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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方面国内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另一方面中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实质方面的进展。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不提任何具体有效办法,让宋哲元自己想办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驻华北的第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同时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9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9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9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9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他们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9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共X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7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14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客观上延缓了日本对华侵略,也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对后来的盟国苏联及英美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
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方面国内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另一方面中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实质方面的进展。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不提任何具体有效办法,让宋哲元自己想办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驻华北的第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同时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9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9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9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9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他们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9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共X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7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14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客观上延缓了日本对华侵略,也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对后来的盟国苏联及英美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