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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旧事
这组短文先应在时间上有个界定。从我出生到知事时，大半时间在乡下。虽然母亲单位所在地离县城仅八里地，但那毕竟是乡下，是农村，不是真正的县城。而我小学启蒙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直到24岁从外地调回来，这中间是18年的时间。回到县城在机关上班时，我的女儿才一岁多，现在她已是高中生了。稍微安静地回顾一下，这组记事短文记叙事情的时间概念应该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的我还是刚刚上学的儿童。
一、小东门的老屋
小东门就在人武部转头，是后街（它注册的地名是沿江路）的起点。而后街作为县城的主街，并不太长，它的终点是桂花园，再上去是老车站，往上走就到了水文站（一般叫五0五）。小东门的老屋与县委会大院隔条街，左邻右舍都是老门老户，相处得关系融洽，既便有点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闹点纠纷和矛盾一调解也就过去了。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远亲不如近邻，一条街上的，没有什么紧要事，忍让一下天不会塌下来。
老屋是在经过六九年的大水冲洗后彻底衰败了。爷爷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一副慈容。他是早已退休了，随着上个世纪清江最大的一场洪水的冲击，随着他的第三房夫人徐梁氏的去世，他的长发药号连同他的老中医的名声一起退休了。而老屋却急剧地衰败。现在他由三个儿子轮流赡养，每个儿子一个月，轮流换班。
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位传统的旧式男人。他经常穿的是一件蓝布对襟褂子，一条俗称“二马拘”的收腰裤子，一双圆口布鞋，有时还随意地穿双编耳草鞋，一双布袜子卷在绑腿里，戴着老花眼镜，翻着书和与人闲谈。他经常称上两斤叶子烟，然后找父亲要一些过时的旧书报，用剪子细细地剪成细条，然后用制药的铡刀将叶子烟切成粉末，将烟末子放在纸条上，卷成一支支香烟卷。我觉得看爷爷自制烟卷是件很有趣的事儿，有时帮帮他，把卷好的烟卷放进一个纸盒子里，他闷了想抽烟时就拿出一支，我帮他点燃，看他笑眯眯地抽着烟，很满足的样子，时不时还表扬我两句。真是应了一句俗话：皇上爱长子，百姓喜幺儿。爷爷的后人算起来总有四、五十人，可以摆上几大桌，他的孙子里有当了官的，当秘书长、主任、行长和在宜昌三峡证券公司当总经理的，可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最疼爱父亲，我是他最疼爱的孙儿，连辞世他都是死在永和坪母亲的工作单位里。
伴随着老屋的衰落以及老屋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后街，小东门，洋房子，石板街，县委会大院，石榴树，人武部坎下的岩洞，大柳树，南门巷，新码头，这是一幅童年生活的图画。爷爷和老屋的故事，一种化不开的情结，就那么时而迷糊时而清晰地留住了童年的印迹。岁月有痕，而当这一切逝去、物是人非和面目全非时，才发现童年的生活那么珍贵又是那样脚步匆匆。爷爷的去世标志着我童年的生活已经结束，而成长为少年。
二、学校
男服学堂女服嫁。城关小学在新码头，简陋的校门，门口甚至连校牌都没有，只是在传达室的木窗栏上，挂着黑板大小的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长阳县东方红小学”几个字，有限的院墙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体象是父亲的笔迹，很工整，也很规范。
因为父亲是学校的老师，我和姐姐在城关小学上一、二年级。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千遍一律地印着伟大领袖**的头像，课文内容是“**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第4课的内容是“我爱北京**”因为一年级的课程太简单，我时常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有时下课后从学校后门溜出去，跑到新华书店里，把爷爷和妈给的零花钱掏出来，买些连环画册和课外读物，回家后一个人躲进阁楼里仔细品尝，还有一个乐趣便是偷看爷爷的线装医书，常常看的忘了吃饭，饭熟了到处找不着人，引得父亲和姐姐满街找。
学校的条件很差，老师们却很尽职，除了主课还上音乐和体育课。全校就一台脚踏风琴，那个班上音乐课就安排几个男生将风琴抬到那个班。上音乐课我们还是有兴趣，学简谱，唱歌时都亮开嗓门，比谁的声音大。那时还搞唱歌比赛，一年级的学生唱“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有“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我结识了一些好同学，都是儿时的伙伴。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还认识高我一级的“敢子”他那时其实很聪明，那么小就在学校有了名气，他很有些小男子汉的味道，讲义气，爱结交朋友。有次写作文敢子拖交作业，父亲收作业时发现敢子整遍写着“白狗子”的“黑狗子”好象是抄的那篇打仗的小说，就是解放军打蒋匪军，把国民党的蒋匪军（即白狗子和黑狗子）打的一塌糊涂，丢盔去甲。父亲看后，脸都气歪了，把敢子带回家，责令他重写作文。敢子受罚后，有次找个机会想报复一下，就在放学后堵在我回家的路上，唬着脸说：“你爸爸要我写作文，罚我的作业，我提醒你注意点，以后徐老师罚我了我就揍你。”我一看敢子来真的，一溜烟跑了，一个人躲到人武部坎下，靠着大柳树看连环画，直到天黑才回家。
学校上体育课，先是队列训练，再是跑步，掷铅球，打乒乓球。体育老师卞正科是个严肃的人，上课喜欢板着脸。他给我们上课时，先是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前三步走。”他说话很快，说向左转时左脚尖落地右脚跟抬起向右转时右脚尖落地左脚跟抬起然后转，结果很多人都转反了。因为我个头小，卞老师就让我站在前面做示范，结果我一紧张也转反了。卞老师很生气，让我站在一边看别人转。体育课下课后，卞老师就到我父亲那里去告状，说我连左右转都不会。我气极了，大哭起来，从城关跑到永和坪，说再也不想上学了。那时觉得卞老师在同学面前出我的丑，又到父亲那里告我的状，很丢面子，自尊心受了伤害。结果父母亲两人做我的工作，我第二天又到城关小学读书去了。
读了一年后，父亲工作调动，我和姐姐转学到了永和坪。城关小学搬迁了，那里成了文工团，就是现在的县歌舞剧团。
在父亲七十岁生日前夕，我从他工作过的地方了解一些情况。父亲的简历为：1933年6月生于长阳县龙舟坪镇，1951年毕业于长阳县立中学，自愿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3年至1964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任学员、班长、机电排长、作训参谋。在部队任营职军需助理员、参谋、军事教练员等。1964年10月服从组织安排退伍回地方，先后在城关小学、城关中学、永和坪学校担任教师，职称是小教高级1992年退休。
我发现父亲的档案中有意回避了“福建前线战斗负伤”和“*期间回长阳”等字眼，这是中年人都可以理解的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它标志中国上个世纪一个时代的终结。
三、石榴树-桂花树
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这样一幅旧照片，随着时间流逝它慢慢褪色，有点儿发黄了。那毕竟是我的童年，一群半大的孩子在石榴树和桂花树丛间嬉戏、游玩，充满童趣，一种化不开的馥郁清香味儿的情结。
1966年的县城，父亲从部队转业，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回到宜昌，结束了他长达16年的军旅生涯。小东门的老屋经过1969年清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洗后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可谓“家道中落”徐家长发药铺公私合营后变成集体财产。祖父徐明煌在城关卫生所当医生。县城城关镇的老家，就是用这种别开生面而具有嘲讽意味的场面欢迎父亲。他是一位退役的海军战士，曾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当学员时参加过有名的一江山岛战役。现在他站在长阳县人民武装部门口的柳树下，面容保持平静和克制，满身疲惫。他还没有来得及褪下军装，放下手中的行李。那是一个背包，一口皮箱。老屋的巷道迎面送来一股股凉风，吊脚楼里年迈的老父亲和年长的兄嫂忙活的声音和忙碌的身影，让他倏然有了回家的感觉。他想看看他的女儿和儿子了。仅仅过了一个月，退伍的父亲到县教育局报到，局里的领导通知他在城关小学上班。
1971年的夏天，鄂西山区的长阳县城。
老屋对面是县委会，典型的四合院，清一色的两层土砌瓦盖的红砖房。
县委会院子中间是一个高出两三米的平台。平台是用青石板铺成的一整块，台阶的石料是本地的石匠敲打镌刻出来的各式图案的大理石模块。平台是平时用来召*议和遇到紧急情况进行演习排练的。平台的后面是小礼堂和食堂的开水房。院子里有两棵最大的树，一棵是石榴树，另一棵是桂花树。
一棵石榴树。
一棵桂花树。
后来就变成了一排石榴树，另一排是桂花树。
石榴开花不结果，桂花香飘桂花园。男生和女生围在一起，开始学习，做作业，完成作业后就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放学了，同学们相约在院子里，捉迷藏、玩游戏，女生在一起跳橡皮筋，唱着儿童歌曲，有的是民间的童谣。比如拍手歌：
我们都是木偶人，
不许说话不兴笑。
只打一十一
拍手歌后来改了词，是大家熟悉的丢手绢：
丢手绢，丢手绢，
丢到小朋友的后面
请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在没有想到的游戏里，还有男娃子爱玩的打扑克、翻硬币、打弹弓、玩弹子珠、交换连环画册，以及当时常用的儿童玩具。一支铅笔、半块橡皮
不知不觉中，天色暗下来，家属楼里冒出好闻的香味。孩子们一会儿都纷纷被大人们喊回家吃饭。姐姐也到院子里找我，说饭熟了。望着院子里的石榴树和桂花树，竟有点寂寞和冷清，有点儿恋恋不舍，想着明天还要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只好早点回家。
上桌前先把手洗干净，爷爷总是最后一个吃饭的。他一落座，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当他问话时，我们才敢出声。父亲说这是规矩，从小就得养成尊敬老人的习惯。爷爷吃饭很慢，他牙齿不行了，对饭食也很讲究。但爷爷每顿都吃得很少，还不让我们撒饭粒，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为69年的大水冲毁了清江流域的农田和房屋，没有饭吃。供应的救济粮凭粮油户口发票，吃平价粮，一顿每人一个馒头外带一丝咸菜和萝卜干，还有一碟榨菜。大米是救灾粮，每户都只有一小袋，拌成包谷饭蒸出香喷喷的“金包银”打一碗鸡蛋汤，生活水平维持在生存底线。后来我们就明白爷爷为什么吃得那样少，他是老了，牙齿不好，他节省的口粮是想让孙儿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在学校好好读书。
姐姐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桂花枝。她嚷嚷起来，让爷爷晓得，爷爷变得不高兴起来。他找到父亲，跟他说以后放学了，让兵儿少进县委会院子，就在家里温习功课。父亲听了爷爷的话，向我转达了爷爷的意见，我一声不吭地走出大门，把石榴树叶和桂花枝摔到大街上，转身躲进阁楼里生闷气。爷爷找到我，把一些好吃的东西，板栗、核桃和糖果副食递给我，我晓得那是别人从汉口带回来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我也舍不得吃，睡在床上抽抽嗒嗒地掉眼泪，姐姐看我泪流满面，问我想什么，我说想妈，想到永和坪去了。
戴上红领巾的那年，我六岁，姐姐八岁。
我们姐弟是在东方红小学加入中国少先队的。
四、捉特务
从小东门到新码头，大约是1000米的直线距离。从老屋出来，经过幼儿园，走两步是粮食局，粮食局院子里有个天井，涨了大水后冲成了池塘，放学后几个伙伴就在池塘边玩耍，叠纸船和用小竹竿做成鱼钩钓青蛙。有一次在池塘边玩耍，一位小同学推了我一把，我跌进池塘把衣服全部弄湿了。不敢回家，就从副食旁边的南门巷下了清江河，跟一个要好的同学*了躺在河坝上晒太阳，等湿透的衣服干了再穿上回家。那位同学很会讲故事，他看的小儿书里有许多捉特务的故事。我说书上看的不算，要讲你讲点别的。他说副食楼上有个台湾的国民党的特务，一个人在顶楼上收听敌台，被别人发现了，最后让公安局抓了去，判了刑在坐牢。我说这个捉特务的故事不真实，肯定是他瞎编的。他打赌说是真的，赌资是一套小儿书外带一叠打板（用纸烟盒做的三角板，儿童游戏工具）。我说算了，管你的故事是真是假。我讲的是一个真事，是我爷爷讲的。有一个人跑到新码头河坝里架火，结果把屁股烧糊了，因为风大，把火从新码头吹到了桂花园，那个人要保证集体财产不受损害，就去扑火，火就把他的屁股烧糊了。同学说这肯定不是你爷爷讲的，也不是真的。他和我争吵起来，说我日白（方言，即撒谎），日白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那你讲的捉特务先日白，还跟我打赌，你不诚实。同学气恼地一甩手，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你是个日白佬。我一下揪住同学的膀子，就准备跟他干仗。在揪他的膀子时我还十分有理地教训他，你再不跟同学讲什么捉特务了，我先跟同学们讲清楚你是个喜爱撒谎的坏同学，叫同学们都不理你，有意见你到厕所里去提。
同学最后还是同我和好了。弄湿的衣裳都晒干了，我们穿上后各自回家。没几天，学校突然搞了一次紧急集合，说红卫山发现了特务，现在流窜到城墙坡广播站后面的茶叶坡里。老师说红卫山是知识青年响应**的号召，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试点，现在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我们的任务就是捉特务，抓住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解散后分... -->>
县城旧事
这组短文先应在时间上有个界定。从我出生到知事时，大半时间在乡下。虽然母亲单位所在地离县城仅八里地，但那毕竟是乡下，是农村，不是真正的县城。而我小学启蒙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直到24岁从外地调回来，这中间是18年的时间。回到县城在机关上班时，我的女儿才一岁多，现在她已是高中生了。稍微安静地回顾一下，这组记事短文记叙事情的时间概念应该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的我还是刚刚上学的儿童。
一、小东门的老屋
小东门就在人武部转头，是后街（它注册的地名是沿江路）的起点。而后街作为县城的主街，并不太长，它的终点是桂花园，再上去是老车站，往上走就到了水文站（一般叫五0五）。小东门的老屋与县委会大院隔条街，左邻右舍都是老门老户，相处得关系融洽，既便有点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闹点纠纷和矛盾一调解也就过去了。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远亲不如近邻，一条街上的，没有什么紧要事，忍让一下天不会塌下来。
老屋是在经过六九年的大水冲洗后彻底衰败了。爷爷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一副慈容。他是早已退休了，随着上个世纪清江最大的一场洪水的冲击，随着他的第三房夫人徐梁氏的去世，他的长发药号连同他的老中医的名声一起退休了。而老屋却急剧地衰败。现在他由三个儿子轮流赡养，每个儿子一个月，轮流换班。
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位传统的旧式男人。他经常穿的是一件蓝布对襟褂子，一条俗称“二马拘”的收腰裤子，一双圆口布鞋，有时还随意地穿双编耳草鞋，一双布袜子卷在绑腿里，戴着老花眼镜，翻着书和与人闲谈。他经常称上两斤叶子烟，然后找父亲要一些过时的旧书报，用剪子细细地剪成细条，然后用制药的铡刀将叶子烟切成粉末，将烟末子放在纸条上，卷成一支支香烟卷。我觉得看爷爷自制烟卷是件很有趣的事儿，有时帮帮他，把卷好的烟卷放进一个纸盒子里，他闷了想抽烟时就拿出一支，我帮他点燃，看他笑眯眯地抽着烟，很满足的样子，时不时还表扬我两句。真是应了一句俗话：皇上爱长子，百姓喜幺儿。爷爷的后人算起来总有四、五十人，可以摆上几大桌，他的孙子里有当了官的，当秘书长、主任、行长和在宜昌三峡证券公司当总经理的，可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最疼爱父亲，我是他最疼爱的孙儿，连辞世他都是死在永和坪母亲的工作单位里。
伴随着老屋的衰落以及老屋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后街，小东门，洋房子，石板街，县委会大院，石榴树，人武部坎下的岩洞，大柳树，南门巷，新码头，这是一幅童年生活的图画。爷爷和老屋的故事，一种化不开的情结，就那么时而迷糊时而清晰地留住了童年的印迹。岁月有痕，而当这一切逝去、物是人非和面目全非时，才发现童年的生活那么珍贵又是那样脚步匆匆。爷爷的去世标志着我童年的生活已经结束，而成长为少年。
二、学校
男服学堂女服嫁。城关小学在新码头，简陋的校门，门口甚至连校牌都没有，只是在传达室的木窗栏上，挂着黑板大小的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长阳县东方红小学”几个字，有限的院墙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体象是父亲的笔迹，很工整，也很规范。
因为父亲是学校的老师，我和姐姐在城关小学上一、二年级。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千遍一律地印着伟大领袖**的头像，课文内容是“**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第4课的内容是“我爱北京**”因为一年级的课程太简单，我时常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有时下课后从学校后门溜出去，跑到新华书店里，把爷爷和妈给的零花钱掏出来，买些连环画册和课外读物，回家后一个人躲进阁楼里仔细品尝，还有一个乐趣便是偷看爷爷的线装医书，常常看的忘了吃饭，饭熟了到处找不着人，引得父亲和姐姐满街找。
学校的条件很差，老师们却很尽职，除了主课还上音乐和体育课。全校就一台脚踏风琴，那个班上音乐课就安排几个男生将风琴抬到那个班。上音乐课我们还是有兴趣，学简谱，唱歌时都亮开嗓门，比谁的声音大。那时还搞唱歌比赛，一年级的学生唱“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有“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我结识了一些好同学，都是儿时的伙伴。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还认识高我一级的“敢子”他那时其实很聪明，那么小就在学校有了名气，他很有些小男子汉的味道，讲义气，爱结交朋友。有次写作文敢子拖交作业，父亲收作业时发现敢子整遍写着“白狗子”的“黑狗子”好象是抄的那篇打仗的小说，就是解放军打蒋匪军，把国民党的蒋匪军（即白狗子和黑狗子）打的一塌糊涂，丢盔去甲。父亲看后，脸都气歪了，把敢子带回家，责令他重写作文。敢子受罚后，有次找个机会想报复一下，就在放学后堵在我回家的路上，唬着脸说：“你爸爸要我写作文，罚我的作业，我提醒你注意点，以后徐老师罚我了我就揍你。”我一看敢子来真的，一溜烟跑了，一个人躲到人武部坎下，靠着大柳树看连环画，直到天黑才回家。
学校上体育课，先是队列训练，再是跑步，掷铅球，打乒乓球。体育老师卞正科是个严肃的人，上课喜欢板着脸。他给我们上课时，先是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前三步走。”他说话很快，说向左转时左脚尖落地右脚跟抬起向右转时右脚尖落地左脚跟抬起然后转，结果很多人都转反了。因为我个头小，卞老师就让我站在前面做示范，结果我一紧张也转反了。卞老师很生气，让我站在一边看别人转。体育课下课后，卞老师就到我父亲那里去告状，说我连左右转都不会。我气极了，大哭起来，从城关跑到永和坪，说再也不想上学了。那时觉得卞老师在同学面前出我的丑，又到父亲那里告我的状，很丢面子，自尊心受了伤害。结果父母亲两人做我的工作，我第二天又到城关小学读书去了。
读了一年后，父亲工作调动，我和姐姐转学到了永和坪。城关小学搬迁了，那里成了文工团，就是现在的县歌舞剧团。
在父亲七十岁生日前夕，我从他工作过的地方了解一些情况。父亲的简历为：1933年6月生于长阳县龙舟坪镇，1951年毕业于长阳县立中学，自愿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3年至1964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任学员、班长、机电排长、作训参谋。在部队任营职军需助理员、参谋、军事教练员等。1964年10月服从组织安排退伍回地方，先后在城关小学、城关中学、永和坪学校担任教师，职称是小教高级1992年退休。
我发现父亲的档案中有意回避了“福建前线战斗负伤”和“*期间回长阳”等字眼，这是中年人都可以理解的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它标志中国上个世纪一个时代的终结。
三、石榴树-桂花树
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这样一幅旧照片，随着时间流逝它慢慢褪色，有点儿发黄了。那毕竟是我的童年，一群半大的孩子在石榴树和桂花树丛间嬉戏、游玩，充满童趣，一种化不开的馥郁清香味儿的情结。
1966年的县城，父亲从部队转业，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回到宜昌，结束了他长达16年的军旅生涯。小东门的老屋经过1969年清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洗后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可谓“家道中落”徐家长发药铺公私合营后变成集体财产。祖父徐明煌在城关卫生所当医生。县城城关镇的老家，就是用这种别开生面而具有嘲讽意味的场面欢迎父亲。他是一位退役的海军战士，曾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当学员时参加过有名的一江山岛战役。现在他站在长阳县人民武装部门口的柳树下，面容保持平静和克制，满身疲惫。他还没有来得及褪下军装，放下手中的行李。那是一个背包，一口皮箱。老屋的巷道迎面送来一股股凉风，吊脚楼里年迈的老父亲和年长的兄嫂忙活的声音和忙碌的身影，让他倏然有了回家的感觉。他想看看他的女儿和儿子了。仅仅过了一个月，退伍的父亲到县教育局报到，局里的领导通知他在城关小学上班。
1971年的夏天，鄂西山区的长阳县城。
老屋对面是县委会，典型的四合院，清一色的两层土砌瓦盖的红砖房。
县委会院子中间是一个高出两三米的平台。平台是用青石板铺成的一整块，台阶的石料是本地的石匠敲打镌刻出来的各式图案的大理石模块。平台是平时用来召*议和遇到紧急情况进行演习排练的。平台的后面是小礼堂和食堂的开水房。院子里有两棵最大的树，一棵是石榴树，另一棵是桂花树。
一棵石榴树。
一棵桂花树。
后来就变成了一排石榴树，另一排是桂花树。
石榴开花不结果，桂花香飘桂花园。男生和女生围在一起，开始学习，做作业，完成作业后就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放学了，同学们相约在院子里，捉迷藏、玩游戏，女生在一起跳橡皮筋，唱着儿童歌曲，有的是民间的童谣。比如拍手歌：
我们都是木偶人，
不许说话不兴笑。
只打一十一
拍手歌后来改了词，是大家熟悉的丢手绢：
丢手绢，丢手绢，
丢到小朋友的后面
请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在没有想到的游戏里，还有男娃子爱玩的打扑克、翻硬币、打弹弓、玩弹子珠、交换连环画册，以及当时常用的儿童玩具。一支铅笔、半块橡皮
不知不觉中，天色暗下来，家属楼里冒出好闻的香味。孩子们一会儿都纷纷被大人们喊回家吃饭。姐姐也到院子里找我，说饭熟了。望着院子里的石榴树和桂花树，竟有点寂寞和冷清，有点儿恋恋不舍，想着明天还要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只好早点回家。
上桌前先把手洗干净，爷爷总是最后一个吃饭的。他一落座，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当他问话时，我们才敢出声。父亲说这是规矩，从小就得养成尊敬老人的习惯。爷爷吃饭很慢，他牙齿不行了，对饭食也很讲究。但爷爷每顿都吃得很少，还不让我们撒饭粒，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为69年的大水冲毁了清江流域的农田和房屋，没有饭吃。供应的救济粮凭粮油户口发票，吃平价粮，一顿每人一个馒头外带一丝咸菜和萝卜干，还有一碟榨菜。大米是救灾粮，每户都只有一小袋，拌成包谷饭蒸出香喷喷的“金包银”打一碗鸡蛋汤，生活水平维持在生存底线。后来我们就明白爷爷为什么吃得那样少，他是老了，牙齿不好，他节省的口粮是想让孙儿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在学校好好读书。
姐姐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桂花枝。她嚷嚷起来，让爷爷晓得，爷爷变得不高兴起来。他找到父亲，跟他说以后放学了，让兵儿少进县委会院子，就在家里温习功课。父亲听了爷爷的话，向我转达了爷爷的意见，我一声不吭地走出大门，把石榴树叶和桂花枝摔到大街上，转身躲进阁楼里生闷气。爷爷找到我，把一些好吃的东西，板栗、核桃和糖果副食递给我，我晓得那是别人从汉口带回来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我也舍不得吃，睡在床上抽抽嗒嗒地掉眼泪，姐姐看我泪流满面，问我想什么，我说想妈，想到永和坪去了。
戴上红领巾的那年，我六岁，姐姐八岁。
我们姐弟是在东方红小学加入中国少先队的。
四、捉特务
从小东门到新码头，大约是1000米的直线距离。从老屋出来，经过幼儿园，走两步是粮食局，粮食局院子里有个天井，涨了大水后冲成了池塘，放学后几个伙伴就在池塘边玩耍，叠纸船和用小竹竿做成鱼钩钓青蛙。有一次在池塘边玩耍，一位小同学推了我一把，我跌进池塘把衣服全部弄湿了。不敢回家，就从副食旁边的南门巷下了清江河，跟一个要好的同学*了躺在河坝上晒太阳，等湿透的衣服干了再穿上回家。那位同学很会讲故事，他看的小儿书里有许多捉特务的故事。我说书上看的不算，要讲你讲点别的。他说副食楼上有个台湾的国民党的特务，一个人在顶楼上收听敌台，被别人发现了，最后让公安局抓了去，判了刑在坐牢。我说这个捉特务的故事不真实，肯定是他瞎编的。他打赌说是真的，赌资是一套小儿书外带一叠打板（用纸烟盒做的三角板，儿童游戏工具）。我说算了，管你的故事是真是假。我讲的是一个真事，是我爷爷讲的。有一个人跑到新码头河坝里架火，结果把屁股烧糊了，因为风大，把火从新码头吹到了桂花园，那个人要保证集体财产不受损害，就去扑火，火就把他的屁股烧糊了。同学说这肯定不是你爷爷讲的，也不是真的。他和我争吵起来，说我日白（方言，即撒谎），日白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那你讲的捉特务先日白，还跟我打赌，你不诚实。同学气恼地一甩手，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你是个日白佬。我一下揪住同学的膀子，就准备跟他干仗。在揪他的膀子时我还十分有理地教训他，你再不跟同学讲什么捉特务了，我先跟同学们讲清楚你是个喜爱撒谎的坏同学，叫同学们都不理你，有意见你到厕所里去提。
同学最后还是同我和好了。弄湿的衣裳都晒干了，我们穿上后各自回家。没几天，学校突然搞了一次紧急集合，说红卫山发现了特务，现在流窜到城墙坡广播站后面的茶叶坡里。老师说红卫山是知识青年响应**的号召，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试点，现在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我们的任务就是捉特务，抓住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解散后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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