这些,构成了悠久的泰州盐文化的华美篇章。

    二、独具魅力的泰州税文化

    泰州,有一块鲜为人知的税务告示碑,是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当年任江苏巡抚时在泰州所立。据泰州地方志记载,这里还拥有一座以“税务”二字命名的桥梁,叫“税务桥”还有用“税”字命名的街巷,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以“税务”命名的居委会,用“税务”命名的商店,如税务烧饼店、税务鞋帽店、税务超市、税务小吃等等,泰州这一独特的税文化,在我国灿烂历史文化的天宇中,闪耀着熠熠光辉。

    泰州,古称海陵,作为苏北里下河的门户,自古就与“税”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泰州地名的由来就与税赋有关。据史书记载,我国的税赋最早始于夏周时期,当时对商人征收“关市之赋”对打鱼和狩猎者征收“山泽之赋”春秋时期,鲁国率先开始对土地实行按亩征税,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初税亩”自此田赋成了中国古代税收的主要形式,到了公元425年我国开始征收盐税。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建立了海陵粮仓,又利用临海之便利,建立了沿海盐场,煮海水为盐,致使当时吴国国力十分强盛,海陵之盛名也由此开始。当时的泰州南靠长江,东临黄海,地域辽阔,盐场众多,盐税资源十分丰盛。

    从唐朝开始泰州就成为当时全国十大盐税征集地之一。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当时全国的税收,一度盐赋占50%,而泰州的盐赋又占到全国盐赋总量的50%。公元838年,来我国求法的日本圆仁和尚一行在泰州境内沿运盐河航行途中,见到盐船首尾相连,成群结队,连绵数十里,惊讶得不敢置信。

    据马令南唐书中记载,南唐开国之初海陵“供亿公费,不知限极,烈主喜之,以海陵为泰州”即由于泰州上缴国家的盐税很多,又是苏北地区的水陆要津,咽喉要地,在公元937年,将海陵由县升为州,取通泰之意,故名泰州,这就是泰州之名的由来。

    到北宋时,泰州已发展成一个以盐、粮集散为主的内河港口城市。元朝末年,朱元璋开挖南官河,引长江之水直达泰州南门城下。至明朝洪武年间,泰州两淮都转盐运司署为全国六个运司中最大的一个,所属泰州、淮安、通州三个分司中,又以泰州产量为最多,当时泰州分司有富安、安丰、东台、何垛、丁溪、独草埝、伍佑、新兴、庙湾、刘庄等11个盐场,最高年产盐达50多万吨。为泰州的盐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丰厚文化的蕴育滋养,泰州历史上名贤辈出,他们许多都与泰州的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史料记载:泰州西溪曾是历史上盐税的主要征集地,北宋时期的三位名相吕夷简、晏殊和范仲淹早期都曾在泰州的西溪做过盐税官员。相传范仲淹初到泰州的西溪上任之际,有人曾劝他不要在这个小地方做税官,范公不以为然,笑而答道: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当年,范仲淹带领泰州百姓为防海水之患,修建了百里捍海堤堰——范公堤;后来又以超世之才,成为一代名相,流芳千古。

    元明之际,吴王张士诚和哲学家王艮,都是泰州盐民出身。

    清代诗文大家吴嘉纪、孔尚任与泰州有着不解之缘,为泰州盐文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在泰州、扬州建造了全国独有的盐宗庙;“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在泰州创建了泰坝监掣署衙;民族英雄林则徐两次莅临泰州,并立碑勒石治理盐税,从而形成仓储充实,一郡安宁的局面。

    古往今来,全国的桥梁很多,而以“税务”二字命名的桥梁,实属罕见。此桥始建于宋代,初名太平桥,又称崇明桥,明朝初年重建。因靠近当时的税务衙门,纳税人到税务衙门完税都要经过此桥或将船只停靠在桥下,然后上岸完税,久之,税务桥名闻遐迩,原太平桥、崇明桥之名反而让人遗忘了。税务桥从明朝起就载入泰州志,至今沿称。

    在清朝道光十二年至十七年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曾两度亲临泰州查察税赋情况。林则徐的到来让泰州税文化又增添了一处胜迹。

    为永远禁止在滕坝、鲍坝绕越偷漏税收,林则徐在泰州滕坝前立下了一块税务告示碑。碑为白矾石质,长方形,上下高147厘米,左右宽70厘米,碑文22行,计1239字。这块告示碑是我国清朝末期税收历史的见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商民百姓与封建统治者之间避税抗税的斗争。

    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税收历史文物,1992年泰州市人民政府和泰州市税务局在古滕坝遗址建造了税碑亭,国家税务总局原局长金鑫题写了“税碑亭”匾额。“税务告示碑”这一珍贵的清代税史实物已成为泰州税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后记:

    文化慢生活,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贫穷哲学。这种哲学希望通过精神的积极作用,来主动选择一种清贫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这种思想。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倡导的就是一种贫穷哲学,他告知人们只有在贫穷、淡泊时,才能感受到灵魂快乐。苏东坡一生被不断放逐,贬到海南岛时已一贫如洗,还是乐观的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也是贫穷哲学的一位践行者。

    文化慢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发现一种诗意哲学。当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他并不在意山水的经济价值,看重的是它们诗意之美。山水、荒原、大海,本身就能让人的灵魂得以净化,让人们对自然和生命保持一种敬畏之感。只有常常置身在山水之间,才能让人真正学会谦卑,打消灵魂中某些妄念,体会到文化慢生活的真谛。文化山水,对人的心灵本身,就有一种引导的力量。所谓文化慢生活,就是在山水文化间,体验生命的孤独或宁静,它既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自然和生命的一种审美。

    文化慢生活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态度。没有文化的慢生活是无味的,文化慢生活才可以在寂静中咀嚼。只有站在传统文化的土地上,我的内心才会深刻,脚步才会从容、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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