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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中文网 www.zmzw.net,新战国策——二战风云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第四十三回蒋介石苦撑待时变

    汪精卫投敌成汉奸

    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受到过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参加了早期的同盟会,在创办黄浦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战争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个人独裁和强权统治过程中,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专制独裁思想也随之膨胀。为此,一段时期,打内战成为他的专利。

    但蒋介石的民族情感并没有泯灭。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最终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得以坚持下来。

    虽然战局危急,东北、华北、平津、京沪相继沦丧,蒋介石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198年元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勉励自己:“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日本基于与英美的矛盾,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欧洲盟国德国出面“调停”,他们已经准备在**的旗帜下结成轴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19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蒋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协定,还告诉他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暗中鼓励,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

    陶德曼告诉蒋介石从速选择,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蒋介石表现强硬:“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月6日,陶德曼会见孔祥熙,送交了日本的备忘录。蒋介石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他决定对于日本的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为了争取苏联参战,蒋介石把德国大使陶德曼充当调停者的中日和谈建议、及日本的备忘录透露给斯大林,暗示苏联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国,他将被迫议和,加入**协定轴心国。

    日本政府见国民政府“拒绝答复”,一怒之下决定终止“陶德曼工作”。这也宣告,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阴谋归于失败。1月16日,近卫首相公开发表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关系。”

    日本在198年初提出的所谓和谈,以及德国陶德曼的调停,都被蒋介石坚决抗日和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态度拒绝了。但亲日派汪精卫、周佛海等,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的声明所诱惑,不但没有就此停止其“和平”活动,声称要“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

    198年月,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继续与日方恢复联系。

    作为蒋、汪对日外交活动的一个得力助手,高宗武从小留学日本,于九洲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通”。由于194年协助办理与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人称为“办日本外交的能手”,得到蒋介石赏识,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

    198年月7日,高宗武、董道宁与日本的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5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举行共谋推行中日“和平”会议,讨论中日外交路线。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不是日本的官方代表,而只是属于“民间人士”。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是通过这些民间人士的穿针引线,而与日本军部发生关系。

    高宗武在会谈期间,着重介绍了汪精卫曾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四五次常务会议情况,他强调说:“如果日本人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走到了和平的大门口了。”

    双方达成共识,中日两国间“和平”意向如果能信息相通,加上“和平派”的相互努力,两国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具备的。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汪、周为首的低调俱乐部情况,说已经形成国民党内的“和平派”。日方人闻听后兴奋不已。会谈结束,决定把由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由周佛海交给蒋介石。

    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了会谈情况,周佛海拍手称快。两人将信交给汪精卫过目,汪主张由陈布雷将信交给蒋介石。

    198年5月底,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周、陶商讨对策。此时,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政府施放诱饵。国民政府表示,可由汪精卫或张群出面与日方谈判。汪精卫喜上眉稍,高宗武则准备背着蒋介石前往东京。

    198年7月5日,高宗武抵达日本横滨,在影佐祯昭引导下,先后与参谋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会见。此时,日本政府已经明确决策,用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侵略,并规定了诱降活动的具体目标,将诱降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高宗武东京之行,为汪精卫集团直接与日本勾结,为其投敌叛国铺好了路基。

    198年11月19日,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在重光堂与高宗武等进行正式会谈。0日晚17时,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应谅解事项》。另外又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重光堂会议及签订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卖国罪证及卖身契。对日方来说,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把全部要求拿出来,只是为了引汪等逃出重庆,而做的表面文章。11月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重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远比重光堂密约对中国所提要求苛刻。由此可以看出,重光堂会议密约,仅是引汪集团上钩的一个精巧的花招而已。

    重光堂会议一结束,梅思平带来的重光堂密约,对于准备叛国投敌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已到了关键时刻,汪精卫疑虑重重,瞻前顾后。周佛海决定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处打开缺口。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人,随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断升高,她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对抗战悲观失望、情绪低落,当梅思平携重光堂密约向汪精卫报告时,陈如获致宝,极力主张脱离重庆。

    在蒋介石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形势下,汪、蒋曾多次为最高权力而进行针锋相对的争夺。汪精卫虽说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但汪不过是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在家中汪受陈璧君挟制,在国民党内没有实权。野心膨胀的陈璧君说:“难道当汉奸在日本人那儿也坐第二把交椅吗?”言下之意在日本人那儿当儿皇帝,也比在国民党内当副总裁强。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98年1月8日,那次两人激烈争执,互不相让。蒋介石是全国统帅,原则上不反对和平,所顾忌有两条:一是日本无谈判诚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撕毁和约。和谈必须以日本对中国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二是一与日本和谈,中共必定坐大,内战继而起之。

    汪、蒋各执已见,各怀心计,不欢而散。汪、蒋二人再也无法合在一起,汪精卫决定出逃。

    198年1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表明汪精卫决定出逃。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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