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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据地回驳了日人的无理要求，照会文稿大意这么几条：一、“防谷令”系依照韩日条约规定办理，日使本无干涉之权，近藤既与闵种默议妥解决方案，事后不宜再提无理要求。二、梶山所提第一项直接损失，计算错误，三万八千余元之数误为四万八千余元，第二项所列利息二万余核算不实，要求过高。三、第三项所谓日商损失超多部分与第四项“延滞利息”，韩方均无赔偿之责。四、综合各项统计资料加以核算，朝鲜政府应付赔偿额为四万七千五百余元而已。
照会文稿写就，袁世凯交待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将文稿誊译好后递交大石。
哪知大石看后，气得直蹦高，骂骂咧咧，这一定是袁大脑袋捣了鬼，并轻蔑地向着赵秉稷说，我不会和一个受袁大脑袋操纵的外署再交涉了，我要直接和你们议政府谈判。由于朝鲜王廷上下，早已对大石的傲慢无礼充满着厌恶，大石的提议遭遇了朝鲜官员的拒绝。甚至就连除美国之外的各国驻朝领、使，虽但不愿帮忙从中调解，反而对这个狂妄之徒加以嘲笑和奚落。
此时的大石终于按奈不住，开始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遂于189年4月日，建议日人政府对朝鲜采取武力威胁，出兵占领仁川、釜山海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月二日提案”。然而，由于日人政府出于多种原因考量，而认为出兵时机不成熟否定了大石的提案，并于4月1日向大石发出训令：
此时不拟再言及他事，惟于袁氏交好。当实行此一手段时，务使袁氏协赞我案，乐意劝说朝廷，以结束本案为上策。纵使朝鲜政府不听袁氏劝告，无异使袁居中调停之劳归诸泡影，则袁对朝鲜政府之感情必趋恶劣，朝鲜政府无异开罪于中、日两国。将来在本案处理上，本政府必可多方防止与中国之纠纷。
关于“防谷令事件”和“咸镜赔偿案”，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时，就试图借用清政府对朝鲜王室的特殊影响力，尽早解决这一外交悬案，因为为此一案，伊藤政府已经多次在众议院议会席上，受到日人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攻击质询。可是事情却因伊藤的犹豫未决一直拖至今天，而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189年4月1日，受伊藤博文指示日人外务卿陆奥宗光通过驻天津副领事荒川已次，致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作者注：李经方曾于1890年1月至189年10月间担任大清驻日公使），请求小李从中帮忙。李经方提出了让大石与袁世凯协力合作的建议。陆奥宗光遂于当天致函李经方转请袁世凯调停，并在同一天向大石正已寄出了前面那道训令。
在大石等候训示期间，赔偿谈判一度中断。为了打开谈判僵局，朝鲜方面愿意根据“闵梶协定”，即以6万余元之赔偿，结束此案。这比袁世凯代拟照会中所列四万七千余元，还高出一万二千余元。对于朝鲜方面这种主动打开僵局的做法和诚意，袁世凯亦表示赞同。可是大石却非常顽固，坚决不与朝鲜外署对话，要求一定要与朝鲜议政府径直交涉，大石的要求自然遭到朝方拒绝。
而日人政府既然听从了李经方的建议，通过袁世凯帮忙调停，于是特派外务省参事官松岗郁之进赴朝。松岗到了汉城，向大石传述了日政府指示，大石只好与松岗郁之进一起前往拜见袁世凯。然袁世凯尽管接到了李经方请其从中协调的致函，但并未完全照办，认为按照“闵梶协定”结案，已是作了很大让步。而对大石提出的要求咸镜与黄海两案并商的新方案，并不以为然，就连朝鲜官员亦不予回应。
大石对袁世凯的调停甚为失望，看来靠袁世凯的协调怕是很难解决问题，遂向日人政府再提“四月二日提案”。日人政府这时很认同大石正已的看法，认为这是朝鲜政府在敷衍袁世凯的调停，决定对其采取强硬措施。并于5月日通过外务卿陆奥宗光建议，拟向朝方发出最后通谍：
为不至以因本案而使日朝关系决裂，获望留一转圜余地，乃限期两周内结案，并暂时搁置所谓“报复手段”。
陆奥宗光指示大石，向袁世凯说明日方采取强硬政策的正当理由，并愿意再减少债额以求妥协。
大石接到指示，怀揣“最后通谍”几次要求晋见国王李熙，均遭拒绝。恰好此时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来朝鲜考察，于是趁着国王李熙接见川上操六时，也跟随了过去，并将“最后通谍”递交了上去。国王李熙对大石这种唐突做法，甚为反感，看也不看地随手将“最后通谍”掷在桌上，登时就给了大石一个难堪。
第二天，亦即5月日，陆奥宗光又电令日人驻天津代理领事荒川已次将伊藤博文的一封英文电函转交李鸿章，其内容详述了日朝之间“防谷令事件”与“咸镜赔偿案”目前陷入僵持局面之实情，还谈到为此案陆奥宗光曾专门致函过令郎君，进而希望能够假中堂阁下之臂，而得妥协和局，最后表示，为体现日方诚意，愿放弃原来的十七万元提案而降至九万五千元。请李鸿章协劝朝方接受。其急切之情溢于纸上，并在电函的最后还甜甜蜜蜜的谀了一句“您的好朋友伊藤”。
5月5日下午，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时转交了伊藤博文的上述电函，李鸿章答允了伊藤博文的请求，并于当日复函伊藤博文。同一天，李鸿章电令袁世凯：
顷日相伊藤电称：“韩禁粮索赔不允，乞饬袁道讽劝赔本免息，否则撤使绝交……”彼令提督索赔，显布疑兵，或相机劝韩酌增，了此葛藤。
由此可见，日人政府是多么地期盼能够取得袁世凯的协助，甚至不惜降低赔额，以求早日结案。可是大石却仍然坚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
事实上，大石正已此次来到朝鲜是专门挑事的，这里面隐匿着一个很大yin谋，而这个阴谋的制造者正是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此是后话。
5月11日，陆奥宗光电令荒川已次，明确告诉他在两周内了结“防谷令事件”及“咸镜赔偿案”之前，仍要继续仰仗李鸿章的调停之力，只有他的指令袁世凯才会听从。
5月1日，伊藤博文电致李鸿章，称日人政府希望五天之内，亦即5月17日之前了结这桩旷时日久的悬案，否则日人驻朝公使将下旗回国，颇有借以要挟朝鲜方面的意思。
就在“清、日、朝”三国围绕的此案紧锣密鼓忙于谈判结案，几乎着急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朝鲜国内却发生一个重大事件，这年月，数千天道教教徒麇集汉城，在景福宫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天道教之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除大清之外的所有外国人。4月间，达上万人之众的天道教徒又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尽管很快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强制解散，但却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已即将爆发。
为此，李鸿章极其担心日人趁机挑唆天道教起事，于大清不利，（作者注：后来的所发生的事情证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遂电令袁世凯“与大石开诚布公商办，相机妥与筹议。”而此时的袁世凯刚被朝廷授于浙江温处道实缺，令其择期回国赴任。但其却不愿归国赴任，并向李鸿章秉明原因说，日人大石太过于嚣张，我与大石不了结了这场“官司”，就这样匆匆离去，小子还以为我怕了他呢。不把大石搞滚蛋，我心实有不甘啊！接到袁世凯的请电，李鸿章考虑朝鲜那块地盘没了袁世凯这样的人，还真是不行呢。李鸿章奏准朝廷先简授温处道，待第三次任期届满视情形再饬赴本任，就这样，袁世凯仍旧留在了朝鲜，继续担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所以大石虽狂，袁世凯楞比他还狂，虽有李爵爷电令，袁世凯仍然不愿意劝说朝鲜政府增加赔偿，也不愿与大石再商谈什么，将大石一时挂在了当空。
软的不愿，硬的不行，搞得欲哭无泪的大石只好硬起头皮去找朝方要横，而朝鲜政府更是表示不愿再和此人谈判，并任命南廷哲取代赵秉稷为朝鲜外署督办，继而又令朝鲜驻日领事权在衡向日人政府提出改在东京谈判，同时要求日人政府将大石调回。朝方的这一做法，深得袁世凯和李鸿章赞同，对于大石的纠缠和恫吓，完全不予理采。
日人政府虽然拒绝朝方重设谈判地点，但仍令大石离开汉城赴仁川驻朝领事馆等候训示。挤兑走了大石，情势立马急转直上，日、韩两方均有相互让步的表示，袁世凯遵照李鸿章的电令，劝告朝方接受日人重新提出的十一万赔偿方案。不久，在袁世凯多种调和劝告下，朝方表示愿意接受，日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桩悬挂已久的“防谷令”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了结。
而那个曾经狂妄叫嚣誓与袁大脑袋血拼到底的大石，却被袁世凯略施外交游戏手段，便使之四面树敌，惨遭挤兑，实在无法再在朝鲜呆下去了，上任仅只半年，便不得不耷拉下脑袋，铩羽而归。（未完待续）
有理有据地回驳了日人的无理要求，照会文稿大意这么几条：一、“防谷令”系依照韩日条约规定办理，日使本无干涉之权，近藤既与闵种默议妥解决方案，事后不宜再提无理要求。二、梶山所提第一项直接损失，计算错误，三万八千余元之数误为四万八千余元，第二项所列利息二万余核算不实，要求过高。三、第三项所谓日商损失超多部分与第四项“延滞利息”，韩方均无赔偿之责。四、综合各项统计资料加以核算，朝鲜政府应付赔偿额为四万七千五百余元而已。
照会文稿写就，袁世凯交待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将文稿誊译好后递交大石。
哪知大石看后，气得直蹦高，骂骂咧咧，这一定是袁大脑袋捣了鬼，并轻蔑地向着赵秉稷说，我不会和一个受袁大脑袋操纵的外署再交涉了，我要直接和你们议政府谈判。由于朝鲜王廷上下，早已对大石的傲慢无礼充满着厌恶，大石的提议遭遇了朝鲜官员的拒绝。甚至就连除美国之外的各国驻朝领、使，虽但不愿帮忙从中调解，反而对这个狂妄之徒加以嘲笑和奚落。
此时的大石终于按奈不住，开始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遂于189年4月日，建议日人政府对朝鲜采取武力威胁，出兵占领仁川、釜山海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月二日提案”。然而，由于日人政府出于多种原因考量，而认为出兵时机不成熟否定了大石的提案，并于4月1日向大石发出训令：
此时不拟再言及他事，惟于袁氏交好。当实行此一手段时，务使袁氏协赞我案，乐意劝说朝廷，以结束本案为上策。纵使朝鲜政府不听袁氏劝告，无异使袁居中调停之劳归诸泡影，则袁对朝鲜政府之感情必趋恶劣，朝鲜政府无异开罪于中、日两国。将来在本案处理上，本政府必可多方防止与中国之纠纷。
关于“防谷令事件”和“咸镜赔偿案”，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时，就试图借用清政府对朝鲜王室的特殊影响力，尽早解决这一外交悬案，因为为此一案，伊藤政府已经多次在众议院议会席上，受到日人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攻击质询。可是事情却因伊藤的犹豫未决一直拖至今天，而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189年4月1日，受伊藤博文指示日人外务卿陆奥宗光通过驻天津副领事荒川已次，致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作者注：李经方曾于1890年1月至189年10月间担任大清驻日公使），请求小李从中帮忙。李经方提出了让大石与袁世凯协力合作的建议。陆奥宗光遂于当天致函李经方转请袁世凯调停，并在同一天向大石正已寄出了前面那道训令。
在大石等候训示期间，赔偿谈判一度中断。为了打开谈判僵局，朝鲜方面愿意根据“闵梶协定”，即以6万余元之赔偿，结束此案。这比袁世凯代拟照会中所列四万七千余元，还高出一万二千余元。对于朝鲜方面这种主动打开僵局的做法和诚意，袁世凯亦表示赞同。可是大石却非常顽固，坚决不与朝鲜外署对话，要求一定要与朝鲜议政府径直交涉，大石的要求自然遭到朝方拒绝。
而日人政府既然听从了李经方的建议，通过袁世凯帮忙调停，于是特派外务省参事官松岗郁之进赴朝。松岗到了汉城，向大石传述了日政府指示，大石只好与松岗郁之进一起前往拜见袁世凯。然袁世凯尽管接到了李经方请其从中协调的致函，但并未完全照办，认为按照“闵梶协定”结案，已是作了很大让步。而对大石提出的要求咸镜与黄海两案并商的新方案，并不以为然，就连朝鲜官员亦不予回应。
大石对袁世凯的调停甚为失望，看来靠袁世凯的协调怕是很难解决问题，遂向日人政府再提“四月二日提案”。日人政府这时很认同大石正已的看法，认为这是朝鲜政府在敷衍袁世凯的调停，决定对其采取强硬措施。并于5月日通过外务卿陆奥宗光建议，拟向朝方发出最后通谍：
为不至以因本案而使日朝关系决裂，获望留一转圜余地，乃限期两周内结案，并暂时搁置所谓“报复手段”。
陆奥宗光指示大石，向袁世凯说明日方采取强硬政策的正当理由，并愿意再减少债额以求妥协。
大石接到指示，怀揣“最后通谍”几次要求晋见国王李熙，均遭拒绝。恰好此时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来朝鲜考察，于是趁着国王李熙接见川上操六时，也跟随了过去，并将“最后通谍”递交了上去。国王李熙对大石这种唐突做法，甚为反感，看也不看地随手将“最后通谍”掷在桌上，登时就给了大石一个难堪。
第二天，亦即5月日，陆奥宗光又电令日人驻天津代理领事荒川已次将伊藤博文的一封英文电函转交李鸿章，其内容详述了日朝之间“防谷令事件”与“咸镜赔偿案”目前陷入僵持局面之实情，还谈到为此案陆奥宗光曾专门致函过令郎君，进而希望能够假中堂阁下之臂，而得妥协和局，最后表示，为体现日方诚意，愿放弃原来的十七万元提案而降至九万五千元。请李鸿章协劝朝方接受。其急切之情溢于纸上，并在电函的最后还甜甜蜜蜜的谀了一句“您的好朋友伊藤”。
5月5日下午，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时转交了伊藤博文的上述电函，李鸿章答允了伊藤博文的请求，并于当日复函伊藤博文。同一天，李鸿章电令袁世凯：
顷日相伊藤电称：“韩禁粮索赔不允，乞饬袁道讽劝赔本免息，否则撤使绝交……”彼令提督索赔，显布疑兵，或相机劝韩酌增，了此葛藤。
由此可见，日人政府是多么地期盼能够取得袁世凯的协助，甚至不惜降低赔额，以求早日结案。可是大石却仍然坚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
事实上，大石正已此次来到朝鲜是专门挑事的，这里面隐匿着一个很大yin谋，而这个阴谋的制造者正是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此是后话。
5月11日，陆奥宗光电令荒川已次，明确告诉他在两周内了结“防谷令事件”及“咸镜赔偿案”之前，仍要继续仰仗李鸿章的调停之力，只有他的指令袁世凯才会听从。
5月1日，伊藤博文电致李鸿章，称日人政府希望五天之内，亦即5月17日之前了结这桩旷时日久的悬案，否则日人驻朝公使将下旗回国，颇有借以要挟朝鲜方面的意思。
就在“清、日、朝”三国围绕的此案紧锣密鼓忙于谈判结案，几乎着急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朝鲜国内却发生一个重大事件，这年月，数千天道教教徒麇集汉城，在景福宫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天道教之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除大清之外的所有外国人。4月间，达上万人之众的天道教徒又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尽管很快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强制解散，但却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已即将爆发。
为此，李鸿章极其担心日人趁机挑唆天道教起事，于大清不利，（作者注：后来的所发生的事情证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遂电令袁世凯“与大石开诚布公商办，相机妥与筹议。”而此时的袁世凯刚被朝廷授于浙江温处道实缺，令其择期回国赴任。但其却不愿归国赴任，并向李鸿章秉明原因说，日人大石太过于嚣张，我与大石不了结了这场“官司”，就这样匆匆离去，小子还以为我怕了他呢。不把大石搞滚蛋，我心实有不甘啊！接到袁世凯的请电，李鸿章考虑朝鲜那块地盘没了袁世凯这样的人，还真是不行呢。李鸿章奏准朝廷先简授温处道，待第三次任期届满视情形再饬赴本任，就这样，袁世凯仍旧留在了朝鲜，继续担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所以大石虽狂，袁世凯楞比他还狂，虽有李爵爷电令，袁世凯仍然不愿意劝说朝鲜政府增加赔偿，也不愿与大石再商谈什么，将大石一时挂在了当空。
软的不愿，硬的不行，搞得欲哭无泪的大石只好硬起头皮去找朝方要横，而朝鲜政府更是表示不愿再和此人谈判，并任命南廷哲取代赵秉稷为朝鲜外署督办，继而又令朝鲜驻日领事权在衡向日人政府提出改在东京谈判，同时要求日人政府将大石调回。朝方的这一做法，深得袁世凯和李鸿章赞同，对于大石的纠缠和恫吓，完全不予理采。
日人政府虽然拒绝朝方重设谈判地点，但仍令大石离开汉城赴仁川驻朝领事馆等候训示。挤兑走了大石，情势立马急转直上，日、韩两方均有相互让步的表示，袁世凯遵照李鸿章的电令，劝告朝方接受日人重新提出的十一万赔偿方案。不久，在袁世凯多种调和劝告下，朝方表示愿意接受，日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桩悬挂已久的“防谷令”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了结。
而那个曾经狂妄叫嚣誓与袁大脑袋血拼到底的大石，却被袁世凯略施外交游戏手段，便使之四面树敌，惨遭挤兑，实在无法再在朝鲜呆下去了，上任仅只半年，便不得不耷拉下脑袋，铩羽而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