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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获得进取的机会,人人怀念朝廷恩德,使地方安稳宁静,或许根本就在于此。朝廷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

    太和十一年(487),京都一带发生大饥荒,韩麒麟上表陈述时务,说:

    “古代圣哲的帝王治理国家,建立政权,积蓄九年的粮食,才称得上太平。所以亲自耕田千亩,给百姓做出表率。这样才能使天下衣食丰足,礼仪盛行。到了后来,帝王仍崇敬力田农业,缴纳粮食的人同在战场上杀敌的一样都可以得到朝廷赐给的爵位,种田的人同孝敬父母、和睦兄弟的人一起可以得到同样的奖赏。这实在是历代帝王一贯的做法,为政者所必须首先考虑的。现在,京城的人不种田的居多,不劳而食的人口,三分之中有其二。一个人不种,就可能会挨饿,更何况像现在这样,不耕田者数以万计?所以,近年山东遭受水灾,而有很多人挨饿受冻;今年秋天京城发生旱灾,谷价飞涨,实在是因为农民不事农业,平常没有积蓄的缘故。

    “陛下您天资聪明英纵,德望高于三王五霸。尽管上面有您覆天载地的恩泽,下面却仍有挨饿受冻的百姓,都是因为有关的部司不制定出奖励农耕的制度,官吏不体恤农民,不把农耕作为根本。自从长久升平,多年丰收,官吏竞相浮夸,渐渐养成奢侈的风气。由此使得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土地荒芜的越来越多;府库里的粮食布帛几乎用完,集市上的东西却很充盈;家里衣食匮乏,道路上行走的人却盛装艳服,忍饥受寒的根本原因,实在由此引起。我认为凡是珍奇玩好,都应该禁绝;婚丧嫁娶的礼仪,都应该制定一定的格式。让富贵和贫贱的有所区别,人人归于朴素。根据天下男女数量,按人口多少分给田地,下级官吏四时到乡村巡行督促,上级官吏,一年检查一次,多劝农夫耕田,根据耕田情况,严加奖励和处罚。数年之内,一定会有丰余,再遇到灾荒,可避免流离死亡。

    “过去审核农户交纳情况,发现田租赋税既轻且少。我所管辖的齐州,百姓交纳的租粟只够官吏的俸禄,入仓的数量很少。虽然对老百姓有好处,却不可以长久这样下去。假如遇到战争或天灾,恐怕救济的东西都无处获得。请求朝廷减少征收绢绸和布匹的数量,增加谷物的数额。丰收年景就多积存一些,遇到荒歉就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说的把私人的粮食寄存在官仓,官仓有积蓄,则老百姓就不会再有灾荒年了。”

    韩麒麟性情恭敬谨慎,经常将国家的律令放在座位旁边。临去世的时候,家中惟有数十匹作为俸禄的丝绢。他的清贫就是这样。

    韩子熙,字元雍。从小就能自我约束,颇有学问见识,任清河王元怿的郎中令。最初,他的父亲韩兴宗把父亲韩麒麟的封爵让给弟弟韩显宗继承,显宗不接受,子熙仍然成全父亲的意愿,自己始终不继承。显宗去世,子熙蒙受朝廷别的封爵,又把封爵让给了兄弟韩仲穆。他同兄弟之间就是如此友爱亲密。他的母亲去世,守丧完全按照礼节。他被清河王元怿所信任,为母亲守丧期间,元怿将他的职位空着也不找人代替。等到他守丧完毕,又重新任用。元叉害死了元怿,很久没有下葬。子熙十分忧虑憔悴,住在野外替元怿守灵。声言如果元怿的王号不重新恢复,尸体不按朝廷大礼迁葬,自己终身不再做官。后来,灵太后又掌握朝政,任元叉为尚书令,解除了他领军的职务。子熙与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瞯、宾客张子慎向朝廷上书,申诉元怿的冤枉,斥责元叉、刘腾对元怿的诬蔑。灵太后看到奏章进行廷议,又任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剖开刘腾的棺木,处死了元叉。不久,子熙奉命修撰国史。建义初年,他兼职黄门,不久正式任黄门职务。

    子熙清廉自守,不随便与人联络交结。他早年丧父,叔父韩显宗将他收养。显宗去世,儿子伯华年幼,子熙对于这位从弟十分友爱,就像同父同母所生的一样。经常住在一起,自己的车辆马匹钱财,任他享用,脸上从未表现出不愉快的表情。他又上书朝廷,请求赐给伯华官职,于是,伯华被任为东太原太守。伯华在任上,被刺史元弼侮辱,子熙便哭着在朝廷上诉说这件事,明帝下诏调查,元弼受到了指责。

    尔朱荣擒获葛荣后,将他送到京城。庄帝想当面斥责葛荣。子熙认为葛荣既然是罪魁祸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处死,恐怕很不顺从,不宜再去看他。尔朱荣听说后十分恼怒,请求加罪子熙。庄帝饶恕了他。邢杲叛乱,朝廷命子熙去招抚,邢杲假称投降,子熙相信了他。回到乐陵,邢杲再次反叛。子熙回到京城,坐罪交付廷尉处理,判以大辟罪,朝廷饶他不死,免去了他的官职。孝武初年,任著作郎,因奉命册封勋臣,被封为历城县子。

    天平初年,为侍读,任国子监祭酒。子熙生活俭朴,安贫乐贱,喜好清静闲散。京师刚迁到邺城,朝廷给各部司配有兵丁,以供驱使,当时人们都认为祭酒是一个闲散职务,只给了两个人。有人劝子熙奏请朝廷多给几个人,子熙说:“朝廷不愿意多给祭酒配备兵丁,关我韩子熙什么事?”议论的人都称赞他。元象年间,加封他为卫大将军。

    原先子熙给他的兄弟娶王氏为妻,王氏是他姑母的女儿,生了两个孩子。子熙还没有娶妻,后来与寡妇李氏苟合,生了三个孩子。王氏和李氏不和睦,经常互相争吵,子熙因此惭愧气愤,积郁成疾。死后,遗嘱后代不要向朝廷请求谥号。他的儿子没有遵行,便向朝臣请托求谥。武定初年,朝廷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韩显宗,字茂亲。为人刚直,敢当面向皇帝直言谏诤。也十分有才学。和尚法抚,在三齐一带被称为聪明过人,曾与显宗比试。抄了一百多个人的名字,每人各读一遍,随即背诵,法抚记错了一两个,显宗却没有一处错误。法抚叹服,说“:贫僧有生以来,只佩服你这个年轻人啊!”太和初年,显宗被举荐为秀才,朝廷对策,取为甲等,任命为著作佐郎,后又兼任中书侍郎。朝廷决定迁都洛阳,显宗给孝文帝上书说:

    “一、听说皇上今夏如不巡视三齐,也要出游中山,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啊。当今徭役应当早日停止,洛阳应早日建成。节省费用开支,徭役就可以减少;将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合并,洛阳就可以早日建成。希望您的车驾及早回到京城,这样可以省去各州郡供应的费用,南部州县可以免除各项徭役的纷扰,北都可以停止骨肉分离的叹息。洛阳可以马上迁入,群臣百姓会高兴得像回到家里一样。

    “二、自古以来,圣哲开明的皇帝都把勤俭节约当成美德,昏庸淫乱的君主必会因奢侈腐化留下祸患。我朝先代帝王都节减皇宫的开支而致力于经略国家大事,所以能够使基业开拓广大,国运兴隆平安。今天洛阳的城址,是魏明帝营造的,却被前代所讥讽。望陛下对旧城城址尽力缩小。过去北都的富豪人家,比着看谁的府宅豪华,现在借着迁都的机会,应该申明禁令,让穷人和富人的住宅都有一定标准,不能超过国家的规定。街道要宽广笔直,沟渠要往来交通,寺庙和官衙要有区别,官民不要杂处,要永远成为百代不磨的典范。

    “三、听说您的车驾到洛阳,只带领着数千名骑兵,我认为您很不应该这样做啊。富贵人家的孩子,还不坐在危险的房子下面,更何况您是拥有万乘大国、富有四海的帝王呢!扫清道路再行走,还恐怕会有车辆倾覆的闪失,更何况跋涉万水千山而不多加考虑呢。

    “四、陛下您耳中经常听的是佛法的声音,眼中经常看到的是经典巨著,口中说的是国家的各种法律,心里考虑的是天下纷繁的事务,日过中午才吃上饭,夜半三更才能就寝。再加上对双亲十分孝敬思念,随着年岁的增长,倾注的感情越来越多。又用力于文章大业,每日挥成数篇。虽然您智力过人,不感到这些事情烦难,然而,不爱惜精神,存养性情,就不能有无疆的寿命。庄周说过‘:身体有限度,而智慧却无穷尽,用有限度的身体,去役使无穷无尽的智慧,体力会消耗完的。’这使愚臣我常常忧虑不安啊。”

    孝文帝对他的意见颇愿采纳。

    韩显宗又上表说:

    “前代选拔人才,必先正定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说法。现在各州郡察举的人才,徒有才干优秀,孝敬父母的名声,而没有优秀和孝敬的事实。朝廷只看他们的出身姓氏,不再考虑其他条件。如果这样,可令州郡另外察举出身望族的人作为做官的人才,何必让他们假冒优秀与孝敬的资格呢?所谓门阀望族,只是他们祖上的功绩,对朝廷有什么益处呢?对国家有用的,是贤良卓越的人才。假如他有才干,虽然出身像屠户、渔夫、奴仆、俘虏那样卑贱,圣上您也要不耻于以他们为臣;假如他没有才干,虽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的后代,也会自己沦为皂役奴仆啊。有些论者可能会说:‘现在世上没有有才干的人,不如在望门大族选拔人才。’这也是错误的。怎么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虎,便撤掉宰相的职务而不再设置呢?只有通过考核,认为他有寸长铢重般的能力,就可先叙职任用,这样贤才就不会遗失。”

    又说“:皇帝之所以能够高居尊位而驾驭天下,在于威望;百姓所以改恶向善,是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建国立家,一定以刑法去治理。救活人的生命,靠的也是刑法。有了罪就应当受到惩罚;惩罚那些犯了罪的,虽然用的是木板和鞭子一类较轻的刑具,而人们也不敢再犯。有了法律制度而不执行,人们心存侥幸,那么,虽然用夷灭三族的重刑,也不能肃清犯罪行为。自太和年以来,没有过多地对盗贼处以斩首弃市的重刑,而天下却太平无事。由此看来,止息犯罪在于严格执行法律,不在于加重刑罚。现在州郡的官员,只图博取一时的虚名,滥肆实行刑罚;朝廷的官员,也都认为严酷苛峻为执法无私,认为仁恕宽厚为放纵容忍罪犯,互相仿效督促,便成了风气。陛下居于九重深宫之内,视百姓有如赤子;朝廷各个部担当处理各种事务的重任,对百姓却有如仇敌。所以尧和舜这样圣明的皇帝只有一个两个,而像夏桀、殷纣这样的暴君却数以千百。天地畅和之气不出现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应该告诫百官群僚,要施恩惠于黎民百姓。”

    韩显宗又上奏章说“:过去周平王因被犬戎族进攻,将都城向东迁至河洛一带,镐京仍然称宗周,是为了保存根本。光武帝刘秀虽号称中兴,对洛阳实在是草草创建,西京仍设置京兆尹,也不废除旧时的建制。现在陛下您发扬光大祖先开创的基业,迁往中原,根据古制恢复汉族礼仪,这实在是盛大的举动。根据春秋一书的意思,有皇族宗庙的城市叫都,没有的称邑,这是不容改动的典章。况且在北部的代都,有皇族的宗庙和先王的坟墓,王业的基础,天子的依托,但如果说那里是神乡福地,也差得太远了。现在,代都只同于一般的州郡,我为此感到很不安。我认为代京建立辅地,设置京兆尹一职,都应该和过去一样。尊崇根本,重视旧制,以光耀史册。”

    他还说:“我见洛阳的规定,居住按照官位的高低划分,不按照姓氏宗族。然而,官位是不稳定的,有的早晨荣耀而晚上就已败落,那么,士大夫就会与庶民住在一处,偷盗的赃物就会在富饶之区查获,事情的颠倒,或许就像这样。古代圣贤的帝王,一定要让职业不同的人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是想让他们职业稳定,志向专一。职业稳定就不会三心二意,志向专一就不会任意胡来。所以,让他们耳濡目染,不用监督就能成功;父兄的教育,不用严厉施行,就能产生作用。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然而,还让官民分开居住,不使他们混杂在一起。作坊、屠户、酒店都有固定的场所,各行各业的商人也都住在一起,不设立律令,可以自由买卖。居住不能混杂,假如在一处弹筝吹笙,轻歌曼舞,一处有严厉的教师在授课,背诵诗经,讲解礼记,让学童们自己选择,那么,到歌舞场上的会数以万计,而到学馆的却没有一人。这就是手艺人不能杂居,读书人不应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住在一起的最好证明。所以,孔子说居必择仁,孟母利用三迁作为训诫,圣贤者明哲的教诲,如此重要。假如让工匠之家学习士大夫的风度礼仪,恐怕一百年也学不成;让士大夫家的孩子仿效匠人的音容仪态,一天就可以学会。让读书人在一起,那么,礼教就容易兴盛;与工匠们住在一起,风气习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拔门第高的人,则察看他的婚姻情况和祖上的官阶,据此作为升降官职的依据,考虑得是多么周密啊。至于有技艺的人进入仕途,能够与富室贵族房宅相连,又多么简略啊。现在根据古制建立标准,划分好住宅的区域。凡是迁居的都是公家的土地,分别工匠和士大夫的住处,在于朝廷一句话,有什么可犹豫的,而影响了迁都这件盛大壮美的事情?”

    孝文帝认为这些意见很好。

    孝文帝曾经对韩显宗和程灵箈说:“著书立说的重任,由撰写国书的人担任。你们的才华,我很了解。中书省的情况,你们都听说了。如果与古人相比较,像班固、司马迁那样的人才,自然很少。如果与当代的人相比较,你们应该首先推举崔光。”孝文帝又对显宗说“:比较你的才能,可居于中等。”对程灵箈说:“你与显宗,也有差别,可居于下等中的上乘。”显宗说:“我才识短浅,但与崔光相比,实在要强得多。我认为陛下您过于尊崇过去而轻视现在。过去扬雄撰写太玄经,当时还不免被人讥刺为只能作盖酱罐的毫无价值的废品。二百年以后,其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的著作。现在我所撰写的,虽然不足以光大帝王的事业,然而万代之后,却可以从中了解先帝们的辉煌业绩和陛下您昭彰后世的道德,这既不次于唐典,也不逊色于虞书。”孝文帝说:“假如我无愧于虞舜,你同尧的臣相比,会如何呢?”显宗说:“您可以和尧、舜相提并论,公卿大臣难道不都是高阳氏的八个杰出人才吗?”孝文帝说“:你的著作,仅仅是奉行职务,并不是优秀的史书啊。”显宗回答说“:我生逢您所治理的开明盛世,直笔写来,毫不惧怕,又不接受别人的金钱,睡得安稳,吃得有味,这又比司马迁、班固优越呀。”孝文帝听了很不以为然。显宗后来又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修订朝廷礼仪。

    孝文帝曾下诏对朝臣们说“:近代以来,出身的高贵与卑贱,常有固定的划分,我认为这样既可以,又不可以,应该认真考虑。”李冲说“:不知道自古以来设置官位,是为了那些出身富贵的膏粱子弟安排个位置呢,还是为了参赞政治,有益于当时呢?”孝文帝回答说“:都是为了百姓。”李冲接着说;“如果是为了百姓,陛下您现在为什么专门看重门第的高低,而不下达选拔人才的诏书?”孝文帝说“:如果有异乎常人的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然而,那些生于有身份的人家的子弟假如还没有被录用,只要道德清纯笃厚,我可以任用他。”李冲问:“像傅岩、吕望这样的人才,难道可以用门第出身决定他能否被举荐?”孝文帝说“:像这样济世治国的旷世奇才太少了,许多朝代才会有一两个。”李冲对诸位公卿大臣说“:正想向各位求救。”秘书令李彪说:“军队中人才少,不足以作为证明。如果我有什么想法,能不向圣上畅所欲言?陛下如果仅仅以地域门望裁量人才,不了解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虽任三卿,哪里赶得上孔子所要求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项人才的标准呢?”孝文帝问:“这如何解释?”显宗答道:“陛下迁都洛阳,各项礼仪制度都得到革新,国家能否兴旺,在此一举。从国事考虑,不要问他是否是中秘监、令的儿子,就一定任为秘书郎。历来任中秘监、令的,儿子们也一定能胜任吗?”孝文帝问“:你为什么不主张让当世的权门贵族任监和令的职务呢?”显宗回答:“陛下认为物不可类聚,不应该老是让贵族的后代继承前代的职务,卑贱的就永远只能承袭卑贱的职务。”孝文帝说:“如果有远见卓识,才能杰出的,我也不拘泥于这个成例。”韩显宗后来任本州的中正官。

    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亲自南征,任命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军队到达赭阳,南齐守将成公期派他的部将胡松、高法援等率领齐军和蛮军进攻魏军大营,显宗率军迎战,将齐将高法援斩首。显宗率军到了新野,孝文帝问他:“为什么不张贴布告?”显宗回答说:“我过去见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二三个贼兵,几匹驴马,就写露布表功。我在京城的东观,私下里常常嘲笑他。最近我仰伏您的神威,得以摧垮敌兵。由于兵少力单,擒斩敌兵的数量不多,如果因此甩动长长的衣袖舞之蹈之,张扬功劳,仿效王肃过去的做法,罪过更重。所以,我收起毛笔,卷起白绢,不发露布,只将战况呈报给您就行了。”孝文帝说“:像你建立的功勋,可以封为王侯。等到赭阳平定后,再一并封赏。”新野平定,任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嘉的咨议参军。显宗在给孝文帝的奏章中,颇有矜持骄傲的口气,自己诉说过去的功劳。孝文帝下诏说“:显宗进退失度,行为不检,有损朝廷清纯的风气,交付尚书按律处分。”兼任尚书职务的张彝奏报免除显宗的官职。孝文帝下诏命他以布衣的身份任咨议,以观后效。

    显宗失意丧志,遇到往洛阳写信的机会,便写了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以抒发郁结在胸中的愤懑。太和二十三年(499)去世。

    程骏,字駘驹。他从小失去父亲,家境贫穷,守丧时以孝著称。拜刘延明为老师,性格机敏,酷好学习,昼夜苦读,没有倦意。刘延明对学生说“:告诉他事物的一个方向,就能推知其他三个方向,程骏仅次于这样啊。”程骏对刘延明说“:现今提倡名教的读书人,都说老庄的话虚无怪诞,不切实际,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老子著抱一的学说,庄生申述性本的宗旨。如果都能做到这样,世道可以说就十分顺达了。人如果不专一守本,那么烦恼就会产生;过去任性自为,就会流于放荡丧失真性情。”刘延明说:“你还年幼,说话就这样老成,真好啊!”从此,他的声誉远播。沮渠牧健拔擢他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439),凉州平定,程骏迁往京城,被司徒崔浩赏识。文成帝继位,任程骏为著作郎。皇兴年间,任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报程骏实在是一个史才,朝廷正准备修史,请求把他留下。奏章报给献文帝,同意了李敷的意见。献文帝屡次与程骏讨论易经、道德经的含义,对群臣们说:“我与程骏谈论,思想十分舒畅。”献文帝问程骏的年龄,他回答说“:六十一岁。”献文帝说“:昔日姜太公年纪高迈而遇到周文王,你今日遇到我,难道不是太早了吗?”程骏答道:“我的才能虽然不如姜太公,陛下您的尊贵却超过周文王。如果上天再让我多活几年,我一定像吕望编写六韬那样竭尽全力为您效劳。”

    延兴末年,高丽王高琏请求将女儿送给献文帝做妃子。孝文帝任程骏为散骑常侍,赐给安丰男的爵位,持节到高丽国迎接高琏的女儿。程骏到了平壤城,有人劝高琏说:“北魏过去与燕国通婚,后来又进攻人家,是由于迎亲的使者看见那里山川险要的缘故。现在如果我们将女儿送去,恐怕后果和燕国没有什么不同。”高琏便谎称女儿死去。程骏与高琏反复交涉了一年,用大义批评高琏,高琏十分气忿,断绝了程骏一行人的酒饭,想逼迫和羞辱他们,但由于惧怕北魏而不敢加害他们。恰巧献文帝驾崩,程骏才回来,被封为秘书令。

    开初,朝廷将神主迁到太庙,有司奏称:按照旧例,庙中的执事官都应该赐给爵位,现在应依旧例。朝廷下诏让朝臣们评议这件事,群臣都认为应该按照旧例。程骏却认为不可以,上表说:“我听说名器被帝王所宝贵,山河为国家所珍重,所以汉代的帝王作出规定,不建立大功,就不分土封侯。没有见过在宗庙料理事务,却能得到疆土的赏赐。虽然也曾有帝王这样作,暂时又被沿袭,然而怎么能将帝王们一时的恩泽当成万世不变的成规呢?”奏报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对群臣们说:“议论事情,应当正直而又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怎么可以依循暂时的旧例呢?”赐给程骏衣服一套,帛二百匹。朝廷又下诏说:“程骏做官清廉谨慎,论事常合朝廷的意见,家里没占有什么财货,室中却有道德高尚的主人。可赐给帛六百匹,以表彰他节俭清正的美德。”程骏得到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了亲朋旧友。

    程骏性格正直,不与世争荣。太和九年(485)正月病重,留下遗言说:“我崇尚节俭,怎么能死了之后厚葬呢?过去王孙实行裸葬,是对厚葬有所感慨才这样;士安用粗席子埋葬,显得过于矫情和严厉。我死了,入殓时可以穿上平时的衣服,随葬的明器遵从古制。”程骏最初病危,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派使者来问候他,命御医徐謇给他诊治,赐给他汤药。临终时,朝廷下诏封他的儿子程公称为中散大夫,从子灵箈为著作佐郎。死后,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十分伤感痛惜,赐给他棺木一口,朝服一套、帛三百匹,追赠为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这是孝文帝赐给的名字。家庭贫寒,从小失去父亲,饱受贫困折磨。然而却胸怀大志,好学不倦。最初,受学于长乐的监伯阳,伯阳十分称赞他。后来与渔阳的高悦、北平的阳尼等人想一起隐居名山,没有实行。高悦的兄长高闾学问广博,才干突出,家里藏有很多图书典籍,李彪便到高悦家借阅,天天手抄口念,废寝忘餐。不久回到家乡。平原王陆睿年近二十岁,素怀大志。他娶东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鉴的女儿为妻,迎亲路经冀州、相州,听到李彪的名字,专门去拜访他,两人举行了师友的礼节,为州郡的人们所称道。李彪便被举荐为孝廉,到京城入学馆受业。高闾称赞他不久即可贵显,李冲对他礼遇甚厚,李彪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

    孝文帝即位之初,任他为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又封为散骑常侍、卫国子,出使南齐。又任秘书丞,参与著作等事。自从文成帝以来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崔浩、高允撰写国史,编年序录采用了春秋的体例,遗落了许多重大的时事。李彪与秘书令高。。上书,请求按司马迁、班固创立的史书体例,撰写分为纪、传、表、志等目。

    李彪又写表陈述有关封赏的事情七条,其一说:

    “古代圣哲的先王创立的制度,从天子到公卿,往下再到看门的和打更的,他们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有等级差别。地位低的不得超过地位高的,卑贱的不得超过高贵的。这样,才上下有序,人心稳定。现在的风气,人们竞相浮华,情志变化无常,大肆兴办耗费财力人力的事情。耗费财力的,如制造大批的绫罗绸缎和珍奇玩好;耗费人力的,如建造宫殿庙宇,并大加粉饰。这些妨害男子耕作女子纺织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当时朝政可令人长久叹息的事情有六,这便是其中之一呀。

    “上边所喜好的,下边一定仿效。所以,越王好勇斗狠,而将士大多轻生敢死;楚王喜欢瘦子,而国内就有人挨饿减肥。现在,太上皇和皇上带头节俭,并下诏命官民都要勤劳。但是,百姓的奢华之风仍未变革,难道是楚国和越国的人就那样容易改变,我们魏国的人民就这样难以变化?这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宣传,人们没有被感化所造成的。我认为住宅、车辆、服装,自百官以下到普通百姓,应该规定出等级式样。使高贵的不至于使用卑贱者的,卑贱者不至于违制使用高贵的,人人都不能任意奢侈,有违典章制度。”

    其二说“:易经上称‘:掌管国家神器都不如天子的长子。’左传说‘:太子继承王位,庄稼就长得好。’然而,无人祭祀则皇室宗庙就没有供品,太子被废除国家的神器就无人可传。圣贤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立下诰书作为世代遵奉的法典。过去周代的天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推崇儒术以教育太子,太子因此养成美德,施行政治对于黎民百姓大有好处,所以世代拥有天下,前后历经八百年。到了嬴政当了秦国的皇帝,不用做人的正道教育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于是养成凶恶的品质,对待百姓肆虐横行,因而国运短暂,立国只有两代便被灭掉。灭亡与兴盛,其原因在于前代对后代如何教育。所以,礼经上说:‘太子出生后,要举行大礼,让人抱着他,有司的官员严肃端庄,在南郊拜见。’表明太子身份的重要,要被上天知道。‘经过宫阙就下车马步行,经过家庙就去叩拜’,这是申明孝敬尊长的道理。然而,古时候的太子,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的子民百姓,所以,教育能稳固地在他身上施行。这是古代给我们留下的一面镜子呀。高宗文成皇帝,感叹幼年时老师对他不勤加教诲,曾对群臣们说:‘我刚开始读书时,年纪很小,不能专心。到称帝后,每天面临着繁重的政务,又无暇温习。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我的过失,也是因为老师不勤勉教育。’尚书李讠斤赶快跪下来免冠谢罪。这是近代给我们提供的借鉴。

    “太皇太后帮助高宗文成皇帝料理朝政,又将显祖献文皇帝培育成材。丰功伟绩远远地超过前代帝王。陛下您从小就蒙受她的教诲,您对她的尊敬也日益增加,到了太子出生后,您亲加抚育教导,日日检查,月月考课,实在劳心费神。今天,应该按照古制聘请老师,用以教导太子。教导正确太子就行为端正,太子端正就是皇家的福分,皇家有福则天下万民就享受太平。”

    其三说:“礼记上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就不能叫做国家。光武帝刘秀因一亩地不实在,就加罪于地方长官。圣人忧虑世事重视粮谷,是那样殷勤,不舍昼夜;开明的君主体恤百姓的生活,劝农耕桑,是这样热切。近年山东饥馑,去年京城歉收,百姓们纷纷出走逃向丰收地区。他们既荒废了所经营的产业,遭受疲劳饥饿的折磨,又使国体遭到损伤。如果先多积蓄些粮食,按人口发给他们,他们怎么会扶老携幼,流浪到千里之外逃荒要饭?拿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相比,实在可怕呀。

    “我认为应从州郡常年的租赋收入中拿出九分之二,京城每年费用开支的剩余部分,各立专门机构管理。丰年则鼓励百姓粜粮,积聚在官仓中;遇到荒年则加上二成利润,粜给百姓。这样,人们一定专心务农耕田以购买官府的布绢,又注重积存财物以买取官仓的粮食。丰年则积存,荒年则卖出。另外,设立管理农业的官员,从州郡人户中抽去十分之一作为屯户。根据水陆交通的便利情况,估计田亩的数量,把从犯人那里追赃,或出钱赎罪和其他收入中余剩的钱用来购买耕牛,租给屯户,令他们尽力耕种。一个农夫每年要求他交纳六十斛粮食,除了征收正课之外,再让他们服一定的杂役。做好这两件事,数年之内就会积存粮食,人民丰足,虽然遇到灾荒也不会受侵害。

    “我又听说前代贤明的帝王都一定关怀远方的人才,礼贤下士,拔擢沉滞不起的英才。所以,汉高祖经过旧时的赵国,访求乐毅的后代;晋武帝拥有天下,却表彰吴、蜀之地的俊才。我认为应在黄河以南七州中选拔人才,让他们到京城中,按照中原官吏的标准,根据能力加以任用。这样,一可以表明我朝对新旧占领区的人才一视同仁,二可以怀柔长江、汉水一带士民百姓归顺我朝的感情。”

    其四说:“汉朝制度,过去断狱决囚在冬季,至孝章皇帝时改在十月,用以孕育在地下萌动的万物。后来遇到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断狱,阴气微弱,阳气散泄,所以导致旱灾发生。朝廷将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定夺。尚书陈宠说‘:冬至时阴气才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等草木初动,周代以这一天为春天的到来。十二月阳气向上涌动,所以,山鸡鸣叫,家鸡抱雏,殷代认为是春天的开始。十三月阳气已经降临,蛰伏在地下的虫子都已苏醒,夏代当作春天的到来。三个朝代把动植物的萌动现象,分别演化成人统、地统、天统三历。在三统一月处决囚犯,是不顺应天意的。’孝章帝同意他的意见,定在十月断狱。

    “现在京城和各州郡断狱决囚,常常放在冬季,不根据三统历推算万物萌动发育的情况。对囚犯宽大赦免的情况,现在远超过了从前,按照典章法律的要求,则是很大的缺陷。今天这种做法,难道就是所谓的帮助阳气发生上升,对万物奉献一点仁爱之心吗?实在应该借鉴周代的典章,采纳汉代的规定,将全国断狱的时间定在初秋开始,初冬结束。不在三统历确定的春天施行斩首、绞死一类的刑罚。这样,道德就会施及人世和阴间,仁爱能够流传于后代。”

    其五说“:古代的大臣有因为不廉洁坐罪被处罚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盛食物的罐子不注意装了别人家的东西。这是国君对显贵大臣礼貌,不直接说明他的罪过。大臣犯了罪,则洗净官帽,帽缨上加剑,请求自杀,这表明大臣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不敢逃脱刑罚呀。我朝礼遇大臣,礼仪崇尚前代。自太和年以来,有犯罪当被砍头的,大多让他回家自尽。颁发命罪臣自裁的圣旨时,陛下您恻隐沉痛,言语悲切,热泪双垂,朝臣们有目共睹,天下士民有耳皆闻,实在能够感动将死者的心灵,慰勉罪臣亲友的感情。然而,只是恩泽发于您的内心,并没有成为永久的制度,所以我敢陈述自己的浅见。

    “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朝廷将他关押在长安监狱中,对他的拷打羞辱与仆役一样。贾谊便上书,极力陈说君臣的大义,不应该这样对待周勃。对于朝廷重臣,天子应该为他改变自己一向严肃的表情,十分礼貌地接待他,下级官吏应该毕恭毕敬地敬重他。他有了罪过,可以免除官职,可以将他赐死,不应将他捆绑起来,送给司法部门鞭打他,让衙役辱骂他,更不应该让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呀。行刑时,犯罪的大臣跪向北面,朝着宫庭的方向再次叩拜,然后自裁。天子则说:‘你们犯了罪啊,我待你们够有礼节了。’朝廷不用派人就将刑罚执行了。

    孝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以后大臣犯罪,都让他自杀而不再受刑。到了孝武帝时,又恢复了下狱的做法。这是由于孝文帝只在自己在位时这样执行。并没有作为制度确定下来的缘故。”

    其六说“:孝经称遵循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这表明父子同体同气,可以永聚而不可以分离。犯了罪而不株连,是帝王的仁恩厚德。而有些没有感情的人,父兄被关押在监狱,子弟们却没有痛苦悲伤的表情;子弟受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的容色。依然宴欢享乐,悠游自在。车马和过去一样豪华,衣冠和从前一样鲜艳。这难道是父子兄弟同体共气,安危与共,福祸同担的道理吗?我认为如果父兄犯了罪,应该让子弟穿着素淡的衣服,袒露着脊背,到宫门请罪;子弟如果犯罪,应该让父兄引咎自责,乞请将自己解押到司法部门问罪。如果职务重要,不适宜允许他到有司接受处罚的,可宽慰勉励,将他挽留。这样,足可以严厉地警醒浅薄的世风,使人们知道什么叫耻辱。”

    其七说:“周礼上说:臣子家遇到大的丧事,君主三年内不派人到他家里呼唤他做事。这是圣人们根据人的感情制定的礼节,让孝子尽完自己对父母的哀悼之情。周代末年国家混乱,丧礼渐渐消亡,所以,只在腰里扎上丧带就算穿孝,戴上白帽子就算哀悼。到了暴虐的秦国,丧礼几乎全部泯灭了。汉代初年,屡次兴兵打仗,没有能够遵循古制。到宣帝时,人们如果是军屯户,遭到祖父祖母和父母的丧事,守孝不满三个月,都要服徭役。朝臣们的丧礼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父母去世这类重大的丧事,才能够离开官职度完丧期。到三国魏武和孙、刘时,每天战争不断,前代的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朝时,鸿胪寺官员郑默失去亲人,坚决请求离任服完丧事,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便下令作为定制。

    “我朝立国之初,拨乱反正,还没来得及建立守丧的制度。现在四方平静,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孝慈之道被推广、礼教制度兴行的时候。然而,我所思虑的还没有完。朝臣们服完父母们的丧期,回朝任职,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宽敞的车子,到郊庙祭祀;身上的玉器相撞,声音清脆;帽带飘逸,潇洒风流,就如同参加节日的庆典。这样作实在伤害了为人子的道德,亏损了天地的根本。我认为大臣们如有遭遇父母丧事的,都要服满丧期。如果有空缺的官职却因为这个人去守孝,无人能替补,则可以用特殊的诏书对他慰勉,让他回来继续任职。但只能在自己的官衙内活动,和进行一般性的交往,国家的吉庆大典,一概不让他参预。军事上出现紧急情况,穿着孝服从征,虽然与礼仪有碍,按道理应该这样啊!”孝文帝看了他的奏章连连赞许,不久都被施行。

    李彪渐被朝廷重视,孝文帝便下诏说“:李彪虽然不是出身于有名望的门第,上代也没有人在朝廷中做显官名宦可成为他的资本。然而,他性情严谨聪明,学识广博,遍读古代典籍,有刚强舌辩之才,很能被朝廷任用。做官行为优良,受到朝野的赞美,如果不奖赏他的功绩,怎么能激励勤奋而又有才于的人?特提升他为秘书令。”根据他参与制定律令的功劳,赐给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两头。

    这一年,他被封为员外散骑常侍的职务,朝廷派他出使南齐。南齐派主客郎刘绘接待,并摆设酒宴,备有音乐。李彪辞去了音乐。坐下后,李彪说:“刚才辞去音乐,请您体谅。我国皇帝孝性来自上天所赐,追慕过去冯太后的恩泽,所以最近进行有关丧礼的讨论。去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朝臣们才脱掉身上的孝服,但还都穿着素淡的衣服上朝。裴、谢二人在魏,也应该这样。现在辞去音乐,想您不会责怪。”刘绘问“: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根据什么定的?”李彪答道“:高宗文成帝去世时,孝文帝才出生一个月。现在,圣上追忆冯太后对他养育的深恩,感激她教育训诫的厚德,为了深深报答,可以说十分懂得礼仪的变化。”刘绘又问:“如果想遵循古制,为什么不守完三年的孝期?”李彪回答说“:朝廷大事不能长时间无人处理,所以割舍对太皇太后的深情,屈从于群臣的建议。服丧的感情不异于三年,而不拘于时间的长短,难道算得上失礼?”刘绘说“:在这个乱世规矩太多了吧,何必专拿礼节来应酬人!”李彪说“:圣明的国家自然要定立旷古未有的制度,怎么能说是应酬人?”刘绘说:“朝廷百官都听宰相的,朝廷大事交给宰相就行了,何必忧虑无人管理?”李彪说:“五帝时臣子不如国君的能力强,所以国君亲自管理国家大事。三王时,君臣能力相等,所以共同管理国事。我们圣上亲自管理国事,他的能力可与轩辕和唐尧相比。”

    李彪即将回北魏,齐主亲自对他说:“你前次出使齐国,回去时写诗说‘:但愿能长久得到闲暇,明年再来南朝游览。’果然这次你又来了。你这次回去,还会再来吗?”李彪答道:“请允许我重新赋诗‘:宴乐在这天宫般的都城,但此去就永远不能重来。’”齐主听了颇觉茫然,问“:说齐都如天宫一般可以,一去不再来是为了什么?看你这句诗,好像要成永别。这样,我应当用特殊的礼节为你送行。”齐主便亲自送他到琅笽城,登临山水,命群臣们写诗为他送别。南齐君臣对他如此看重。李彪前后六次奉命出使南齐,南人都很佩服他的诚恳和渊博。

    后来,他任御史中尉,兼著作郎。李彪既然被孝文帝所信任,性格又刚直不阿,便对朝臣中违法行为多有弹劾,远远近近的臣僚都畏惧他,豪强们屏声敛气。孝文帝常亲昵地称他为“李生”曾高兴地对群臣们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武帝有汲黯。”他又任散骑常侍,兼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孝文帝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渊博,李彪的正直,是我朝得到的两个贤才。”

    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等留在京城,参与料理朝廷大事。李彪生性刚直豪爽,与李冲等人意见往往不同,便露于形色,没有一点屈从的想法。李冲收集李彪过去的罪过,便禁止他在尚书省出入,又上表请求孝文帝免去李彪的所有职务,交给有司处理。

    李冲又上表说:“我与李彪相识以来,已近二十年。李彪开始出使南齐时,我见他面色严肃,善于辞辩。我见识愚昧,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他官位升迁,参与朝廷的重大活动,听说他评论今古,讨论人物,发言虽在群臣之后,但赞扬忠贞,崇尚正直,言辞恳切,出语坦诚,从不闪烁其辞。我虽然愚钝,也常常钦佩他的正直无私。等到他任职言官,志向坚定,行为果断,被他弹劾的人都应声而倒。赫赫雄威,震动四方;严肃刚直的称誉,传遍京城,天下人对他刮目相看,贪婪残暴都因此收敛。然而,也不断有人私下里对我说他过于威严暴烈,我认为忠贞耿直的言官,常为人忌恨;风行诽谤的时候,容易产生谣言。所以,对这些议论没有相信。

    “过去因为河阳发生的事件,曾经与李彪在领军府同太尉、司空以及领军等人一起翻阅廷尉所讯问的囚犯的口供,发现不断有人诉说冤枉。太尉、司空和我想少许探听一下,话还没说完,李彪便大发脾气,坐在东面挽起衣袖挥动胳臂,口里喊着贼奴,怒斥左右的人,高声大叫着说‘:去御史台取我的刑具来,打断你们这些囚犯的肋骨!’虽然口中说这些话,终究没有派人去取。他随即又说:‘御史台所审问的犯人,惟恐宽纵得活,始终没有冤枉死的。’当时,大家认为被他所冤枉的情况太严重,有证据的很多,又想不要难为李彪,便都沉默不语。根据这件事,我便怀疑他审问案犯有不实之处,知道他的威风过甚,还想着案子中正确的多,枉滥的少,所以没有向朝廷奏报,实在有失做臣的应该知无不言的大义。

    “自从去年大驾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与他朝夕共事,才知道他言行暴戾,自以为是,好责人非,独断专行,横行无忌,惟我独尊,轻视别人。我与任城王在他面前委曲求全,他想办的事无不屈从。根据事实推断,前面讲的都得到验证。如果我所列举的得到证实,应该迅速将李彪送到北方严寒荒凉的地方去,以清除伪装的奸臣,防止他祸乱朝政;如果我列举的事情没有证据,可以把我流放在四周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以止息像嗡嗡的青蝇那样的进馋小人颠倒黑白。”

    孝文帝在悬瓠,看完表章惊叹道:“没想到他留在京城就这样啊!”有司判决李彪大辟罪,孝文帝饶恕了他,只是罢去了官职。

    李彪不久回到故乡。孝文帝北巡至邺地,李彪穿着村野农夫的衣服,自称是草茅一样的贱臣,到邺城南面跪迎。孝文帝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李彪对答说“:孔子还活着,颜回怎敢死去?”孝文帝很高兴,因而对他说:“我期望你常以坚贞的青松激励自己的气节,在寒冷的冬天磨砺自己的意志,你应尽心尽力,报效国家。近日见到弹劾你的奏章,与我期望的相差甚远。你遭受这种处分,是因为我加予你的呢?还是因为宰相加给你的呢?还是因为你罪由自取?”李彪回答道“:我的罪过已经降临,完全是自己招致,实在不是陛下您加给我的罪名,也不是宰相无端给我捏造的罪状。我既然犯下这些罪恶,应该俯伏在东方的沼泽边上苟且生活,了此一生,不应再来到您的车驾前面。但是,承您不嫌弃,我敢冒惨死的危险来拜见您,不是为了谢罪而来的。”孝文帝说:“我想任用你,恐怕仆射李冲不同意。”孝文帝不久采纳宋弁的建议,准备重新起用李彪。适逢京城留台的表章到来,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审问被废太子元恂一案,颇有诬枉,请求将他关进监牢。李彪申辩自己冤枉,孝文帝也认为李彪没有这条罪状,派人去宽慰勉励他,并派牛车将他送到洛阳。遇到大赦,他得以免除刑罚。

    宣武帝元恪称帝,李彪向王肃请托,又与朝臣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书信往来,并写诗酬唱应和,互相推崇。因而,李彪请求朝廷给他恢复旧职,参与修史,王肃等人答应替他呼吁。李彪便上表说:

    “我魏朝据有中华,已有一百多年,历经将近十位皇帝,史官们的叙写记录,没有表现出我朝的强盛。加上东观倾毁,册籍多有损失,前代的美德随着太阳一天天落下而消失,善政伴着月圆月缺渐渐淡薄。所以,有谚语说:一天不记录,所有的事情都会荡然无存。至于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和先太后召请著名的学士和知识渊博、见识高远的人,以充作功臣庙麒麟阁的人选。其时,忘去我的短处,利用我的一片心志,让我出入各功臣府第采访他们的言行,又授给我秘书丞的职务,我担任这个职务,也无所辞让。高祖皇帝下诏对我说:平和你高雅的志向,端正你手中的笔管,写史而没有章法,后代人怎么去读它?我奉诏尽力而为,不敢忘掉高祖的教诲。

    “孝文帝承受天地的重托,继承祖宗开创的基业,大功还未完全告成,就大驾崩殂。天下万民,有如失天坠地。幸赖陛下您体察先帝圣明睿智的真心,继承他养育万民的胸怀,行为正大光明,可以普照万物;处事宁静平和,可以通好各邦。上天因而气清,大地赖以平静,真可谓圣明无比,是万民之首啊。礼记上说‘:善于行路的,想让别人跟着他走;会唱歌的,希望别人跟着他唱。’所以左传说:‘文王奠定了周朝基业,周公完成了建周的大业。’然而,孝文帝卓越的才能,伟大的功勋,陛下您美好的道德,圣明的智慧,与古代相比,毫不逊色啊!时间却一年年过去,难道不应昭彰于世吗?

    “我认为史官中杰出的人才,大的可与日月齐光,小的可与四时并茂,所以,他的声音能够流传无穷,他的思想能照耀后代。因而,金石有可能消失,而文章却不会泯灭的原因,就凭借书籍记载啊!谚语说‘:相门还会出相才,将门还会有将才。’不是因为性情的遗传,而是行为习惯的影响。我认为负责天文、历史的官员,如有合适的人才,应该让他们世守其业。

    “我朝的史官,职位高贵,俸禄优厚,却成日优哉游哉,无所事事,是福禄使他们没有作为啊!历史之所以不能被弘扬,原因就在于此。已故的著作官员有渔阳的傅毗、北平的阳尼、河间的邢产、广平的宋弁、昌黎的韩显宗,都以才华优秀被举荐,在解释典章,记录事实上作出同等的贡献,因为任职时间不长,都没有做出杰出的成绩。前著作郎程灵箈与他们同时被举荐,共同负责记史写史的任务,现在也调任别的职务,官职却不是他应该从事的。只剩下著作郎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任,然身兼两职,所以没有著作。

    “我听说史书的繁兴,是由于国家的昌盛;雅、颂诗歌的出现,是由于统治者道德的完美。过去汉代的史官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好的东西而不记载,是你做史官的过错呀。’所以,人们能长久地看到美好的东西。孔明在蜀国,不重视史官的作用,所以长时间受到舆论的讥刺。书经称‘不要使史官空缺’,诗经上说‘担任史官一职要忧患国家和人民。’我现在虽然没有担任这个职务,然而,过去曾任过著作郎,所以,不因自己目前处境低贱而自卑,敢于讲出以上这些话。人们常说:‘最堪忧虑的是在其位的人却不知道干什么,能干的人又不在其位。’我难道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勉强非要再任史官的职务吗?我常常思念孝文帝给我赐名‘彪’的原因,远的把我比作写汉书的班彪,近的比成修撰晋史的绍统,根据名字探求实义,真使我欲罢不能。现在,我请求在京城中给我一处静谧的住所,整理国家的典籍,以实现我的宿愿。政府给我一定的人力物力,以满足我写史的需要。我虽然不能光大史书的著述,也不至于饱食终日。短则月内可以写就,长则三年就会有成效。史书的正本藏在麒麟阁,副本放在有名的藏书的地方。”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同意了他的要求。王肃因为他没有俸禄,经常赈济他,把他安排在秘书省,依照王隐的旧例,以平民的身份参与修史。

    宣武帝亲自管理朝政,崔光上表说:“我过去被李彪举荐,与他共事多年。他的心志坚强,精力充沛,考证著述,不知疲倦。近来离开著述一事,多有荒废。最近又被起用,重新从事这一工作。他虽然年老,却更加奋发,写史的才识越来越新。如果恢复他的旧职,专门治史,毫不懈怠,一定能发扬春秋的治史精神,写成我朝的历史。既然先帝将重任委托给他,他又历任很高的官位,犯了微小的过失,一定能洗心革面。我认为应当任他为侍中,让他重新从事著述。”宣武帝没有同意,下诏命李彪为通直散骑常侍,负责汾州的管理事务。这不是李彪的生平所好,所以,他坚决请求,没有到任。后来,死在洛阳。

    起初,李彪任御史中尉,被称为严厉残酷。他因为犯罪人的口供不好取得,就做了一种叫木手的刑具,击打犯人的肋部,因而,常常有许多人被打得多次昏死过去。朝廷曾派他去安抚汾州胡人的叛乱,抓住叛首后,他下令用鞭子抽他们的脸,以至活活打死。李彪有病,身上常常像长疮那样溃烂,疼痛异常。

    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下管仲、鲍叔牙那样深厚的友谊,宋弁任大中正,曾与孝文帝私议,仍将李彪流放到北部寒冷的地方,以处治他,一点也不想照顾他。李彪也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恼恨他。宋弁去世,李彪悲痛难忍,给他写悼文,极尽辛酸。郭祚在吏部任职,李彪想为儿子李志请求官职,郭祚只按旧家大族出身的子弟对待。李彪认为自己职位已至侍中,又兼任尚书,对郭祚说应该按无官职的王公贵族选拔李志,由于十分忿恨,所以怒形于色。人们都认为郭祚做的不对,郭祚常对别人说:“我与李彪是亲密的朋友,怎能不向着他,他又怎么能怨恨我呢?”任城王元澄原先与李彪关系不融洽。元澄到雍州任职,李彪找到他,请求让李志在他的王府中任幕僚。元澄很爽快地答应了,任李志为列曹,行参军的职务。当时,人们都称颂元澄。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他从小聪敏颖悟,在家里与兄弟们游戏取乐,常常忘掉礼法。博览经史子集,文章犀利,称为刀笔。长得短小丑陋,缺少风度。被举荐为秀才,到京城一年多,天天因下棋荒废时日,以至通宵不眠。常常令仆人掌灯为他照亮。仆人有时打瞌睡,他就大加鞭打,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仆人受不住这份痛苦,便说:“你辞别父母出来做官,如果是为了读书让我掌灯,我不敢推罪。因为下棋,日夜不停,难道是来京城的目的?对我处罪,不也是没有道理吗?”甄琛听后十分惭愧,便跟着许赤彪读书研讨学问,知识日渐增加。太和初年,任中书博士,又升任谏议大夫。经常有所陈奏,都得到孝文帝的赏识。

    宣武帝即位,任甄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他低眉俯首,畏惧权贵,不敢纠劾王公贵族。所弹劾的,大多是下级官吏。当时,赵修正受朝廷重用,甄琛尽力奉迎。甄琛的父亲甄凝任中散大夫,兄弟甄僧林任原籍所在州的别驾,都是请托赵修帮他向朝廷申请办理的。赵修干的许多奸诈欺蒙的事情败露,明天就要收监问罪,今天,甄琛便揭发他的罪状。让他监视对赵修施行鞭打,他还有些同情之心,然而却对别人说:“赵修是个小人,脊背像牛一样结实,很能耐住鞭子。”有见识的人因此非议他。赵修死的第二天,甄琛与黄门郎李凭因犯有朋党罪被叫到尚书处。兼任尚书职务的元英、邢峦追究他们攀附赵修的情况。甄琛曾经宴请朝廷的官员,客人们都已到来,邢峦来得较晚,甄琛戏谑说“:哪里放出一条蛆来,这么晚才来?”虽然是开玩笑的话,邢峦听了变了脸色,心里十分恼怒。这时,便全力审问他。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元详等奏请朝廷免掉甄琛与李凭的官职,以严肃风纪。奏章被批准,甄琛被免去职务,回到原籍,一起被株连处死和免官的共二十多人。

    开始甄琛以父母亲年纪高迈为理由,请求解除职务,回去侍奉老人。所以,孝文帝任他为本州的长史。等到他显贵发达,不再请求归乡,这时才回到家里。供养父母多年,母亲先故去,丧期未完,又遇父丧。甄琛在父母的墓地亲手栽植松柏,隆冬季节还掘土浇水,乡亲们哀怜他,都过来帮忙。十多年内,树木繁茂。甄琛与弟弟僧林发誓终生同住,专事家产。他亲自耕田,不断放鹰犬奔驰追逐作为娱乐。朝廷中有大事,还上表陈述自己的意见。

    过了很久,又被授予散骑常侍,任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很被朝廷信任,以门下庶事相委任,出则参与尚书的政事,入则与皇帝共商大计。孝文帝时,甄琛兼任主客郎,迎送南齐使臣刘纟赞。他很敬佩刘纟赞的气宇形貌,常常感叹而称赞他。刘纟赞的儿子刘晰为驻守朐山的主帅,刘晰去世,家属迁居洛阳。刘晰有个女儿不到二十岁,甄琛便娶来做妻子。结婚那天,朝廷下诏赏给厨房的用费。甄琛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子,宣武帝也时常来调戏她。

    他迁任河南府尹,黄门和中正的职务仍然不变。他上表说:

    “我国还在北部代地时,忧虑盗贼太多。世祖太武皇帝亲自过问,到处设置主司,里宰一职都以下级代替令长,以及让五等无职务的男爵中有谋略的人来担任。又设置许多官吏和士兵,帮助里宰治安。由于对这件事情重视,所以盗贼得以制止。现在,迁都洛阳以来,天下疆域广阔,四方边远之地都来首都朝会,事业之盛,远过代都。然而,盗贼公行,抢劫案件接连不断。社会混乱的原因是市内各坊住人混杂,管理不严,主司软弱失职,不严加检查的缘故。现在选择令尹既不是南方优秀的人才,里尉像拿着铅刀割肉一样对待囚犯,想整顿好洛阳的秩序是不可能的。里正一职是流外四品,官职小而任务繁琐,充任者多是下等人才,人人心怀苟且,不能督察,所以使盗贼肆虐。各种赋税也缺乏管理。偏远小县,管辖不过百来户居民,而令长都由将军担任。京城中的各坊,大的或者一千户、五百户,住在里面的都是王公大臣、权要们的亲戚。骄横奸猾的仆役,偷偷蓄养着盗贼恶棍,他们住在高门大院,一般官员很难过问。治安与边远小县相比,难易程度大不相同。请选取武官中八品将官以下精明强干的,以原来的职务兼任里尉,各自领取原来的俸禄。官阶高的任六部尉,中等的任径途尉,低的任里正。”

    朝廷下诏说:“里正官阶可进至勋品,经途官阶为从九品,六部尉从正九品中选取,何必一定要行伍出身的人担任呢?”甄琛又奏请让羽林军在京城巡查,缉拿盗贼。于是京城秩序稳定,后来都沿袭这种做法。

    甄琛又转任太子少保,黄门一职照旧。高肇被处死,甄琛因与他有朋党关系不宜再参与朝政,朝廷调他任营州刺史,后又任凉州刺史。他也因为自己与高肇关系亲近,不愿意在朝廷内任职。过了很久,又回朝廷任吏部尚书。不久,又调他任定州刺史。他坚决推辞,说:“陛下您在东宫为太子时,崔光任少傅,我任少保。现在,崔光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公。已故的仆射游肇当时为侍中,与我的官阶相似,游肇在尚书省为仆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的官职。我现在才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活着的我还不如死了的游肇。”朝廷下诏书慰勉他。甄琛到了定州,白天穿着华贵的衣服到处巡游,志得意满。为政虽然严谨细密,却没有什么声誉。

    死后,朝廷赠给棺木,封为司徒公、尚书左仆射,给予后部鼓吹的待遇。

    高聪,字僧智,原本是渤海人。他的曾祖父高轨随慕容德迁至青州,因而在北海剧县定居。

    高聪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祖母王氏将他抚养。魏军攻克东阳,高聪迁至平城,与蒋少游同为云中的兵户,因贫苦穷困,什么事情都干过。本族的祖父高允看待他像自己的亲孙子,不断给予接济。高聪涉猎经史,很有文才。高允十分喜欢他,多次称赞他,并举荐给朝廷,因此,他与蒋少游一同任中书博士。又升任为侍郎,为高阳王元雍的老师,渐渐被孝文帝所赏识。

    太和十七年(493),高聪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出使南齐。后又兼任太子左率。他早年多少学过些弓法骑术,便以将才自许。孝文帝下决心南讨,专门向王肃询问军事方面的事情。高聪向王肃请托,愿意以偏将的身份为南征效劳。王肃报告给了孝文帝,所以孝文帝便任命他为辅国将军,受王肃的节制,一同援救涡阳。高聪性情浮躁胆怯,缺少勇猛和威严,与敌兵交战,便望风败退。孝文帝饶恕了他的死罪,将他流放到平州。路经瀛州,刺史王质捕获一只白兔,准备献给朝廷,托高聪替他写一份奏表。孝文帝看到奏表,问王肃:“王质那里怎有这种人才?我却不知道。”王肃答道“:高聪流放到北边,大概是他写的。”孝文帝忽然明白,说:“一定是他。”

    宣武帝初年,高聪偷偷回到京城,劝说高肇废去京城附近的六个郡。宣武帝亲自管理朝政,任他为给事黄门侍郎,后又加封为散骑常侍。宣武帝巡游邺地归来,在河内的怀地,用箭射了一里零五十步。侍中高显等人奏称这是件盛事奇迹,应该大加表彰,请立石刻铭,存于射宫,以永远光大陛下高超的射术。便在射箭的地方立石,高聪写下碑文。赵修受到宣武帝的宠幸,高聪与他深相依附,并结成朋党。朝廷下诏追赠赵修的父亲,高聪为赵修的父亲起草碑文,和赵修一同坐车出去,寻找立碑的石头。高聪每见到赵修,又迎又送,极尽礼节。高聪又代替赵修起草奏章,陈述当时对他有利的事情,还教给他自保的方法。因此,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赵修被处死,甄琛、李凭都被罢黜,高聪深感危急。他先用同姓疏房远族的感情,曲意侍奉高肇,竟然安然无事,完全依靠高肇的保护。赵修得势时,高聪倾身奉迎;他被处死后,高聪言必诽谤他。茹皓获宠,高聪又献媚依附,每次见茹皓,都称赞他的才识远非赵修能比得上的。凭借着茹皓的地位请求朝廷给他田宅,都被批准。茹皓犯罪被杀,他又说茹皓死得太晚了。他的薄于情义都像这样。

    侍中高显任护军,高聪代替他兼任原来的职务。高显与兄长高肇怀疑高聪从中间做手脚,想谋取这个位置。高聪兼任高显原来的侍中职务,出入于国家机要重地,说话直白,缺乏远虑,攀附权贵,沉缅于声色之中。收受贿赂的舆论,远近皆知。中尉崔亮知道高肇怨恨高聪,当面陈说高聪的罪状。高聪被调出朝廷,任并州刺史。高聪善于趋炎附势,知道高肇嫌弃自己,仍委身巴结奉承,高肇对他又如当初。高聪在并州几年,行事多不遵守法律典章,他与太原太守王椿有矛盾,再次被御史奏报。高肇常因宗亲的缘故私下里帮助他,事情才被压了下来没有爆发。宣武帝末年,封他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孝明帝继立,因为高聪过去依附高肇,让他出任幽州刺史。不久,又因为是高肇的党羽,被中尉元匡弹劾。高聪被罢官,闲居在家,断绝一切人事往来,专心管理自家的果园,种的梨被人们称为高聪梨,成为珍品。他仍以声色自娱。

    高聪蓄养妓女十多人,不管生没有生孩子,都被纳为妾,以愉悦自己的感情。他病后,不想让这些小妾在他死后再嫁给别人,让她们自烧手指,忏罪献身,吞炭尽忠,出家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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