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宗教事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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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寻仙
秦始皇寻仙,对当时民间和后世求仙活动高潮迭起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且促进了港航事业的发展,对秦朝的政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是古代皇帝一生中的大事,求生的欲望常常寄托在寻找长生不老药和成仙等途径上。秦始皇完成了他一统天下的伟业,便开始憧憬不老不死的神奇。
秦始皇入海寻仙
道教教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对神仙的崇拜,这也是其信仰的核心。而如果要推寻神仙思想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从战国到秦汉的神话传说,这在《楚辞》《庄子》《列子》《山海经》等书中都可以看到。
从秦始皇起,道教就倍受重视。公元前年,秦王赢政横扫六合,以极大的魄力和才能,统一了中国。国事初定,秦始皇便四处周游,一来为了巡政,二来便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公元前9年,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来到东海岸边,在这里,他看见大海深处海市蜃楼,如仙山琼阁,美不胜收,惊异之余,心甚往之。于是征召大批方士,询问海中神仙与仙药事。一个叫徐福的方士来到了秦始皇的行宫,上书秦皇,“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王大喜,立即下诏征童男女000,百工技艺之人,携带五谷等物,由徐福率领,东入大海“求仙”。
秦始皇执着求仙之谜
秦始皇在位期间,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近五百年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体系。其政治实践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具代表性。秦始皇为什么会对成仙不死之道如此虔诚神往至死不悟呢?毫无疑问,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多种原因,其中既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也包括个人的因素。深入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解开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千古之谜。
个人的思想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地铭刻着时代的烙印。秦始皇的求仙活动自然也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的影响,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神仙思想起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据《史记》的记载,秦国历代国王也都有迷信神灵祭祀神鬼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秦始皇,自然会在内心深处受到神仙学说的影响。
战国秦朝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阶层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三神山,上有黄金白银砌成的宫殿和纯白色的禽兽,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他们有不死之药,因而可以永远逍遥自在。这一学说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饱尝荣华富贵之乐的王侯,更是被方士们的神仙学说迷住了心窍。秦始皇对此心慕神往沉迷于此而深信不疑。“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方士们对海市蜃楼现象的生动描绘与渲染使秦始皇信以为真。他想必应该亲眼看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在当时科学文化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下,只能解释成神山仙境。这自然更使秦始皇对神仙学说信之如神,更加激发了他求取仙药的决心和热情。
秦始皇接受神仙学说,求不死之药,既反映了剥削者共有的追求享乐,不愿放弃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欲,也有自身经历身体状况的因素;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又有个人性格爱好的影响;既有科学文化水平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局限,又有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个性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秦始皇对求仙活动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定和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使得神仙学说对秦始皇的晚年生活及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代帝王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都要虚构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这种观念在历代百姓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在历代00多个封建帝王中,最信鬼神的要数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求得神君
汉武帝刘彻是个非常重视对鬼神祭祀的人。他即位不久,就前往当时汉代的祭祀中心雍县,隆重地举行了祭祀五位天帝的郊祀仪式。从此以后,他经常每隔三年就前往郊祀一次。
汉武帝曾经求得一位神君,供奉在上林苑中的蹄氏观。这位神君本来是长陵的一个女子,因为儿子夭折,悲哀而死,显灵于她的妯娌宛若身上。宛若在家里供奉她,百姓很多人都去祭祀。战国时的赵国公子平原君都曾经前往祭祀,她的后代子孙也因此而地位尊贵声名显赫。到武帝即位后,用隆重的礼仪将神君迁徙到宫中供奉。据说当时能听见神君的说话声,但见不到她本人。
“太一神”
亳县人薄谬忌曾经把祭祀太一神的方法上奏朝廷。他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的辅佐神叫五帝,就是五天帝。古时候天子于春秋两季在东南郊祭太一神,用牛羊猪三牲祭祀达七天之久,筑祭坛,祭坛八面开有通道,供神鬼来往。”
于是武帝命令太祝在长安东南郊立太一神祠,祭坛仿照薄谬忌所说的太一坛建造,分作三层,五帝的祭坛各自依照他们所属的方位环绕在太一坛下。祭坛下的四周,作为祭祀随从的众神和北斗星的地方。祭祀所用的牛是白色的,把鹿塞进牛的腹腔中,再把猪塞进鹿的腹腔中,然后放在水里浸泡。祭日神用牛,祭月神用羊或猪,都只用一头。祭太一神的祝官穿紫色绣衣,祭五帝的祝官,其礼服颜色各按照五帝所属的颜色,祭日穿红衣,祭月穿白衣。
武帝从此开始在郊外祭祀太一神。祭祀的时候坛上布满火炬,坛旁摆着烹煮器具。一次,主管官员发现祭坛上方有奇异的光芒出现。太史公和祠官宽舒等就建议说:“神灵降下美好景象,是保佑福禄的吉祥预兆,应该在这神光所照的地域建立泰畤坛,用来宣扬上天的神明瑞应。应让太祝主管此事,每年秋天和腊月间举行祭祀。每三年天子郊祀一次。”武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太祝每年都专门去祭祀太一神。
由于郊祀在论证皇权合理性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汉武帝时期对郊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频繁地举行郊祀典礼,而且对郊祀制度本身加以重新建构:在郊祀体系中增加了对地神后土的祭祀内容,用太一神取代五帝,完成了郊祀至上神祗的演变。郊祀主神由五帝变为“太一”,这是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武帝自圆梦
汉武帝在位近0年,其后半生除了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穷兵牍武之外,其大部分精力基本上放在了圆他的神仙梦上。但辛劳奔波了半生,始终没有见到神仙。
在一次祭祀地神之后,汉武帝接见群臣,语气深深地说:“朕自即位以来,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使天下人愁苦不堪,如今已是后悔莫及了。”官拜大鸿胪之职的田千秋奏道:“很多法师都在谈论神仙之事,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我请求皇上将他们一律罢斥遣散。”于是各地等候神仙降临的法术师等全部被罢黜。
此后,汉武帝每当谈起此事,就对群臣叹息说:“都因我往日愚感,才受了法术师们的欺骗。天下哪里有什么神仙,全是胡说八道!节制饮食,服用药物,也不过是少生些病而已。”汉武帝因田千秋一句话得以感悟,使汉武帝自己为自己圆了他的神仙梦。而田千秋一句话使汉武帝感悟,被汉武帝擢升为丞相,封为富民侯。
佛教传入的情形,有各种不同的史料记载,有的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8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城,却遭到拘捕下狱的不幸命运;有的说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掳获一尊金人,带回汉土,武帝将其供奉在甘泉宫,当时以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等,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佛教初传时期的传闻。但在各种传说中,以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汉明帝夜梦金人
永平十年(7年),明帝刘庄梦见一位金人,身长六丈,相貌庄严美好,全身金光灿烂,在金鸾殿的上空飞翔。梦醒之后,明帝遍问群臣,所梦金人到底是什么神?
太使傅毅答说:“臣听说《周书异记》中有一段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平旦时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涨,四处的井水也溢出来,狂风大作,宫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动起来。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贯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红色。当时,昭王问太使苏由:‘这是什么祥瑞?’苏由回答说:‘西方有大圣人诞生。’昭王问:‘对天下有何影响?’苏由答道:‘此时没有,一千年后声教被及此土。’于是昭王即派人把这件事情镌刻在石头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计算,刚好就是当今之时,陛下所梦的金人,想必就是佛陀无疑。”
由于这个因缘,明帝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8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汉明帝派使西行求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等人,路过大月氏国,正好遇到了在大月氏国传教的天竺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蔡秦邀二僧到汉讲佛,还用白马驮载来一批佛经佛像。刘庄为此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遂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和“释源”。
这是我国第一次派人西行求法,也可以说,由于汉明帝一梦,从此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取佛法而开通西域的现实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国展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佛道大比试
在那个时代,中国皇帝本来是盲目信仰神仙方术的,佛教的出现,使当时的人耳目一新。西域高僧在洛阳传教受到欢迎,引起了当时道士的惶恐不安,故而发生了一场盛大的佛道比试。
永平十四年(7年)元旦,正当五岳各方道士循例向皇帝贺年的时候,以褚善信,费叔才等为首的道土90人,借机议论佛教与道教的是非。结论是皇上竟然摒弃了我国的道教,去远求胡人的教法,这是万万不应该的。于是,褚费二人率领众道士,各将自家所持的道教经典带出,一同上表向明帝请愿,想与佛教一比高下。明帝敕令尚书令宋摩将佛道两教人土引入长乐宫前,下诏宣告:在元宵日当天,道土与佛教僧侣在白马寺南门外比试,并先立东西两坛焚经台,以辨验各自的神通本事。
比试当天,先令佛道分据焚经台,在东西两坛各示经典供置。焚经台下西坛的00多卷道教经典,顷刻之间被焚烧殆尽。而东坛的佛像与佛经却丝毫未损,又见空中绽放五色神光,宝花玉鬉由天上缤纷落下,天乐齐鸣。明帝与左右群臣看到如此的祥瑞景象,都赞叹不已。
道士褚善信与费叔才等人深感愧疚,羞愤而死。其余的道士纷纷脱去道袍,请求出家。明帝允许,并敕令在洛阳创建十所佛寺,其中七寺建于城外,安置比丘,三寺在城内,安置比丘尼,佛教从此流传天下。
北魏太武帝拓跋寿,崇尚异术,最初推崇佛法,后来因受到道士寇谦之的影响,信仰太师道教,并认为佛教是“西戎虚诞”,“为世费害”。于是,太武帝开始限制佛教,禁止王公以下庶人私养僧人,并在僧侣中征兵。
信佛到排佛
太武帝刚即位时本也相信佛教,常召高僧交谈;每年四月八日,和尚用车载着佛像上街出巡,太武帝在门楼上观看,并散花表示礼敬。平定北凉后,大批和尚也随迁民来到平城,平城的寺庙和尚陡然增多。其中有些和尚颇有法术。如来自夏国的惠始,出家50多年总是坐禅,从未躺下睡过觉;他赤脚行走,从不沾泥,人称“白脚僧”;他在八角寺坐着去世,停尸0多天面不改色。
太武帝青年即位,志在建立武功,统一北方。他虽敬重和尚,却未阅读过佛教经典,也不了解佛教教义。后来遇到了寇谦之,开始相信道教,认为道教讲清净无为得道成仙,讲辟谷服气导行等方术更有道理。他亲自到道坛受符,甚至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道教称号作为年号的道士皇帝。
从此,太武帝就对佛教疏远起来。当时的宰相崔浩与寇谦之关系密切,不断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无荒诞,和尚不交租税不服兵役,消耗大量财富等等。崔浩学识渊博,太武帝十分相信他,就对佛教更加厌恶,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杀和尚毁佛像
太平真君六年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御驾西征,来到长安。当时长安寺院的土地上种了不少麦子。看马士兵到寺中喂马,太武帝也跟着进去看马。侍从官向他报告,看到寺院室中有许多弓箭长矛和盾牌,太武帝不禁怀疑说:“和尚要这些东西何用?定与盖吴通谋。”此时又查出寺中还有许多酿酒工具和富人寄放的财物,更发现一些暗室。太武帝顿时大怒,下令把寺院的和尚全部杀光。一旁的崔浩又乘机进言,劝太武帝废除境内所有佛教。太武帝同意,下诏诛杀长安所有和尚,焚毁佛像,并令其他各地皆按长安办法办理。
太子缓宣诏书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后周世宗)”灭佛事件的首次法难。
这样的恐怖气氛前后大约持续了四五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0)崔浩被杀后,太武帝有些后悔,禁令才宽弛下来。有些地方上的和尚又偷偷地穿起法服诵起佛经。但总的来说,在太武帝去世前,佛教仍不敢抬头。直到正平二年太武帝死,其孙文成帝即位,佛教才恢复发展起来。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六位国君。他崇尚汉文化,禁胡服胡语,并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孝文帝与武僧张猛
9年,一天,孝文帝在安阳西北公里的清凉山围场狩猎,突然从山中窜出一只猛虎,张牙舞爪地扑向孝文帝。周围的侍卫顿时一片慌乱,孝文帝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半山腰跃出一位僧人,手持哨棒和猛虎搏斗起来。此时大家才清醒过来,纷纷弯弓搭箭,射杀了猛虎,孝文帝终于躲过了这场血光之灾。
孝文帝得知搭救自己的张猛是个武僧,为感谢张猛的救命之恩,提出对张猛加封官职。张猛推辞不受,只求孝文帝在此创建寺院。于是孝文帝拨款兴建寺院,并将寺院命名为天城寺(今日修定寺)。从此,北魏孝文帝信奉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峰。
孝文帝兴佛
在北魏激烈的政权斗争中,孝文帝五岁就被推上了皇位,其祖母文明皇太后(冯太后)是个汉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孝文帝从小由祖母抚养长大,所以他自小就亲身体验了汉文化,并皈依佛教。
在孝文帝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据《魏书》记载孝文帝每次出行到寺庙中一定要虔诚的倾听名僧的教诲。由皇帝即如来,到皇帝礼佛进入孝文帝时代,北魏佛教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孝文帝死后,龙门石窟的建造仍在持续。据记载,龙门石窟一直开凿到据北魏500年后的北宋初年。龙门石窟的建筑规模远远高出了云冈石窟,仅现存的佛教造像就有9万7千多座。
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也是在孝文帝时期兴盛起来的,山西省五台山是中国的佛教名山之一。每年有许多修行的僧人和信徒来此礼佛。这里的第一座寺庙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魏书》记载,当时共建有座寺庙,其中之一就是今日的大显通寺。大显通寺是统辖众多僧人的五台山的总管辖处。孝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到五台山巡幸的皇帝。
梁武帝萧衍以佛化治国,一时上行下效,全国崇佛。梁武帝崇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梁武帝舍道归佛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是兰陵人(今常州),“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字在右手,曰‘武’。”萧衍称帝前本信道教,当了皇帝后,于天监三年(公元0年)开始改信佛。梁天监三年,他召集僧俗0000人在重云殿集会,正式宣布“舍道归佛”。梁武帝不但自己发愿信奉佛教,而且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要信佛。由于梁武帝以最高权力来提倡佛教,致使佛教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身体力行提倡佛教
梁武帝归信佛教之后,便大兴佛法,修建寺院,广度僧尼,研究佛学,注《经》数百卷。他还讲经说法,启建水陆法会,提倡忏法,设无遮大会,普行布施。他生活简朴,日中一食,俨然成了一名苦行僧。他甚至要当“白衣僧正”,直接管理僧事,终因僧界有不同的意见,他才放弃这种想法。尤其萧衍讲经,更是开创了皇帝讲经的先例。
萧衍根据《梵网》《涅槃》等大乘经典,提倡吃素。他自己身体力行,也命令全国僧尼遵守。为此,他专门著文阐述佛教徒应当吃素的道理。他的这一禁令,是强制性的,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千百年来,汉传佛教徒不仅改变了自古以来吃三净肉(不见为我杀不闻为我杀不疑为我杀的肉,称为三净肉)的旧习,而且素食竟成为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
四次舍身同泰寺
萧衍最喜欢玩“出家秀”,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亲自执役为僧众服务,每次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于“众僧默许”后还宫。时人称之为“菩萨皇帝”。
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的惊世做法,一方面扩大了佛教的声势,提高了佛教的地位,带头兴起了信佛的热潮,另一方面通过群臣用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基础。
总之,梁武帝对佛教一方面身体力行,一方面大力提倡。梁武帝对佛教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全力地给予支持,在佛教的理论研究和行持上,他始终起着带头的作用。
正是梁武帝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从而使南朝佛教至梁武帝时达到鼎盛,为以后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和宗派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周武帝两次下令禁止佛教,命令和尚还俗,有的和尚吓唬周武帝,说禁佛要堕入地狱,周武帝说:“佛生在外国,我不信这个!”
武帝重儒术
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当时,全国的僧尼有00多万人,佛寺有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黑衣膺王
周武帝废佛的借口就是迷信的“黑衣膺王”谶记说。这种谶记是自周勃兴十数年前流传天下的,而为政者所最关心的国家兴亡的关键。
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
另外,卫元嵩著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
辩论引发废佛
天和四年(9年),武帝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斥道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二年(573)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门等,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如此一来,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先后有猛法师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
建德三年(7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77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00余万。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
北周武帝的废佛与北魏太武帝的暴力残杀有所不同,他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像,但并不杀害佛教徒,只是命令他们还俗而已。所以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周武帝灭佛的理论根据是“即事而道”,这促使中国大乘佛教哲学“即事而真”的思想成熟。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从武帝灭佛得到转变,灭佛的理论,反而成为中国佛教诸宗的思想渊源。
杨坚一家信奉佛教,杨坚本人更是被尼姑智仙带大,直至岁时进入太学读书。由于出身的原因,所以杨坚一登基,就恢复了佛教。
杨坚出世,紫气满庭
隋文帝杨坚出世时,降生在般若寺内,当欲生时,红光照室,并有紫气满庭,紫气之色,能使人的衣服变紫,室内之人见此异状惊异不已。六月的天气炎热,褓母用扇子为小儿扇风,小儿怕冷,已经哭不出声来。
这时,忽然有一比丘尼,突然出现,对杨坚的父亲说:“你们不用为此儿担心,他有天佛所佑”,并替小儿取乳名为那罗延,梵语那罗延,含金刚不坏之义。这位比丘尼又说:“此儿来处不比寻常,你们俗家秽杂,由我来抚养。”杨坚的父母既不认识那尼师,当然不愿意将爱子让一个尼师来抚养。可是杨坚很怪,他看见尼师就不哭。一离开神尼就啼哭不休,全家无法止儿啼,只有忍痛让神尼来抚养。
坚母抱儿,化身为龙
当初神尼领养杨坚时,曾与其父母有所约定,不得她的允许,不得随便抱看小儿。有一天。杨坚的母亲很想念儿子,乘神尼离开时,就偷偷的走进儿房,从床上将小儿抱起,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竟是抱的一条龙,惊惶恐怖,双手发抖,小儿堕地大叫。杨坚的母亲来时,神尼不知,及至闻声赶来一看,见小儿坠地上,就将小儿从地上抱起来对她说:“为什么要来妄触我儿?令其晚得天下。”从此杨坚的母亲不敢来抱此儿,全由神尼负责教养。
杨坚7岁时,神尼有一天对他说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
神尼沉静寡言,精修道业。杨坚在寺内由神尼教养,一直到岁,方始离开佛寺回到自己家中。而神尼在般若寺内,住了0余年,从不走寺门之外,到了周武灭法,神尼才隐住皇家,内著法服,戒行不改。
杨坚后来果然如神尼所说:自山东入为太子,重兴佛法,皆如神尼数十年前的预言。
舍利神异,数之不尽
杨坚登极后,常常对群臣讲,追念阿梨,这是他小时对神尼的称呼。隋文帝又说:“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由小时住寺至今,乐闻钟声。”
隋文帝登位时,智仙神尼早已圆寂,为了要报她的恩德,敕令史官王劭为神尼作傅,并发大愿,度僧弘法。
结束纷争,下诏复佛
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纷争数百余年的局势,即位后,下敕:“好生恶杀,王政为本。”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
造寺抄经,僧众教化
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79所,抄经藏08卷,整理经典8部,造石像大小080尊,修复旧像0890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此外,文帝为怀念父母深恩,启建舍利塔,共有8处之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影响后世极大。
唐太宗继位前,曾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
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长安。有一天同房玄龄着便服去见王远知,王远知迎出来说道,这里面有圣人(皇帝),难道是秦王么?这显然是诈术,秦王身被黄金甲,率铁骑万匹,坐兵车,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他行施这一诈术,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王远知接着说,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干。
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表示崇敬。
唐太宗为推崇李耳,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年(贞观二年)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顺。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不妨碍道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两教互相排挤,都想本教独尊,7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夺得优势的第一次。
9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
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
8年(即贞观十二年),唐统治已经巩固,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责,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为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
7年,李世民得了中风病,瘫痪在床。此时,他开始吞食方士们炼制的金石丹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他先是服食国内方士炼出的丹药,可并不见效。他以为国内方士们的道术浅,于是派人四处访求国外高人。
贞观二十二年(8年)大臣王玄策将俘虏的天竺国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献给李世民。此人妄言自己已经00岁,有长生不老的秘方,甚至还可以让人飞升到天宫里成为仙人。李世民对此深信不疑,对他礼敬有加,辟出专门的场所,供他炼制延年长寿的丹药。一年之后药成,李世民欣然服食,不料很快产生了剧烈的中毒反应,七窍流血暴病而亡。这年李世民才岁,是唐代第一个死于丹药的皇帝。
武则天与佛教有扯不断的因缘,佛教慰藉了武则天一度空寂的心灵,成就了武则天人生的灿烂辉煌,在武则天为帝时期,也达到了鼎盛。
称帝前与佛结缘
武则天从小就跟随生母杨氏出入佛寺。在母亲的影响下,武则天对僧人和木鱼产生了浓厚兴趣。
后来,武则天入了宫,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这段时间,她虽说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随意出入佛寺,却有幸见到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和尚玄奘!贞观十九年(年),玄奘取经归来,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设宴接见,武则天侍立在侧。其间,玄奘畅谈异域风情和佛法佛性,使武则天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再后来,太宗崩后,她出家修学佛法。不久,又被高宗召进宫中。
武则天因自幼熏染佛法,奉佛精进,在唐代诸帝中,她是一位虔诚的崇佛者,大力护持佛教。
女皇崇佛
在佛教势力支持下,天授元年(90),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
长寿二年(9),菩提流志等译《宝雨经》上奏武则天。经文暗示武则天即“故现女身”的东方大菩萨,当为“自在主”即作世间皇帝。当然,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她需要制造各种舆论,其主要措施之一,便是扬佛抑道,用以贬黜李氏的宗族。因此,她即位之始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达于极盛。
为推动佛教的发展,武则天打破唐太宗时期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经僧,如于阗国实叉难陀提云般若,中印度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度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学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由她确立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造成了禅宗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形势。
对于佛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是华严学说。华严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等事件,可以说武则天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背景。
为了保证佛教的社会地位,武周之世,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据说该像的小指就能容纳数十人。
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武宗迷恋“长生之术”
唐武宗本人是迷恋道教的“长生”偏术的,所以非常讨厌佛教。武宗在藩时,就很喜欢道教鼓吹的那一套“长生之术”。唐武宗即位不久,就召集道士赵归真等8人到宫里,在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到三殿,于“九天坛”受“法箓”。会昌五年(8年)正月,武宗还敕建“望仙台”于南郊,七月“功毕”,“望仙楼”及廊舍共9间,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封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为之治崇玄馆,置吏,铸印。武宗本名澶,道士们对他说,唐以“土”德,宜火不宜水,于是就于会昌六年(8年)三月,下诏改名炎。武宗本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再加上赵归真刘玄静等人从旁煽动,就更增加了他对佛教的厌恶。
佛教威胁皇帝利益
入唐以来,由于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扶植,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佛教的势力和影响,... -->>
秦始皇寻仙
秦始皇寻仙,对当时民间和后世求仙活动高潮迭起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且促进了港航事业的发展,对秦朝的政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是古代皇帝一生中的大事,求生的欲望常常寄托在寻找长生不老药和成仙等途径上。秦始皇完成了他一统天下的伟业,便开始憧憬不老不死的神奇。
秦始皇入海寻仙
道教教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对神仙的崇拜,这也是其信仰的核心。而如果要推寻神仙思想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从战国到秦汉的神话传说,这在《楚辞》《庄子》《列子》《山海经》等书中都可以看到。
从秦始皇起,道教就倍受重视。公元前年,秦王赢政横扫六合,以极大的魄力和才能,统一了中国。国事初定,秦始皇便四处周游,一来为了巡政,二来便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公元前9年,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来到东海岸边,在这里,他看见大海深处海市蜃楼,如仙山琼阁,美不胜收,惊异之余,心甚往之。于是征召大批方士,询问海中神仙与仙药事。一个叫徐福的方士来到了秦始皇的行宫,上书秦皇,“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王大喜,立即下诏征童男女000,百工技艺之人,携带五谷等物,由徐福率领,东入大海“求仙”。
秦始皇执着求仙之谜
秦始皇在位期间,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近五百年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体系。其政治实践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具代表性。秦始皇为什么会对成仙不死之道如此虔诚神往至死不悟呢?毫无疑问,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多种原因,其中既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也包括个人的因素。深入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解开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千古之谜。
个人的思想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地铭刻着时代的烙印。秦始皇的求仙活动自然也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的影响,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神仙思想起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据《史记》的记载,秦国历代国王也都有迷信神灵祭祀神鬼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秦始皇,自然会在内心深处受到神仙学说的影响。
战国秦朝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阶层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三神山,上有黄金白银砌成的宫殿和纯白色的禽兽,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他们有不死之药,因而可以永远逍遥自在。这一学说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饱尝荣华富贵之乐的王侯,更是被方士们的神仙学说迷住了心窍。秦始皇对此心慕神往沉迷于此而深信不疑。“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方士们对海市蜃楼现象的生动描绘与渲染使秦始皇信以为真。他想必应该亲眼看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在当时科学文化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下,只能解释成神山仙境。这自然更使秦始皇对神仙学说信之如神,更加激发了他求取仙药的决心和热情。
秦始皇接受神仙学说,求不死之药,既反映了剥削者共有的追求享乐,不愿放弃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欲,也有自身经历身体状况的因素;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又有个人性格爱好的影响;既有科学文化水平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局限,又有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个性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秦始皇对求仙活动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定和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使得神仙学说对秦始皇的晚年生活及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代帝王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都要虚构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这种观念在历代百姓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在历代00多个封建帝王中,最信鬼神的要数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求得神君
汉武帝刘彻是个非常重视对鬼神祭祀的人。他即位不久,就前往当时汉代的祭祀中心雍县,隆重地举行了祭祀五位天帝的郊祀仪式。从此以后,他经常每隔三年就前往郊祀一次。
汉武帝曾经求得一位神君,供奉在上林苑中的蹄氏观。这位神君本来是长陵的一个女子,因为儿子夭折,悲哀而死,显灵于她的妯娌宛若身上。宛若在家里供奉她,百姓很多人都去祭祀。战国时的赵国公子平原君都曾经前往祭祀,她的后代子孙也因此而地位尊贵声名显赫。到武帝即位后,用隆重的礼仪将神君迁徙到宫中供奉。据说当时能听见神君的说话声,但见不到她本人。
“太一神”
亳县人薄谬忌曾经把祭祀太一神的方法上奏朝廷。他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的辅佐神叫五帝,就是五天帝。古时候天子于春秋两季在东南郊祭太一神,用牛羊猪三牲祭祀达七天之久,筑祭坛,祭坛八面开有通道,供神鬼来往。”
于是武帝命令太祝在长安东南郊立太一神祠,祭坛仿照薄谬忌所说的太一坛建造,分作三层,五帝的祭坛各自依照他们所属的方位环绕在太一坛下。祭坛下的四周,作为祭祀随从的众神和北斗星的地方。祭祀所用的牛是白色的,把鹿塞进牛的腹腔中,再把猪塞进鹿的腹腔中,然后放在水里浸泡。祭日神用牛,祭月神用羊或猪,都只用一头。祭太一神的祝官穿紫色绣衣,祭五帝的祝官,其礼服颜色各按照五帝所属的颜色,祭日穿红衣,祭月穿白衣。
武帝从此开始在郊外祭祀太一神。祭祀的时候坛上布满火炬,坛旁摆着烹煮器具。一次,主管官员发现祭坛上方有奇异的光芒出现。太史公和祠官宽舒等就建议说:“神灵降下美好景象,是保佑福禄的吉祥预兆,应该在这神光所照的地域建立泰畤坛,用来宣扬上天的神明瑞应。应让太祝主管此事,每年秋天和腊月间举行祭祀。每三年天子郊祀一次。”武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太祝每年都专门去祭祀太一神。
由于郊祀在论证皇权合理性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汉武帝时期对郊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频繁地举行郊祀典礼,而且对郊祀制度本身加以重新建构:在郊祀体系中增加了对地神后土的祭祀内容,用太一神取代五帝,完成了郊祀至上神祗的演变。郊祀主神由五帝变为“太一”,这是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武帝自圆梦
汉武帝在位近0年,其后半生除了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穷兵牍武之外,其大部分精力基本上放在了圆他的神仙梦上。但辛劳奔波了半生,始终没有见到神仙。
在一次祭祀地神之后,汉武帝接见群臣,语气深深地说:“朕自即位以来,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使天下人愁苦不堪,如今已是后悔莫及了。”官拜大鸿胪之职的田千秋奏道:“很多法师都在谈论神仙之事,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我请求皇上将他们一律罢斥遣散。”于是各地等候神仙降临的法术师等全部被罢黜。
此后,汉武帝每当谈起此事,就对群臣叹息说:“都因我往日愚感,才受了法术师们的欺骗。天下哪里有什么神仙,全是胡说八道!节制饮食,服用药物,也不过是少生些病而已。”汉武帝因田千秋一句话得以感悟,使汉武帝自己为自己圆了他的神仙梦。而田千秋一句话使汉武帝感悟,被汉武帝擢升为丞相,封为富民侯。
佛教传入的情形,有各种不同的史料记载,有的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8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城,却遭到拘捕下狱的不幸命运;有的说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掳获一尊金人,带回汉土,武帝将其供奉在甘泉宫,当时以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等,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佛教初传时期的传闻。但在各种传说中,以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汉明帝夜梦金人
永平十年(7年),明帝刘庄梦见一位金人,身长六丈,相貌庄严美好,全身金光灿烂,在金鸾殿的上空飞翔。梦醒之后,明帝遍问群臣,所梦金人到底是什么神?
太使傅毅答说:“臣听说《周书异记》中有一段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平旦时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涨,四处的井水也溢出来,狂风大作,宫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动起来。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贯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红色。当时,昭王问太使苏由:‘这是什么祥瑞?’苏由回答说:‘西方有大圣人诞生。’昭王问:‘对天下有何影响?’苏由答道:‘此时没有,一千年后声教被及此土。’于是昭王即派人把这件事情镌刻在石头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计算,刚好就是当今之时,陛下所梦的金人,想必就是佛陀无疑。”
由于这个因缘,明帝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8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汉明帝派使西行求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等人,路过大月氏国,正好遇到了在大月氏国传教的天竺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蔡秦邀二僧到汉讲佛,还用白马驮载来一批佛经佛像。刘庄为此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遂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和“释源”。
这是我国第一次派人西行求法,也可以说,由于汉明帝一梦,从此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取佛法而开通西域的现实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国展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佛道大比试
在那个时代,中国皇帝本来是盲目信仰神仙方术的,佛教的出现,使当时的人耳目一新。西域高僧在洛阳传教受到欢迎,引起了当时道士的惶恐不安,故而发生了一场盛大的佛道比试。
永平十四年(7年)元旦,正当五岳各方道士循例向皇帝贺年的时候,以褚善信,费叔才等为首的道土90人,借机议论佛教与道教的是非。结论是皇上竟然摒弃了我国的道教,去远求胡人的教法,这是万万不应该的。于是,褚费二人率领众道士,各将自家所持的道教经典带出,一同上表向明帝请愿,想与佛教一比高下。明帝敕令尚书令宋摩将佛道两教人土引入长乐宫前,下诏宣告:在元宵日当天,道土与佛教僧侣在白马寺南门外比试,并先立东西两坛焚经台,以辨验各自的神通本事。
比试当天,先令佛道分据焚经台,在东西两坛各示经典供置。焚经台下西坛的00多卷道教经典,顷刻之间被焚烧殆尽。而东坛的佛像与佛经却丝毫未损,又见空中绽放五色神光,宝花玉鬉由天上缤纷落下,天乐齐鸣。明帝与左右群臣看到如此的祥瑞景象,都赞叹不已。
道士褚善信与费叔才等人深感愧疚,羞愤而死。其余的道士纷纷脱去道袍,请求出家。明帝允许,并敕令在洛阳创建十所佛寺,其中七寺建于城外,安置比丘,三寺在城内,安置比丘尼,佛教从此流传天下。
北魏太武帝拓跋寿,崇尚异术,最初推崇佛法,后来因受到道士寇谦之的影响,信仰太师道教,并认为佛教是“西戎虚诞”,“为世费害”。于是,太武帝开始限制佛教,禁止王公以下庶人私养僧人,并在僧侣中征兵。
信佛到排佛
太武帝刚即位时本也相信佛教,常召高僧交谈;每年四月八日,和尚用车载着佛像上街出巡,太武帝在门楼上观看,并散花表示礼敬。平定北凉后,大批和尚也随迁民来到平城,平城的寺庙和尚陡然增多。其中有些和尚颇有法术。如来自夏国的惠始,出家50多年总是坐禅,从未躺下睡过觉;他赤脚行走,从不沾泥,人称“白脚僧”;他在八角寺坐着去世,停尸0多天面不改色。
太武帝青年即位,志在建立武功,统一北方。他虽敬重和尚,却未阅读过佛教经典,也不了解佛教教义。后来遇到了寇谦之,开始相信道教,认为道教讲清净无为得道成仙,讲辟谷服气导行等方术更有道理。他亲自到道坛受符,甚至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道教称号作为年号的道士皇帝。
从此,太武帝就对佛教疏远起来。当时的宰相崔浩与寇谦之关系密切,不断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无荒诞,和尚不交租税不服兵役,消耗大量财富等等。崔浩学识渊博,太武帝十分相信他,就对佛教更加厌恶,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杀和尚毁佛像
太平真君六年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御驾西征,来到长安。当时长安寺院的土地上种了不少麦子。看马士兵到寺中喂马,太武帝也跟着进去看马。侍从官向他报告,看到寺院室中有许多弓箭长矛和盾牌,太武帝不禁怀疑说:“和尚要这些东西何用?定与盖吴通谋。”此时又查出寺中还有许多酿酒工具和富人寄放的财物,更发现一些暗室。太武帝顿时大怒,下令把寺院的和尚全部杀光。一旁的崔浩又乘机进言,劝太武帝废除境内所有佛教。太武帝同意,下诏诛杀长安所有和尚,焚毁佛像,并令其他各地皆按长安办法办理。
太子缓宣诏书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后周世宗)”灭佛事件的首次法难。
这样的恐怖气氛前后大约持续了四五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0)崔浩被杀后,太武帝有些后悔,禁令才宽弛下来。有些地方上的和尚又偷偷地穿起法服诵起佛经。但总的来说,在太武帝去世前,佛教仍不敢抬头。直到正平二年太武帝死,其孙文成帝即位,佛教才恢复发展起来。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六位国君。他崇尚汉文化,禁胡服胡语,并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孝文帝与武僧张猛
9年,一天,孝文帝在安阳西北公里的清凉山围场狩猎,突然从山中窜出一只猛虎,张牙舞爪地扑向孝文帝。周围的侍卫顿时一片慌乱,孝文帝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半山腰跃出一位僧人,手持哨棒和猛虎搏斗起来。此时大家才清醒过来,纷纷弯弓搭箭,射杀了猛虎,孝文帝终于躲过了这场血光之灾。
孝文帝得知搭救自己的张猛是个武僧,为感谢张猛的救命之恩,提出对张猛加封官职。张猛推辞不受,只求孝文帝在此创建寺院。于是孝文帝拨款兴建寺院,并将寺院命名为天城寺(今日修定寺)。从此,北魏孝文帝信奉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峰。
孝文帝兴佛
在北魏激烈的政权斗争中,孝文帝五岁就被推上了皇位,其祖母文明皇太后(冯太后)是个汉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孝文帝从小由祖母抚养长大,所以他自小就亲身体验了汉文化,并皈依佛教。
在孝文帝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据《魏书》记载孝文帝每次出行到寺庙中一定要虔诚的倾听名僧的教诲。由皇帝即如来,到皇帝礼佛进入孝文帝时代,北魏佛教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孝文帝死后,龙门石窟的建造仍在持续。据记载,龙门石窟一直开凿到据北魏500年后的北宋初年。龙门石窟的建筑规模远远高出了云冈石窟,仅现存的佛教造像就有9万7千多座。
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也是在孝文帝时期兴盛起来的,山西省五台山是中国的佛教名山之一。每年有许多修行的僧人和信徒来此礼佛。这里的第一座寺庙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魏书》记载,当时共建有座寺庙,其中之一就是今日的大显通寺。大显通寺是统辖众多僧人的五台山的总管辖处。孝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到五台山巡幸的皇帝。
梁武帝萧衍以佛化治国,一时上行下效,全国崇佛。梁武帝崇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梁武帝舍道归佛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是兰陵人(今常州),“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字在右手,曰‘武’。”萧衍称帝前本信道教,当了皇帝后,于天监三年(公元0年)开始改信佛。梁天监三年,他召集僧俗0000人在重云殿集会,正式宣布“舍道归佛”。梁武帝不但自己发愿信奉佛教,而且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要信佛。由于梁武帝以最高权力来提倡佛教,致使佛教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身体力行提倡佛教
梁武帝归信佛教之后,便大兴佛法,修建寺院,广度僧尼,研究佛学,注《经》数百卷。他还讲经说法,启建水陆法会,提倡忏法,设无遮大会,普行布施。他生活简朴,日中一食,俨然成了一名苦行僧。他甚至要当“白衣僧正”,直接管理僧事,终因僧界有不同的意见,他才放弃这种想法。尤其萧衍讲经,更是开创了皇帝讲经的先例。
萧衍根据《梵网》《涅槃》等大乘经典,提倡吃素。他自己身体力行,也命令全国僧尼遵守。为此,他专门著文阐述佛教徒应当吃素的道理。他的这一禁令,是强制性的,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千百年来,汉传佛教徒不仅改变了自古以来吃三净肉(不见为我杀不闻为我杀不疑为我杀的肉,称为三净肉)的旧习,而且素食竟成为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
四次舍身同泰寺
萧衍最喜欢玩“出家秀”,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亲自执役为僧众服务,每次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于“众僧默许”后还宫。时人称之为“菩萨皇帝”。
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的惊世做法,一方面扩大了佛教的声势,提高了佛教的地位,带头兴起了信佛的热潮,另一方面通过群臣用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基础。
总之,梁武帝对佛教一方面身体力行,一方面大力提倡。梁武帝对佛教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全力地给予支持,在佛教的理论研究和行持上,他始终起着带头的作用。
正是梁武帝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从而使南朝佛教至梁武帝时达到鼎盛,为以后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和宗派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周武帝两次下令禁止佛教,命令和尚还俗,有的和尚吓唬周武帝,说禁佛要堕入地狱,周武帝说:“佛生在外国,我不信这个!”
武帝重儒术
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当时,全国的僧尼有00多万人,佛寺有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黑衣膺王
周武帝废佛的借口就是迷信的“黑衣膺王”谶记说。这种谶记是自周勃兴十数年前流传天下的,而为政者所最关心的国家兴亡的关键。
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
另外,卫元嵩著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
辩论引发废佛
天和四年(9年),武帝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斥道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二年(573)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门等,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如此一来,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先后有猛法师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
建德三年(7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77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00余万。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
北周武帝的废佛与北魏太武帝的暴力残杀有所不同,他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像,但并不杀害佛教徒,只是命令他们还俗而已。所以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周武帝灭佛的理论根据是“即事而道”,这促使中国大乘佛教哲学“即事而真”的思想成熟。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从武帝灭佛得到转变,灭佛的理论,反而成为中国佛教诸宗的思想渊源。
杨坚一家信奉佛教,杨坚本人更是被尼姑智仙带大,直至岁时进入太学读书。由于出身的原因,所以杨坚一登基,就恢复了佛教。
杨坚出世,紫气满庭
隋文帝杨坚出世时,降生在般若寺内,当欲生时,红光照室,并有紫气满庭,紫气之色,能使人的衣服变紫,室内之人见此异状惊异不已。六月的天气炎热,褓母用扇子为小儿扇风,小儿怕冷,已经哭不出声来。
这时,忽然有一比丘尼,突然出现,对杨坚的父亲说:“你们不用为此儿担心,他有天佛所佑”,并替小儿取乳名为那罗延,梵语那罗延,含金刚不坏之义。这位比丘尼又说:“此儿来处不比寻常,你们俗家秽杂,由我来抚养。”杨坚的父母既不认识那尼师,当然不愿意将爱子让一个尼师来抚养。可是杨坚很怪,他看见尼师就不哭。一离开神尼就啼哭不休,全家无法止儿啼,只有忍痛让神尼来抚养。
坚母抱儿,化身为龙
当初神尼领养杨坚时,曾与其父母有所约定,不得她的允许,不得随便抱看小儿。有一天。杨坚的母亲很想念儿子,乘神尼离开时,就偷偷的走进儿房,从床上将小儿抱起,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竟是抱的一条龙,惊惶恐怖,双手发抖,小儿堕地大叫。杨坚的母亲来时,神尼不知,及至闻声赶来一看,见小儿坠地上,就将小儿从地上抱起来对她说:“为什么要来妄触我儿?令其晚得天下。”从此杨坚的母亲不敢来抱此儿,全由神尼负责教养。
杨坚7岁时,神尼有一天对他说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
神尼沉静寡言,精修道业。杨坚在寺内由神尼教养,一直到岁,方始离开佛寺回到自己家中。而神尼在般若寺内,住了0余年,从不走寺门之外,到了周武灭法,神尼才隐住皇家,内著法服,戒行不改。
杨坚后来果然如神尼所说:自山东入为太子,重兴佛法,皆如神尼数十年前的预言。
舍利神异,数之不尽
杨坚登极后,常常对群臣讲,追念阿梨,这是他小时对神尼的称呼。隋文帝又说:“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由小时住寺至今,乐闻钟声。”
隋文帝登位时,智仙神尼早已圆寂,为了要报她的恩德,敕令史官王劭为神尼作傅,并发大愿,度僧弘法。
结束纷争,下诏复佛
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纷争数百余年的局势,即位后,下敕:“好生恶杀,王政为本。”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
造寺抄经,僧众教化
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79所,抄经藏08卷,整理经典8部,造石像大小080尊,修复旧像0890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此外,文帝为怀念父母深恩,启建舍利塔,共有8处之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影响后世极大。
唐太宗继位前,曾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
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长安。有一天同房玄龄着便服去见王远知,王远知迎出来说道,这里面有圣人(皇帝),难道是秦王么?这显然是诈术,秦王身被黄金甲,率铁骑万匹,坐兵车,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他行施这一诈术,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王远知接着说,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干。
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表示崇敬。
唐太宗为推崇李耳,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年(贞观二年)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顺。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不妨碍道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两教互相排挤,都想本教独尊,7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夺得优势的第一次。
9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
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
8年(即贞观十二年),唐统治已经巩固,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责,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为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
7年,李世民得了中风病,瘫痪在床。此时,他开始吞食方士们炼制的金石丹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他先是服食国内方士炼出的丹药,可并不见效。他以为国内方士们的道术浅,于是派人四处访求国外高人。
贞观二十二年(8年)大臣王玄策将俘虏的天竺国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献给李世民。此人妄言自己已经00岁,有长生不老的秘方,甚至还可以让人飞升到天宫里成为仙人。李世民对此深信不疑,对他礼敬有加,辟出专门的场所,供他炼制延年长寿的丹药。一年之后药成,李世民欣然服食,不料很快产生了剧烈的中毒反应,七窍流血暴病而亡。这年李世民才岁,是唐代第一个死于丹药的皇帝。
武则天与佛教有扯不断的因缘,佛教慰藉了武则天一度空寂的心灵,成就了武则天人生的灿烂辉煌,在武则天为帝时期,也达到了鼎盛。
称帝前与佛结缘
武则天从小就跟随生母杨氏出入佛寺。在母亲的影响下,武则天对僧人和木鱼产生了浓厚兴趣。
后来,武则天入了宫,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这段时间,她虽说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随意出入佛寺,却有幸见到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和尚玄奘!贞观十九年(年),玄奘取经归来,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设宴接见,武则天侍立在侧。其间,玄奘畅谈异域风情和佛法佛性,使武则天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再后来,太宗崩后,她出家修学佛法。不久,又被高宗召进宫中。
武则天因自幼熏染佛法,奉佛精进,在唐代诸帝中,她是一位虔诚的崇佛者,大力护持佛教。
女皇崇佛
在佛教势力支持下,天授元年(90),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
长寿二年(9),菩提流志等译《宝雨经》上奏武则天。经文暗示武则天即“故现女身”的东方大菩萨,当为“自在主”即作世间皇帝。当然,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她需要制造各种舆论,其主要措施之一,便是扬佛抑道,用以贬黜李氏的宗族。因此,她即位之始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达于极盛。
为推动佛教的发展,武则天打破唐太宗时期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经僧,如于阗国实叉难陀提云般若,中印度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度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学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由她确立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造成了禅宗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形势。
对于佛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是华严学说。华严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等事件,可以说武则天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背景。
为了保证佛教的社会地位,武周之世,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据说该像的小指就能容纳数十人。
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武宗迷恋“长生之术”
唐武宗本人是迷恋道教的“长生”偏术的,所以非常讨厌佛教。武宗在藩时,就很喜欢道教鼓吹的那一套“长生之术”。唐武宗即位不久,就召集道士赵归真等8人到宫里,在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到三殿,于“九天坛”受“法箓”。会昌五年(8年)正月,武宗还敕建“望仙台”于南郊,七月“功毕”,“望仙楼”及廊舍共9间,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封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为之治崇玄馆,置吏,铸印。武宗本名澶,道士们对他说,唐以“土”德,宜火不宜水,于是就于会昌六年(8年)三月,下诏改名炎。武宗本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再加上赵归真刘玄静等人从旁煽动,就更增加了他对佛教的厌恶。
佛教威胁皇帝利益
入唐以来,由于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扶植,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佛教的势力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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