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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的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中,容易迷失。当天从卯时直至申时,百官才走出沙漠,唯独不知皇上车驾在什么地方。等候了许久,才有骑士来报,说皇帝已带几骑人马到了行宫。我私下认为,古代的天子出入警跸,清道以后才出行。至于楚田猎于云梦,汉校猎于长杨,都大举陈列兵士护卫,以防备非常之事发生。陛下身膺祖宗的重托,怎么能够和数骑人马独自进出于林间沙漠之中,前无斥候,后无羽林侍卫,实在不能体现出宫禁中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来。微臣愿陛下深思熟虑。以后如再举行校猎,应当事先告诫有关人员,画好围猎场的地图,详细研究是否可行,然后下令清道再出行。选择交通要道旁的比较平坦的地方,作为皇帝休息的处所,挑选忠义的心腹卫士,由亲信心腹近臣加以统率,在周围加以警卫,等候麋鹿到来之后,再骑上马追射。还需事先派遣人员,搜索丛中林木,并清楚地设立标志,作为进出行走的道路。不然,只怕会留下让宗庙社稷忧虑之事。”

    他又说“:臣下读唐史时,见追尊高祖以下的皇帝谥号,有的多至十八个字。前宋朝大中祥符年间谥号也多达十六个字,已灭亡的辽国也依照此例,近来陛下也接受了‘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十个字。臣私下认为,人臣以归美报上为忠,天子以追崇祖宗为孝。太祖武元皇帝接受天命开启帝基,八年之间,包有天下,功德茂盛,史无前例,却只谥为‘武元’二字,理实未妥,怎么能昭示于未来?臣愿陛下诏令有关方面定议谥号,也许能够上慰祖宗在天之灵,使之光芒万丈,传至无穷。”

    又说“:自古以来天子都有巡狩四方的惯例,无不因事而行。或者视察民间风俗,或者审理各种冤狱,或访问民众疾苦,以布施恩德,这都是巡狩的含义。国家初兴,唯恐郡国新附民众,弃本逐末,仍依照旧时陋习,奢侈奸诈作伪,或者有审理不清的冤狱,官吏滥施刑罚,或者劳役无穷无尽,使四民各失其业。如今圣驾省察四方,将依照古代惯例行事,臣下愿天心洞照一切,委派大小官员,端正民风民俗,或者设立匣箱,以听人投诉申冤,或派遣使者巡视郡国,访问民情听理上告,这都是古代巡狩应办之事。以前汉昭帝慰问民众疾苦,光武帝访求民众灾难,这样就民和气顺,天下太平可坐而待之了。”

    又说:“臣听说,高明的医生不是观察人长的胖瘦,而是诊察他的脉络是否有病而已。善于观察天下形势的人不是光看天下是否安宁,而是看法令制度是否理顺而已。天下也就如同一个人,安危也就像人的胖瘦,法令制度就如同人的血脉,血脉没有毛病即使长得瘦也不要紧,血脉有病即使长得肥胖也是危险的。所以,人的四肢虽然齐全无病,也不足以此而有恃无恐,关键在于血脉。天下虽然安宁,也不足以夸耀,关键还在于法制如何。尚书省,是天子的喉舌之官,制定法制的机构。臣下愿皇上诏令尚书省官员,严令和督责百官,各尽其职,以立国家法度。如果吏部天官以举荐贤能,黜退不肖之徒为己任,就能使升降有章可循,选任合适官员,则法度立而民受其利,前代的兴亡,没有不是因此造成的。”

    又说“:舜帝没有告知父母而娶了娥皇女英二妃。帝喾娶了四个王妃,以配合天上的四星。周文王有一位王后、三位夫人,嫔妃若干人。所以选求淑女以充实后宫,是帝王的制度。但是女子无论美丑,入宫以后容易产生嫉妒之心,陛下如果想要多子女,不能不知道这种情形并事先加以告诫。”

    又说“:臣下见本朝富有四海之地,礼乐制度,无不粲然一新。但宫禁中的制度,尚未严密。普通吏人兵士之流,都能任意出入其中,没有人加以检查,以至于好坏混杂而无区别。虽然制定一些禁令,但久未执行,实在不符合严格禁卫、申明法令的本意,这种情况,陛下不能不知道,一定要严加执行。”

    他奏疏送上以后,皇帝十分赞赏并加以采纳,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上太祖谥号的事情。皇统八年(1148)十二月,程寀由翰林侍讲学士改任横海军节度使,又转为彰德军节度使。死于任上,当年六十二岁。程寀为人刚直耿介,不阿谀奉承权贵以希图进取,有古代君子的风度。

    任熊祥,字子仁。他八代祖任圜,是后唐的宰相。任圜的孙子任睿,跟随石晋北迁,因而成为燕人。任熊祥是辽国天庆八年(1118)的进士,当了枢密院令史。金太祖平燕以后,将燕郡给了宋人,任熊祥因而到了汴京,被任命为武当郡丞。宋朝法令规定,刚归附的官员不理政务,任熊祥便对郡守杨皙说:“既然不参预政务,请求只给我半俸来奉养双亲。”杨皙虽然没有答应,但很喜欢他的清廉。

    金人攻占了均州和房州以后,任熊祥又到了金朝,重新被任命为枢密院令史。当时,西京留守高庆裔代管枢密院事,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任熊祥也不阿谀奉承他。后来杜充、刘薚同知燕京行省,法制不统一,经常产生异议,任熊祥经常在中间调解处置。后来他历任深州、磁州刺史,开封少尹,行台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年,任山东东路转运使,又改任镇西军节度使。当时,朝廷命令徐文、张弘信讨伐东海县,张弘信有意逗留,宣称有病不肯前去,被责打二百杖。任熊祥被任命为会试主考官,他以“事不避难臣之职”作为赋题。当在朝廷御试时,他又以“赏罚之令信如四时”作为试题,海陵王大喜,任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

    大定初年,他出任太子少师。当时契丹贼人窝斡窃用王号,北部连连用兵不止,皇帝深感忧虑,下令公卿百官商议进行招抚或讨伐的意见。众人有不同看法。任熊祥进言说:“陛下忧虑劳困民众,连连用兵,不如用恩惠和信义来招抚感化他。”皇帝问“:谁可以充当使者?”任熊祥说“:微臣虽然年老,但凭借国家的威灵,还能充任前往。”皇帝说:“卿已年老,不需再烦你了。”大定七年(1167),又告退回家。任熊祥以事奉母亲孝顺而闻名。母亲去世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停食三天,人人都称赞他。后死于家中。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皇统二年(1142)中进士,由尚书省令史任同知霸州事。累迁至刑部员外郎,因为替故人说情而获罪,被责打四十杖,降任泰定军节度副使。四迁而任大兴府治中,被任命为户部侍郎。金世宗对宰臣说“:王袺过去当外地官员时,以刚直而闻名。而今听说专门替人减免罪刑以积阴德,各种事情他都不按法令而从轻处理。又善于侥幸以偷安,如果真是刚直的话,就应当为国家而忘记自身,公正而不偏颇,何必卖法来求得福佑呢?”不久任命他去赈济密云等三十六县猛安的民户,他多请了三万多石的粟米,被尚书省参奏而降了一阶官阶,出任同知北京留守事。皇帝说“:人们多认为王袺是名有才干的官员,依我看法,他凡事不肯尽力去办,只不过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大定二十四年(1184),改任辽东路转运使。一年多以后,又改任显德军节度使。因为他在转运使的任上曾强扯硬拉侮辱仓使王祺致死,追降两级官阶解除现职务,并被命令打七十杖,降任郑州防御使。

    金章宗即位,又提升为同知大兴府事。审录官员上奏说,王袺在担任显德军节度使时,廉洁刚直,军吏们都服从命令,遵纪守法,没有发生争执诉讼。于是,被提升为礼部尚书,兼任大理卿。他出使宋朝回国之后,正值朝廷要改葬太师广平郡王徒单贞。徒单贞是金章宗母亲孝懿皇后的父亲。皇帝打算引用前代旧例,赐予班剑、鼓吹和羽葆等仪仗护卫。宰臣因为徒单贞是因参与刺杀金熙宗而被杀的,感到很为难。于是,皇帝下诏让礼官们提出看法。王袺上奏说“:晋朝埋葬丞相王导时,给予前后部的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唐朝以来,皇帝的仪仗使用班剑,王公以下的大臣使用的仪仗并无班剑,兼用羽葆也不是适宜臣子使用的,国朝以来埋葬大臣也没有采用过。”皇帝事先已经知道唐朝在安葬大臣李靖等人时都用了班剑和羽葆,便生气地说:“过去典故没有的,固然可以遵从,但使用了也并不过礼。”有一天,章宗诏令王袺和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张日韦到殿门来,对他们说:“朝廷中的事情,你们这些谏官、礼官也应当加以争辩和分析。小民百姓的言论可以采纳的,我尚且听从,何况你们呢?自今以后在朝中议事,不能够都附和尚书省的意见。”

    明昌二年(1191),改任知大兴府事。当时许多僧人喜欢到各贵戚家里去游串,王袺十分厌恶,于是禁止僧人午后走出寺院。曾经有位僧人违犯了禁令,皇姑大长公主来替他求情,王袺说:“有皇帝的命令,立即可以放掉他。”于是,他立即召来这位僧人,打了一百杖致死,从此京城肃然。后来,他又因故意放纵罪人而获罪,又被削去官职。第二年,皇帝特别任命他为定海军节度使。并对他说:“你的性格过于刚直,随着自己心意办事,因而自陷于刑罚。你在年底被降职,我念你任职日久,颇有主见,所以特地把你从遭罪贬谪之中提拔起用,授以现职。况且那个地方年成歉收,民众饥荒,盗贼众多,你必须仍用熟悉情况的旧人加以镇守和安抚,才能使地方安宁和得到治理。希望你尽力而为,以图后效。”不久,他便上表请求退休。皇帝说“:王袺是个能干的人,国家的事情他出力很多。”因而不许可。后来,王袺又再次请求,这才答应了。泰和七年(1207),死去,时年七十五岁。

    王袺性情刚直严厉,遇事果断,官员和民众都害怕他的威严,就是有权势的豪强们也不敢触犯他。承安年间(1196~1200),知大兴府官员出缺,皇帝对宰辅大臣们说“:要选用很有风度和气魄的就像王袺这样的官员当这个职务。”他就是这样被皇帝所深知。

    范拱,字清叔,济南人。九岁就能写文章,尤其深通易学。北宋末年考取进士,任广济军曹,权邦彦任用他为书记,管理学校方面事务。刘豫镇守东平时,范拱撰写了一篇谒庙的文章,刘豫读后感到惊讶,十分赏识他。范拱便向刘豫进献了六箴。

    齐国建立后,范拱累迁任中书舍人。他上奏了初政录共十五篇:一为得民,二为命将,三为简礼,四为纳谏,五为远图,六为治乱,七为举贤,八为守令,九为延问,十为畏慎,十一为节祥瑞,十二为戒雷同,十三为用人,十四为御将,十五为御军。刘豫很赏识他的这些意见但并不能完全采用。过了许久,被任命代理尚书右丞,又进升为左丞,兼任门下侍郎。

    刘豫实行收取什一税的方法,名为古法,实际上是搜括民众,加上刑法严厉峻急,官吏们因而十分残暴。民众久遭兵灾,就更加贫困,许多人又被判罪入狱,境内百姓苦不堪言。右丞相张孝纯和范拱的哥哥侍郎范巽,竭力进言说明这些办法的弊端,请求仍实行履亩而税的方法,刘豫不肯听从。范巽还因此而被贬了官,从此以后没有人敢进言。范拱说“:我如果进言的话就会被认为和哥哥是同党,不进言百姓就会困苦不堪。我既然参与朝政,就要为百姓而进谏。”于是,他便上疏向刘豫进谏,大意是说:“国家以宋朝因重敛而亡作为教训,采用什一税法,本意在减轻民众负担,而官吏们实行的过于严急,使民众违犯禁令,这不是国家长久实行的良策。”刘豫虽然没有立即听从,也并不处罚他。范拱便让刑部上奏各路以税抵罪的总人数多达一千多人。刘豫见人数太多,便更改为五等税法,但民众仍然认为赋税过重。

    齐国被废以后,梁王宗弼主管行台省事,范拱是他的属官。宗弼访查对民众有利和有害的事情,范拱请求减少百姓的赋税,宗弼听从了,百姓所交纳的赋税减少了三分之一,民众这才获得喘息之机。范拱不轻易赞誉别人,但对有才干的人都加以举荐,李南、张辅、刘长言都是范拱举荐的。刘长言从汝州的郏城县酒监被提升为行台省郎,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被提升的,范拱自己也绝口不谈。后来,他因久病而请求到近郡任职,被任命为淄州刺史。皇统四年(1144),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于是以通议大夫名义退休。他静居书室读书,很少和妻子交谈。

    金世宗在济南时就听说了他的声名。大定初年,范拱上疏奏事。七年(1167),朝廷征召他入朝,任命为太常卿。负责有关郊祀的事务。有人进言说,过去历代建都于长安和汴京、洛阳,所以确定泰山、华山等为五岳,如今既然定都燕京,应当另行确定五岳的山名。寺中的臣僚们以诗经?嵩高疏中有“周朝建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的话为据。范拱认为不对,他在奏议中说:“轩辕皇帝居于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帝居于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而论,并没有根据所定居的都城而改变五岳的祭祀山名。”后来也就确定不改变祭祀的山岳。范拱曾经说“:礼官应当遵守礼法,法官应当遵守法令,像汉代的张释之可以说是能够真正守法的人了!”所以他所说的意见也就成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大定九年(1169),他又再次退休,死在家中,年纪七十四岁。

    杨伯雄,字希云,真定藁城人。八世祖杨彦稠,后唐清泰年间,任定州兵马使。后来跟随后晋国君北迁,便居住在临潢。他的父亲杨丘行,任太子左卫率府率。

    杨伯雄在皇统二年(1142)中进士,海陵王留守中京时,杨丘行在那里当幕府官员。杨伯雄前来省亲,海陵王见到之后,十分器重他。过了许久,他被调任韩州军事判官。有两个盗贼装成商人,说是受到旅店主人的欺负,一同跑来州衙中陈诉,其实是想挟迫杨伯雄。杨伯雄细心地觉察到他们的奸诈,便将他们抓起来审问,一起抓获了他们的同党十多人,一郡人都惊讶和敬服。又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当时,海陵王执政,他自以为和杨伯雄是旧相识,便吩咐他时常到自己家里走走。杨伯雄应许了但并不去。有一天,海陵王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君子受知于人就应当以礼而进,依附于别人四处钻营,不是我平素的性格。”从此,海陵王更加厚待他。

    海陵王篡位自立后,过了几个月,提升他担任右补阙,改任修起居注。海陵王急于求得国家大治,经常和他谈论到深夜。曾经问道:“国君治理天下之道,以什么为贵?”杨伯雄回答说“:贵静。”海陵王听后沉默不语。第二天,又问他说:“我迁徙了诸部猛安分别驻守边境戍镇,前夜的回答是不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乎静的?”回答说:“移兵以分驻边境,使之能够南北相互联系,这是国家长久之计。我所说的静,是指不扰民。”二更时分,又询问杨伯雄有关鬼神的事情。杨伯雄进言说“:汉文帝召见贾谊,夜半时分,向前移动坐席,不询问有关百姓的事情而问鬼神之事,后世人颇以此来讥笑他。陛下如果不认为我学识浅陋愚昧无知的话,希望能够问及治理天下的大计,鬼神之事我不曾学过。”海陵王说“:你只管随便说说,以减轻夜间的困倦罢了。”杨伯雄无可奈何,便说:“臣下家里有一卷书,里面写有人死后复活的故事。人们便问地狱中的官员,怎样给以免罪。回答说,你设一本日历,把白天所做的事情,在夜里记录下来,凡是不能写上去的就是不应当做的事情。”海陵王听后,脸色变得庄重起来。夏天时,海陵王登上瑞云楼乘凉,他让杨伯雄作诗。诗的末章写道:“六月不知蒸鰘到,清凉会与万方同。”海陵王看后很高兴,拿给身边的人看并说:“伯雄一说话就忘不了进行规劝,当臣子的就是应当这样啊!”再迁为兵部员外郎。守父丧,服终起任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任直学士,再改任右谏议大夫兼任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

    皇子慎思阿不去世,伯雄因和他一起值班的同僚私下议论而获罪受责罚,话语写在海陵诸子传中。海陵王商议南征江南时,杨伯雄上奏说:“晋武帝平吴时也都是任命将帅出征,何必亲自总领军队?”海陵王不听劝谏。于是,免除了他修起居注的官职,也不再召见他。

    大定初年,被任命为大兴府少尹,因服母丧而离职。显宗当皇太子时,挑选东宫的属官,张浩向他推荐杨伯雄,于是在服满后被起用任少詹事。杨伯雄哥哥的儿子蟠担任左赞善,他们进谏时言听计从,当时的舆论都以此为荣。杨伯雄收集了古代的太子贤能的和不肖的事迹,写成一部书,书名叫瑶山往鉴,进献给朝廷。这本书和他又进献的羽猎、保成等箴言,都受到朝廷的嘉奖和采纳。又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翰林直学士。正遇到太子詹事职务缺人,宰相又举荐杨伯雄担任。皇帝说“:伯雄不能离开我的身边,而东宫也需要他去辅导。”于是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兼谏议大夫。

    大定六年(1166),皇帝巡幸西京,准备顺道到凉陉去避暑。杨伯雄领着谏官们一起进宫劝谏。皇帝说“:让我再慢慢考虑。”而杨伯雄仍然劝说个不停。同僚们都已经引退出去了,杨伯雄又过了很长时间才起身告退。当年到了凉陉,在巡行过程中果然出现了疏漏和失误。皇帝又回想起杨伯雄说过的话,当回宫以后,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并对身边的近臣们说:“群臣之中有才干有气度的人不少,但没有人像伯雄那样忠实。”皇帝又对伯雄说:“龙逄、比干都是因为忠谏而死的,如果他们能够遇到明君,怎么会这样呢!”杨伯雄回答说“:魏征愿意成为良臣,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遇到明君啊!”于是,皇帝对着宰相们说:“尚书上说:‘你们不要当面表示听从,离开以后又另有说法。’我和你们一起治理天下,事情可不可行,应当立即当面陈说。卿等位居卿相,正是行道扬名之时,如偷安自便,侥幸于一时,如何向后世交代?”群臣都高呼万岁。

    大定十二年(1172),杨伯雄改任为沁南军节度使,又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承旨。丞相石琚退休时,皇帝问他:“谁能替代你?”石琚回答说“:伯雄可以。”当时人议论都认为石琚举荐得人。朝廷又任命杨伯雄代理詹事职务。他知无不言,提出了许多匡助朝政的好见解。后来宫廷中的官员有狡诈善变的人时,人们便必定以称赞杨詹事的正直来使他羞耻。后被任命为定武军节度使,改任平阳尹。起先,张浩曾经在平阳任职,有仁政。杨伯雄当了平阳尹后,百姓们都称颂他,并说:“前有张,后有杨。”又改任河中尹。死时六十五岁,谥为庄献。他的弟弟叫伯杰和伯仁,族兄名伯渊。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中进士。调为镇戎州判官、泾阳县令、泾州观察判官。补为尚书省令史。依照旧规定,必须试补两个月以后才正式补用。萧贡到尚书省只试用几天,上司就认为他有才干,当即正式补用他。后晋升为监察御史。提刑司上奏说,萧贡在泾州时有美政,因而被升任北京转运副使。双亲年老,便回家归养。

    左丞董师中、右丞杨伯通举荐萧贡有文学才能,被任命为翰林修撰。萧贡上书朝廷说:“近年的弊端,在于选拔人才不注意器度见识和品行,只要善于写文书、不涉及吏议的就是能干。用人时不注意因才任职,只拘泥于资格加以任用。爵名重器的赐予不慎重,人人怀有侥幸之心。选用守令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员,民众遭受其害。希望朝廷提拔真才以振改浅薄的习俗,考核功绩才能以确定职务功业,慎用名器以抑止侥幸之心,注重守令的选用以厚邦本。然后政令和教化可行,百事可举了!”皇帝下诏让文臣们写一篇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萧贡所写的被评为第一名,获得皇帝赏赐的上等缯帛四端。萧贡评论当时治政方面的五弊、开言路方面的四难,言辞恳切,被改任为治书侍御史。守父丧,服丧期满重新任用,后改任右司员外郎,不久又转任郎中,升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他与陈大任一起修订辽史。又改任刑部侍郎,历任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史,三次升迁任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

    大安末年,改任彰德军节度使。因“兵起不能守住城池,亡失百姓”的罪名,被降为同知通远军节度事。不久,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历任河东北路、南京路转运使、御史中丞、户部尚书。南京戒严时,被指责军储物资缺乏治罪,皇帝下诏释放他不予追究。兴定元年(1217)退休。元光二年(1223)去世,谥为文简。萧贡好学,读书到老也不倦怠,注有史记一百卷。

    温迪罕缔达,通习经史,从女真字开始任官,累迁至国史院编修官。起初,丞相希尹创造了女真字,并设立学校,让讹离剌等人任教。后来读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转为学习经史。原先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都是从这条路后来直当到丞相的。温迪罕缔达被认为是最精深此道的。大定十二年(1172),朝廷下诏要缔达所教的学生学习做诗和策文,如果写得有文采的,就根据才学加以任用,自愿继续学习的也听从选择。大定十三年,设女真进士科。当年,徒单镒等二十七人中进士。十五年,温迪罕缔达升任著作佐郎,和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一起翻译和注释经书。累迁任秘书丞。

    大定十九年(1179),改任左赞善,因母亲年老请求离职归养。显宗派内直丞六斤对温迪罕缔达说:“赞善,开始时并未任命你当这个官职,皇上对我说:‘我得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学问博通,应该让他来辅导你有关德义方面知识。’过了几天,任命你当了赞善。我自以为亲身受到有关德义方面的教益,不胜欣喜。你现在还不能离去,不要心中为难。”过了许久,转任翰林待制,死于任上。明昌五年(1194),追赠为翰林学士承旨,谥为文成。

    张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调任隰州军事判官。有人诬告一家兄弟三人拦路抢劫,张翰暗访得知真实情况,就向州里说明并释放了他们。历任东胜、义丰、会川县令,补任尚书省令史,又任户部主事,升为监察御史。服母丧,服终,调任山东路盐使。服父丧,起复任尚书省都事、户部员外郎。大安年间,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守边境,张翰任左右司郎中,由于意见不一致,处置不得法,张翰多次力争不被采纳。承裕被逮捕后,卫绍王知道张翰事先已经提过不同看法,便召见他并加以安慰。改任知登闻鼓院,仍兼原来职务,又升为侍御史。贞。。初年,任翰林直学士,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戒严时,调度有方,改任户部侍郎。

    金宣宗迁都汴京,张翰规划筹措粮草并随从至真定,他上书皇帝进言五事:“一为强本,也就是要聚集兵士、迁徙豪强,以充实南京。二为足用,也就是说应当依照蔡州、汴河的旧渠道来通漕运。三为防乱,就是应当聚集义军,发给官印,让他们相互统帅,以使内部安定不致反复。四为省事,是说县、邑不能自保的应当加以合并,既可减少官员人数,又便于防盗。五为推恩,也就是应当广施恩惠,以示天子所在地值得庆幸的意思。”皇帝略加施行了。

    张翰一向善于治理烦难的事务,每到一处就办理得有条不紊。升任河平军节度使、都水监、提控军马使,不久又改为户部尚书。当时,刚迁都南京,各种事情正是草创阶段,张翰处置得有条有理。当年去世,谥为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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