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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梅子是我的邻居小妹，她长着一副瓜子脸，五官端正，皮肤白里透红，两个眼睛闪闪发亮。她与我的妹妹同年，喜欢在我家里玩。每当她来我家玩时，我总要偷偷地多看她几眼。
梅子本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而是随母改嫁过继到我们村里来的。她的母亲郑氏，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在民国时期曾一度是个官太太，解放后，景况日下，她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没人说得清。梅子的母亲嫁到我们村里来之前，曾经另外嫁过一个人，但在那里好景不长，又与那个男人分手了。她母亲能在我们村里安家，其实也是天意。当时，梅子的母亲在那边已无法立足了，就一路寻访，看哪里有合适的单身汉，想找个落家。正好访到了我家里，我母亲是个热心人，就为她与我的一位邻居牵上了线。那时，因为吃大锅饭，大家都很穷，成不起家的男子大有人在。我的那位邻居快四十岁了，以前虽然结过一次婚，但不久就离了，之后一直打单身。经我母亲一撮合，立马就成了。
郑氏生有三个女儿，来我们村里时，大女儿已有十六岁，许配了人家，带到我们村来时，只有梅子和她二姐。因为郑氏来我们村里落家，是我母亲保的媒，加之又是邻居，而梅子与我妹妹同年，她们一起上学，一起放牛、扯猪草，所以，梅子与我们家里的人来往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的风俗，有些吃生，外来人员，往往受人欺侮，而我们家在村里可称得上是旺族，她们能与我们家结交，等于有了保护伞，所以她们自然对我家格外亲热了。
梅子来我们村里时，还只有十一、二岁，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身上穿着粗布衣服，脸色有点黄，是个很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这与她那特殊的家庭环境及清苦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来到我们村里之后，由于家庭的稳定，生活条件的改善，梅子的脸色一天一天地红润起来，身材也一天一天地丰满了，在哪里一站，真是婷婷玉立呢。
对梅子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务农，几乎天天可以同梅子见面，看到她那两个小辫子在我眼前幌来幌去，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时，她上山去放牛、割茅草或扯猪草，我会有意无意地与她同行，并且有事没事地与她说说话，对她有一种非常依恋的感觉。没看到她时，心里就怅然若失，好象丢了什，真有点魂不守舍。这种恋情，后来还真的演绎了我一段苦涩的初恋呢，许多情节，至今仍常常在我的梦中索回。
二
随着岁月的增长，邻居梅子出落得越来越靓丽可爱了，已不断地有人为她介绍对象。由于她母亲嫁给我的邻居时已超过了生育期，没给梅子的这位继父生得一男半女，所以，她的继父视她为己出，疼爱有加。同时放出风声，要给她招个上门女婿，以便老来有个依靠。但条件是：既要当上门女婿，又要按农村的风俗向女方过礼。因为她不是村里的同姓人，得了这个消息，本村的一些小伙子也很自然地去亲近她，希望能与她发展友谊，结为伉俪。有的人是公开追求，有的人则暗中默恋，有的人则当面打情骂俏，说荤话。这时的梅子，还只有十六、七岁，虽然已初通人事，但要谈婚论嫁，她还是含羞答答的，加之还在中学读书，因而对那些求婚者及主动亲近她的人，一直没有表露心迹。
其实，也不是梅子不把婚姻当回事，而是她的心气较高，在追求她的一帮人中，没一个真正能让她看得上眼的人。她喜欢的是那种既有才华，又诚实勤劳的青年。她的这种心思，被她母亲知道之后，又在闲聊时说给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听后，一方面是喜，因为那些追求者并没打动梅子的心，梅子的择婿标准与我的条件正相合，有可能娶她作儿媳妇；一方面是忧，因为我们家里人口太多，经济困难，娶不起象梅子这样条件好的媳妇，加之当时我家在村里的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梅子不一定会愿意呢。尽管有这些顾虑，我母亲还是将这个意思悄悄地说给了梅子的母亲，梅子的母亲又转告给了梅子。出人意料的是，梅子竟然同意与我结亲。我虽然一直很喜欢梅子，但能与她结亲，这是我作梦也没想到过的。当母亲将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还真有点不信呢。
后来，经过媒人的撮合，我与梅子还订了个婚约。由于当时梅子还在读书，她母亲怕影响她的前途，所以不肯正式订婚，只同意发个生庚“八字”给我家，我家则向她家过个薄礼，作为收到“八字”的压礼，而且只在暗地里进行，对外都不要承认有这回事。这种作法，当时我父母也求之不得，因为上面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正在谈恋爱，家里为他的婚事，已是入不敷出了，还哪里顾得及我呢。所以，他们对女方的这个要求非常赞成，先用这个办法拖着再说。
因为梅子的母亲怕外人知道我与梅子订立婚约之事，所以要求我家选在某个吉日的晚上向她家里过礼。当时，我对这种偷偷摸摸的作法很反感，向父母提出意见，我说：“订婚是人生大事，应该光明正大地操办，这样偷偷摸摸的，我还宁肯不订这门亲事呢。”我父亲见我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就来气了，大声地训斥说：“这件事大人说了算，你要是不依我们，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见父亲发了脾气，我也不敢作声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父母不管事，是娶不到媳妇的，不说经济上没能力，就是社会舆论也不好，父母不管的人，会被人看轻，认为不是好男子，有谁愿意嫁给他呢，更何况我又爱恋着梅子，所以只好依了父母之见。
给梅子家过礼那晚，我们家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梅子和她的母亲、继父及媒人，表示正式结亲。按照当时的风俗，我们为梅子准备了两身衣服布料，还有几十元礼金，外加一套三生（鸡、鱼、肉），用一对竹蔗担子（家乡送礼的一种工具）装载。酒席过后，我父母按当时风俗将礼品呈现给梅子一家过目，她们见了礼品，感到比较满意，而后就由我挑着礼品送到了梅子家里。当时的风俗，男方向女方过礼之后，女方也要向男方表示礼节，回赠一些礼物。但是，梅子家收了我们的礼之后，没给我回赠任何礼物，哪怕是一个线头都没有，我当时很不满，感觉她家不是与我们对亲，而是在谈交易。
给梅子家过礼之后，我与梅子的关系反而不如从前了。因为怕别人知道我们订亲之事，我们在公开场合，都装作没那回事一样。两人在一起劳动时，很少说过一句话。而在家里的时候，梅子也很少与我说话，在我面前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好象我欠了她什么。这种畸形状态下结成的婚约，为后来的不欢而散打下了伏笔。
三
与梅子订下婚约之后，虽然两个人关系总是扭扭泥泥，但我心中还是时刻关心着她、爱恋着她的。总是想着要如何地讨得她的欢喜，以便同她搞好关系。
那年的春季，我种了一块地的早辣椒，在端午节前就已结出了许多的新辣椒（这在那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因为家里缺钱用，就摘了几十斤新辣椒到街上去卖。那天，街上卖新辣椒的人不多，我卖了个好价钱，而且很早就卖完了。因为天色还早，我又到供销社去转了一圈，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却给梅子买了一块手帕和一块香皂。因为这种东西，当时在农村还货是时髦货，一般人家是不用香皂的。当我将这两样礼物悄悄送给梅子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对我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一次，我家请梅子来作客，饭后，我妈妈从大嫂那里借了十元钱递给我，要我送给梅子。当我将母亲递过来的十元钱送给梅子时，她的脸色很难看，并顺手就把那十元钱丢到地下去了。当时，我也很火，打算不理她了。但我大嫂看到之后，又好言好语地劝了梅子一番，要她莫见怪，钱虽少了一点，但也是一个礼呀。常言道：轻重礼，长短棍，礼轻情不轻。在大嫂的劝说下，梅子又收下了那十元钱。其实，那时候的十元钱，也不算太少，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二十几元到三十多元，农村的收入更低，我们队里每个劳动日只有一角几分钱，十元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分钱呢。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们家里虽然穷，但我的人格却不容侮辱，而梅子的作法恰恰侮辱了我的人格。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去理她。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男女之间订了婚约，过年过节，女孩及其父母生日，男方都要去送礼。我与梅子之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过年过节的礼还是不能少，只是礼品没有正式订了婚的那么重。有一次，梅子的继父过生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置办礼品，逼得没办法，我只好上山去劈了一担树蔸，挑到街上去卖了几元钱，换回了一个猪腿，送给梅子的继父过生日。为了这份礼物，我花了几天的功夫，但是，梅子家里饭都没舍得喊我吃。直到第二天，她的大姐夫来了，才喊我吃了一餐饭。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连一餐饭都混不上，想起来真使人伤心。
在与梅子订立婚约之后，我还要为她家里兼做一些义务劳动。当时，她家里的劳动力比我家强，因此，重工夫虽然没要我做，但一些手工方面的劳动却少不了。因为我曾学会了编织竹篮之类的玩艺，所以，每年都要给她家里织几个竹篮子；我还会加工红薯粉丝，所以每年都要给梅子家里加一些薯粉；我又会酿酒，梅子家里有时也请我去酿酒。为她家里做这些事，都全义务的，从没得到过任何报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之前，梅子家里要酿过年酒，喊我去帮忙。我从洗米、煮饭，到凉饭、配饼药，再到上甑打包，在她家里忙呼了大半夜，仅喝了几口水。过了三天，我到她家里去玩时，那缸甜酒正好熟了。当时，梅子很热情，对她妈妈说：“煎甜酒吃吧。”说第一次时，她母亲假装没听见，梅子又说一次，她母亲回答说：“煎什么煎，你这么好呷，等两天就过年了，尽你呷呀！”其实，她母亲是看到我在那里，怕我吃了她们的。我心想，你们也太小气了，这甜酒本来就是我做出来的，我不来，你们也应该喊我来吃啊！更何况又不是什么稀奇物，我们家里有的是呢，要不是与你们家里订了亲，就是请我吃，我还不一定领情呢。看到她们家那个情形，我立马起身回家了。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代，为人小气是常事，但梅子母亲的做法也太过分了。从与梅子订立婚约时起，每当过年过节，梅子及她的父母生日，我们家都要去送礼，给梅子送的衣服、鞋子也不少，可是，梅子家从来没给我送过任何礼品，哪怕是象征性的礼物布鞋、纱袜都没送过一双。因此，我对这门婚事越来越心凉。她们家这种过分小气的作法，将我与梅子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了。
四
在与梅子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承受了太多的压抑。梅子对我的态度时冷时热，要说她不想跟我好，又经常要我给她们家里送礼，而且是多多益善；要说想同我好，对待我又常常是一副冷面孔，连话都很少同我说一句，更别说与她谈情说爱了，但她对我的家人又常常有说有笑。她的这种表现，使我无法猜到她究竟是什么想法，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我有时想，与其这样不冷不热的耗着，还不如分手算了，反正又没正式订婚的。但现实生活又马上否定了我的这一念头：一是我确实爱恋着她，希望与她结成百年之好；二是按照不成文的风俗，如果男方首先提出分手，送给女方的礼物就是白送了，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我们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年长月久，送给她们家的礼物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难以承受这一损失的；三是如果与梅子分手，要再找个象她这样条件好的女孩就很难了。因此，虽然梅子及她家人对我不冷不热，使我感到非常压抑，但我还是委曲求全，继续与她们家来往。心想，如果以后家庭条件好了，与她结婚之后，她们对我应该会好些的。
其次，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里的斗争也很激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我父亲就一直被当成走资派，成为批斗的把子，我们兄弟姐妹毫无疑问地成了被歧视的对象，不仅招工、招干、推荐读书没有我们的份，就是在生产队、大队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本来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了高中或初中，在队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但连生产队记工员、出纳员或保管员的差事都混不上一个。许多人都在公开场合或背地里嘲笑我们白读了一肚子书，没一点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不有出头之日，我们自己无法估摸。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意念，那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前面的路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种政治气候，也是影响我与梅子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因为我与梅子的关系没有公开化，所以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人都是势力的，梅子与她的父母其实也在观望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她们一方面保持着与我的婚约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与别人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暗中与别人达成协议，如果与我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就将梅子许配给某人某人。这是梅子对我要理不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印相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梅子参加了大队的所谓文艺宣传队，我觉得那个宣传队，其实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并没有哪个人有什么文艺才能。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出风头，在装模作样地往脸上贴金而已。有些人还心怀鬼胎，想乘机沾女孩的便宜。为此，我曾劝梅子不要去参加那个文艺宣传队。但事与愿违，她不仅没听我的劝阻，反而说我思想落后，是落后分子，想拖她的后腿。她父母也对我说：“参加文艺宣传队是好事，只要政府要她，我们就支持她，在这件事上，你不能拖她的后腿。”因为话不投机，我没与她们多理论。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说法是对的，那个所谓的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个多月，也没看到他们搞过一次演出。从这件事，也看出了梅子及其家人对我与她的婚事并没抱什么希望。她们想以冷处理的方式，由我提出分手，这样，她们既没有责任，又不用偿还我们的聘礼。
三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九人，在我与梅子订立婚约时，大哥、二哥、三哥已经结婚，分开另立家庭，姐姐早已出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哥、我和一个妹妹及两个弟弟，那时，四哥在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三个弟妹都还在读书，母亲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父亲因为在政治上受压制，心情很不好。因此，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我在操办，我就象一台机器一样，整天不停地转。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苦点、累点，我都无所谓，但这种苦和累，既换不来金钱，也得不到父母兄弟的疼爱。
最使我伤心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嫂在我母亲面前说舌，她说梅子说我们家里做事不公平，看得四嫂（当时还没结婚）起一些，过年过节，送的礼重一些，给她们送的礼轻一些。我母亲当时就大声地说：“老四教书每个月有几元钱的补助工资，当然可以送重一些的礼，要是老五（我在家里的排行名称）也能赚得到钱，我也同意她去送重礼啊！”听了这句话，我当时跑到楼上去偷偷地哭了。母亲说的虽然是实话，但其实也是偏心呀。因为我每天从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几乎是我一个人包起来的，一家人的吃菜，喂猪的青饲料加在一起，要是用钱来买，每天至少要一块多钱，每个月至少三、四十元，而四哥教书，每月的补贴才6元钱，算起来究竟是谁的收入高呀？我不是想同四哥比个高低，实际上每次父母给四嫂家送礼我都是很支持的。可是，父母既不把我对他们的理解当回事，又不把我的辛苦放在眼里，这就太伤我的心了。
压力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锻炼了我的意志，也促使我后来走向了独力自主之路。但我与梅子的关系，也因这些压力而越来越疏远了。
五
在我与梅子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祖国大地——被废止了十几年的高考制度又恢复了！按有关文件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历届知识青年都可以报考。这一消息令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希望。
但是，希望不等于现实。要参加高考，摆在面前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知识上的难题。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开设的课程非常简单，学到的知识很少，加之我已离开学校将近6年，在这6年中，我一直是在与泥土打交道，很少有机会接触书本，虽然偶而看本把小说，也都是走马观花，从中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过去学到的一点知识，除还能识得一些中文字之外，其它的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要参加高考，知识上的缺限是最大的难题。其次是家庭经济上的难题。报名参加高考，一要交报名费，二要复习功课，要耽误时间，我当时已是10分工一天的劳动力，耽误一天，就会减少一天的收入，给贫困的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三是社会舆论压力的难题。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家庭条件好的人早已成家立业。这么大年纪还去考学校，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考得上，那是好事，考不上，就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与嘲笑。因此，参不参加高考，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摆在面前的困难虽然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已别无出路。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那就可以跳出农门，彻底解变自己的命运；不参加高考，就只能一生务农，终老山村。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几回搏。过去，我想读书，但是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去搏击一回呢？经过慎重地考虑，我还是作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家里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我母亲和大哥，极力支持我参加高考。母亲说：“只要你愿意参加高考，我会尽力支持你的，不就是耽误一些工分吗，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去读书，家里也是穷，你去读书，不过再一穷点呀。没有钱，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当时，大哥在县城里工作，听到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想方设法，从有关人员手里为我找来了一些复习资料，亲自送回了家里。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加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从报名到高考，中间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进行系统地复习，在考试时，面对那些考题，都是一抹黑，一个题都答不出。正如俗话说的，等于看了一场电影。考试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次的考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了解到了高考的内容和范围，知道应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因为我读中学时数理化成绩较好，所以第一次高考时报考了理科，但通过考试才发现，过去学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知识，与高考的内容搭不上边，加之多年务农，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再次参加考试，一切都得重新学起，那就太难了。因此，在参加第一次高考之后，我调整了思路，决定改考文科。当时，我家里还保存了一套大哥在文革之前学过的中学教材，我把那些书翻了出来，将其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书籍清理了一遍，觉得有用的就放在一起，从最基础的学起。那时，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出工，晚上就点上煤油灯读书，一边学，一边作记录。白天，我把记录本带在身上，工间体息的时候，我就把笔记本拿出来默读和记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大有长进，因而更加增强了我再次参加高考的决心。
1978年春节之后，我原来就读的母校面向社会招收复读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征得父母同意，也去参加了复读班。开始，父母为我凑了几元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大哥又支持了我十多元钱，解决了复读的经费问题。由于在复读之前我已自学了几个月，因此，在复读班里，我的成绩已算是中上等的了，尤其是数学，在复读班里是名列前茅的。在开学之后一个多月的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中，我取得了名列第一的好成绩，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平时一点也不起眼的大龄复读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但是，在当年的高考中，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总分成绩仅仅上线，虽然填写了志愿书和政审表，但迟迟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据说又增加了一批招生指标，我又一心盼望着某个学校给我发录取通知，但盼穿了双眼，也没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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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是我的邻居小妹，她长着一副瓜子脸，五官端正，皮肤白里透红，两个眼睛闪闪发亮。她与我的妹妹同年，喜欢在我家里玩。每当她来我家玩时，我总要偷偷地多看她几眼。
梅子本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而是随母改嫁过继到我们村里来的。她的母亲郑氏，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在民国时期曾一度是个官太太，解放后，景况日下，她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没人说得清。梅子的母亲嫁到我们村里来之前，曾经另外嫁过一个人，但在那里好景不长，又与那个男人分手了。她母亲能在我们村里安家，其实也是天意。当时，梅子的母亲在那边已无法立足了，就一路寻访，看哪里有合适的单身汉，想找个落家。正好访到了我家里，我母亲是个热心人，就为她与我的一位邻居牵上了线。那时，因为吃大锅饭，大家都很穷，成不起家的男子大有人在。我的那位邻居快四十岁了，以前虽然结过一次婚，但不久就离了，之后一直打单身。经我母亲一撮合，立马就成了。
郑氏生有三个女儿，来我们村里时，大女儿已有十六岁，许配了人家，带到我们村来时，只有梅子和她二姐。因为郑氏来我们村里落家，是我母亲保的媒，加之又是邻居，而梅子与我妹妹同年，她们一起上学，一起放牛、扯猪草，所以，梅子与我们家里的人来往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的风俗，有些吃生，外来人员，往往受人欺侮，而我们家在村里可称得上是旺族，她们能与我们家结交，等于有了保护伞，所以她们自然对我家格外亲热了。
梅子来我们村里时，还只有十一、二岁，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身上穿着粗布衣服，脸色有点黄，是个很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这与她那特殊的家庭环境及清苦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来到我们村里之后，由于家庭的稳定，生活条件的改善，梅子的脸色一天一天地红润起来，身材也一天一天地丰满了，在哪里一站，真是婷婷玉立呢。
对梅子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务农，几乎天天可以同梅子见面，看到她那两个小辫子在我眼前幌来幌去，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时，她上山去放牛、割茅草或扯猪草，我会有意无意地与她同行，并且有事没事地与她说说话，对她有一种非常依恋的感觉。没看到她时，心里就怅然若失，好象丢了什，真有点魂不守舍。这种恋情，后来还真的演绎了我一段苦涩的初恋呢，许多情节，至今仍常常在我的梦中索回。
二
随着岁月的增长，邻居梅子出落得越来越靓丽可爱了，已不断地有人为她介绍对象。由于她母亲嫁给我的邻居时已超过了生育期，没给梅子的这位继父生得一男半女，所以，她的继父视她为己出，疼爱有加。同时放出风声，要给她招个上门女婿，以便老来有个依靠。但条件是：既要当上门女婿，又要按农村的风俗向女方过礼。因为她不是村里的同姓人，得了这个消息，本村的一些小伙子也很自然地去亲近她，希望能与她发展友谊，结为伉俪。有的人是公开追求，有的人则暗中默恋，有的人则当面打情骂俏，说荤话。这时的梅子，还只有十六、七岁，虽然已初通人事，但要谈婚论嫁，她还是含羞答答的，加之还在中学读书，因而对那些求婚者及主动亲近她的人，一直没有表露心迹。
其实，也不是梅子不把婚姻当回事，而是她的心气较高，在追求她的一帮人中，没一个真正能让她看得上眼的人。她喜欢的是那种既有才华，又诚实勤劳的青年。她的这种心思，被她母亲知道之后，又在闲聊时说给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听后，一方面是喜，因为那些追求者并没打动梅子的心，梅子的择婿标准与我的条件正相合，有可能娶她作儿媳妇；一方面是忧，因为我们家里人口太多，经济困难，娶不起象梅子这样条件好的媳妇，加之当时我家在村里的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梅子不一定会愿意呢。尽管有这些顾虑，我母亲还是将这个意思悄悄地说给了梅子的母亲，梅子的母亲又转告给了梅子。出人意料的是，梅子竟然同意与我结亲。我虽然一直很喜欢梅子，但能与她结亲，这是我作梦也没想到过的。当母亲将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还真有点不信呢。
后来，经过媒人的撮合，我与梅子还订了个婚约。由于当时梅子还在读书，她母亲怕影响她的前途，所以不肯正式订婚，只同意发个生庚“八字”给我家，我家则向她家过个薄礼，作为收到“八字”的压礼，而且只在暗地里进行，对外都不要承认有这回事。这种作法，当时我父母也求之不得，因为上面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正在谈恋爱，家里为他的婚事，已是入不敷出了，还哪里顾得及我呢。所以，他们对女方的这个要求非常赞成，先用这个办法拖着再说。
因为梅子的母亲怕外人知道我与梅子订立婚约之事，所以要求我家选在某个吉日的晚上向她家里过礼。当时，我对这种偷偷摸摸的作法很反感，向父母提出意见，我说：“订婚是人生大事，应该光明正大地操办，这样偷偷摸摸的，我还宁肯不订这门亲事呢。”我父亲见我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就来气了，大声地训斥说：“这件事大人说了算，你要是不依我们，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见父亲发了脾气，我也不敢作声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父母不管事，是娶不到媳妇的，不说经济上没能力，就是社会舆论也不好，父母不管的人，会被人看轻，认为不是好男子，有谁愿意嫁给他呢，更何况我又爱恋着梅子，所以只好依了父母之见。
给梅子家过礼那晚，我们家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梅子和她的母亲、继父及媒人，表示正式结亲。按照当时的风俗，我们为梅子准备了两身衣服布料，还有几十元礼金，外加一套三生（鸡、鱼、肉），用一对竹蔗担子（家乡送礼的一种工具）装载。酒席过后，我父母按当时风俗将礼品呈现给梅子一家过目，她们见了礼品，感到比较满意，而后就由我挑着礼品送到了梅子家里。当时的风俗，男方向女方过礼之后，女方也要向男方表示礼节，回赠一些礼物。但是，梅子家收了我们的礼之后，没给我回赠任何礼物，哪怕是一个线头都没有，我当时很不满，感觉她家不是与我们对亲，而是在谈交易。
给梅子家过礼之后，我与梅子的关系反而不如从前了。因为怕别人知道我们订亲之事，我们在公开场合，都装作没那回事一样。两人在一起劳动时，很少说过一句话。而在家里的时候，梅子也很少与我说话，在我面前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好象我欠了她什么。这种畸形状态下结成的婚约，为后来的不欢而散打下了伏笔。
三
与梅子订下婚约之后，虽然两个人关系总是扭扭泥泥，但我心中还是时刻关心着她、爱恋着她的。总是想着要如何地讨得她的欢喜，以便同她搞好关系。
那年的春季，我种了一块地的早辣椒，在端午节前就已结出了许多的新辣椒（这在那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因为家里缺钱用，就摘了几十斤新辣椒到街上去卖。那天，街上卖新辣椒的人不多，我卖了个好价钱，而且很早就卖完了。因为天色还早，我又到供销社去转了一圈，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却给梅子买了一块手帕和一块香皂。因为这种东西，当时在农村还货是时髦货，一般人家是不用香皂的。当我将这两样礼物悄悄送给梅子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对我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一次，我家请梅子来作客，饭后，我妈妈从大嫂那里借了十元钱递给我，要我送给梅子。当我将母亲递过来的十元钱送给梅子时，她的脸色很难看，并顺手就把那十元钱丢到地下去了。当时，我也很火，打算不理她了。但我大嫂看到之后，又好言好语地劝了梅子一番，要她莫见怪，钱虽少了一点，但也是一个礼呀。常言道：轻重礼，长短棍，礼轻情不轻。在大嫂的劝说下，梅子又收下了那十元钱。其实，那时候的十元钱，也不算太少，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二十几元到三十多元，农村的收入更低，我们队里每个劳动日只有一角几分钱，十元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分钱呢。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们家里虽然穷，但我的人格却不容侮辱，而梅子的作法恰恰侮辱了我的人格。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去理她。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男女之间订了婚约，过年过节，女孩及其父母生日，男方都要去送礼。我与梅子之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过年过节的礼还是不能少，只是礼品没有正式订了婚的那么重。有一次，梅子的继父过生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置办礼品，逼得没办法，我只好上山去劈了一担树蔸，挑到街上去卖了几元钱，换回了一个猪腿，送给梅子的继父过生日。为了这份礼物，我花了几天的功夫，但是，梅子家里饭都没舍得喊我吃。直到第二天，她的大姐夫来了，才喊我吃了一餐饭。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连一餐饭都混不上，想起来真使人伤心。
在与梅子订立婚约之后，我还要为她家里兼做一些义务劳动。当时，她家里的劳动力比我家强，因此，重工夫虽然没要我做，但一些手工方面的劳动却少不了。因为我曾学会了编织竹篮之类的玩艺，所以，每年都要给她家里织几个竹篮子；我还会加工红薯粉丝，所以每年都要给梅子家里加一些薯粉；我又会酿酒，梅子家里有时也请我去酿酒。为她家里做这些事，都全义务的，从没得到过任何报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之前，梅子家里要酿过年酒，喊我去帮忙。我从洗米、煮饭，到凉饭、配饼药，再到上甑打包，在她家里忙呼了大半夜，仅喝了几口水。过了三天，我到她家里去玩时，那缸甜酒正好熟了。当时，梅子很热情，对她妈妈说：“煎甜酒吃吧。”说第一次时，她母亲假装没听见，梅子又说一次，她母亲回答说：“煎什么煎，你这么好呷，等两天就过年了，尽你呷呀！”其实，她母亲是看到我在那里，怕我吃了她们的。我心想，你们也太小气了，这甜酒本来就是我做出来的，我不来，你们也应该喊我来吃啊！更何况又不是什么稀奇物，我们家里有的是呢，要不是与你们家里订了亲，就是请我吃，我还不一定领情呢。看到她们家那个情形，我立马起身回家了。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代，为人小气是常事，但梅子母亲的做法也太过分了。从与梅子订立婚约时起，每当过年过节，梅子及她的父母生日，我们家都要去送礼，给梅子送的衣服、鞋子也不少，可是，梅子家从来没给我送过任何礼品，哪怕是象征性的礼物布鞋、纱袜都没送过一双。因此，我对这门婚事越来越心凉。她们家这种过分小气的作法，将我与梅子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了。
四
在与梅子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承受了太多的压抑。梅子对我的态度时冷时热，要说她不想跟我好，又经常要我给她们家里送礼，而且是多多益善；要说想同我好，对待我又常常是一副冷面孔，连话都很少同我说一句，更别说与她谈情说爱了，但她对我的家人又常常有说有笑。她的这种表现，使我无法猜到她究竟是什么想法，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我有时想，与其这样不冷不热的耗着，还不如分手算了，反正又没正式订婚的。但现实生活又马上否定了我的这一念头：一是我确实爱恋着她，希望与她结成百年之好；二是按照不成文的风俗，如果男方首先提出分手，送给女方的礼物就是白送了，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我们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年长月久，送给她们家的礼物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难以承受这一损失的；三是如果与梅子分手，要再找个象她这样条件好的女孩就很难了。因此，虽然梅子及她家人对我不冷不热，使我感到非常压抑，但我还是委曲求全，继续与她们家来往。心想，如果以后家庭条件好了，与她结婚之后，她们对我应该会好些的。
其次，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里的斗争也很激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我父亲就一直被当成走资派，成为批斗的把子，我们兄弟姐妹毫无疑问地成了被歧视的对象，不仅招工、招干、推荐读书没有我们的份，就是在生产队、大队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本来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了高中或初中，在队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但连生产队记工员、出纳员或保管员的差事都混不上一个。许多人都在公开场合或背地里嘲笑我们白读了一肚子书，没一点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不有出头之日，我们自己无法估摸。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意念，那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前面的路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种政治气候，也是影响我与梅子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因为我与梅子的关系没有公开化，所以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人都是势力的，梅子与她的父母其实也在观望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她们一方面保持着与我的婚约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与别人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暗中与别人达成协议，如果与我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就将梅子许配给某人某人。这是梅子对我要理不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印相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梅子参加了大队的所谓文艺宣传队，我觉得那个宣传队，其实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并没有哪个人有什么文艺才能。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出风头，在装模作样地往脸上贴金而已。有些人还心怀鬼胎，想乘机沾女孩的便宜。为此，我曾劝梅子不要去参加那个文艺宣传队。但事与愿违，她不仅没听我的劝阻，反而说我思想落后，是落后分子，想拖她的后腿。她父母也对我说：“参加文艺宣传队是好事，只要政府要她，我们就支持她，在这件事上，你不能拖她的后腿。”因为话不投机，我没与她们多理论。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说法是对的，那个所谓的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个多月，也没看到他们搞过一次演出。从这件事，也看出了梅子及其家人对我与她的婚事并没抱什么希望。她们想以冷处理的方式，由我提出分手，这样，她们既没有责任，又不用偿还我们的聘礼。
三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九人，在我与梅子订立婚约时，大哥、二哥、三哥已经结婚，分开另立家庭，姐姐早已出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哥、我和一个妹妹及两个弟弟，那时，四哥在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三个弟妹都还在读书，母亲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父亲因为在政治上受压制，心情很不好。因此，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我在操办，我就象一台机器一样，整天不停地转。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苦点、累点，我都无所谓，但这种苦和累，既换不来金钱，也得不到父母兄弟的疼爱。
最使我伤心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嫂在我母亲面前说舌，她说梅子说我们家里做事不公平，看得四嫂（当时还没结婚）起一些，过年过节，送的礼重一些，给她们送的礼轻一些。我母亲当时就大声地说：“老四教书每个月有几元钱的补助工资，当然可以送重一些的礼，要是老五（我在家里的排行名称）也能赚得到钱，我也同意她去送重礼啊！”听了这句话，我当时跑到楼上去偷偷地哭了。母亲说的虽然是实话，但其实也是偏心呀。因为我每天从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几乎是我一个人包起来的，一家人的吃菜，喂猪的青饲料加在一起，要是用钱来买，每天至少要一块多钱，每个月至少三、四十元，而四哥教书，每月的补贴才6元钱，算起来究竟是谁的收入高呀？我不是想同四哥比个高低，实际上每次父母给四嫂家送礼我都是很支持的。可是，父母既不把我对他们的理解当回事，又不把我的辛苦放在眼里，这就太伤我的心了。
压力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锻炼了我的意志，也促使我后来走向了独力自主之路。但我与梅子的关系，也因这些压力而越来越疏远了。
五
在我与梅子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祖国大地——被废止了十几年的高考制度又恢复了！按有关文件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历届知识青年都可以报考。这一消息令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希望。
但是，希望不等于现实。要参加高考，摆在面前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知识上的难题。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开设的课程非常简单，学到的知识很少，加之我已离开学校将近6年，在这6年中，我一直是在与泥土打交道，很少有机会接触书本，虽然偶而看本把小说，也都是走马观花，从中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过去学到的一点知识，除还能识得一些中文字之外，其它的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要参加高考，知识上的缺限是最大的难题。其次是家庭经济上的难题。报名参加高考，一要交报名费，二要复习功课，要耽误时间，我当时已是10分工一天的劳动力，耽误一天，就会减少一天的收入，给贫困的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三是社会舆论压力的难题。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家庭条件好的人早已成家立业。这么大年纪还去考学校，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考得上，那是好事，考不上，就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与嘲笑。因此，参不参加高考，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摆在面前的困难虽然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已别无出路。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那就可以跳出农门，彻底解变自己的命运；不参加高考，就只能一生务农，终老山村。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几回搏。过去，我想读书，但是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去搏击一回呢？经过慎重地考虑，我还是作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家里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我母亲和大哥，极力支持我参加高考。母亲说：“只要你愿意参加高考，我会尽力支持你的，不就是耽误一些工分吗，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去读书，家里也是穷，你去读书，不过再一穷点呀。没有钱，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当时，大哥在县城里工作，听到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想方设法，从有关人员手里为我找来了一些复习资料，亲自送回了家里。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加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从报名到高考，中间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进行系统地复习，在考试时，面对那些考题，都是一抹黑，一个题都答不出。正如俗话说的，等于看了一场电影。考试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次的考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了解到了高考的内容和范围，知道应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因为我读中学时数理化成绩较好，所以第一次高考时报考了理科，但通过考试才发现，过去学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知识，与高考的内容搭不上边，加之多年务农，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再次参加考试，一切都得重新学起，那就太难了。因此，在参加第一次高考之后，我调整了思路，决定改考文科。当时，我家里还保存了一套大哥在文革之前学过的中学教材，我把那些书翻了出来，将其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书籍清理了一遍，觉得有用的就放在一起，从最基础的学起。那时，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出工，晚上就点上煤油灯读书，一边学，一边作记录。白天，我把记录本带在身上，工间体息的时候，我就把笔记本拿出来默读和记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大有长进，因而更加增强了我再次参加高考的决心。
1978年春节之后，我原来就读的母校面向社会招收复读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征得父母同意，也去参加了复读班。开始，父母为我凑了几元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大哥又支持了我十多元钱，解决了复读的经费问题。由于在复读之前我已自学了几个月，因此，在复读班里，我的成绩已算是中上等的了，尤其是数学，在复读班里是名列前茅的。在开学之后一个多月的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中，我取得了名列第一的好成绩，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平时一点也不起眼的大龄复读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但是，在当年的高考中，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总分成绩仅仅上线，虽然填写了志愿书和政审表，但迟迟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据说又增加了一批招生指标，我又一心盼望着某个学校给我发录取通知，但盼穿了双眼，也没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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