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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负担加重，也引发了贵族和儒林的不满，被政敌斥责为劳民伤财，损耗国力之举。
其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李昰应重建景福宫的所有资金而是全部来自于金氏和丰壤赵氏长年授刮的民脂民膏。
李昰应摄政时他所面对着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治上，安乐金氏家族把持朝廷60余年，君主权威早已荡然无存，金氏集团飞扬跋扈，专横擅权，领议政以下官员被任意买卖，地方官苛敛诛求，王权成空，纪纲互解；在经济上，政治的空前腐败产生了所谓的“三政紊乱”，平政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生活更加困苦；在文化上，儒林严重腐败，已日渐论为特殊利益集团。法国天主教的渗入与传播，东学道的广泛流传和扩大，更导致国民思想混乱，人心涣散。这一切在当时都使朝鲜各阶层矛盾日益加剧。所以重建景福宫，凝聚人心，恢复王权，是李昰应必须先行的重要一步。
二、政治与经济改革。为了使这两大改革确保有效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由于此时的李昰应权势已相当巩固，再加上他的英明果断和铁腕雄心，李昰应先是横扫安东金氏，接着连他的利益盟友丰壤赵氏也毫不手软，一并排斥。两大外戚势力很快被迅速互解，逐出朝廷。排除了阻碍与干扰，李昰应便放手开始政治改革。李昰应先从备边司和议政院两处下手。朝鲜王朝时备边司最早成立于1541年，朝鲜中宗年间，主要职责是防备倭寇和女真的南北两方侵扰。是个临时性机构。直到1555年朝鲜明宗时期才成为固定国家中央机构，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全面事务，并与议政院同为国家两大权力机构。而议政院则是朝鲜李氏王朝最高行政机构，最初叫都评议政司，朝鲜定宗时，改称“议政院。根据经国大典规定，议政院掌管“总百官，严庶政，理阴阳，经邦国”之职责。领议政俗称领相，相当于中国的丞相一职。
李昰应首先压缩各地备边司，继而并归议政院下辖，并从议政院分离出三军府，将行政权与军事权相分离，从而达到中央集权，提高军事效率的目的，有利于加强国防实力。之所以能够在后来取得“两次洋扰”的胜利，皆无不与此改革有关。
次者是在人事任用上，李昰应不分阶层党派，破格提拔人才，打破两大外戚集团垄断做官权局面，使不少中层阶级出身有才之士得到录用。从此延续数十年的贵族势道政治随之瓦解，王权也因此得到了强化。
在经济上，李昰应在5道实行社仓制，户布制，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必须缴费。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的财政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并使民心归属。可这些改革尤其户布制度动作起来却困难重重。说白了，无论是改革或是革命，其动作的背后都意味利益相关者的此消彼长。任何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新制度的诞生，在获取一部分人拥护和支持的同时，往往就会毫不留情的伤害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表贵族利益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的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们，此时虽然已被逐出朝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最基本的特权，因为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改革就将使得他们失去原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是不可能听之任之而无动于衷的。因此，金赵两大外戚再度与李昰应对立。这时的李昰应充分展现其卓越的政治手段和治理才能。李昰应先是逼使赵太妃的追随者李景在辞去领议政职务，任命安东金氏的声望人物金炳学为新领相。金炳学坚决支持李昰应，向贵族开战。李昰应利用（相互利用本来就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金炳学收服了少数的贵族。使许多如金炳学一样开明的贵族地主纷纷站了出来，响应和支持改革。李昰应紧随着又恢复了赵太妃侄子赵宁夏原有的部分权力，进而缓和了与两大外戚之间的对立关系。
可是，虽然有了金炳学和赵宁夏等人的支持，但要完全逼迫贵族就范亦非易事。李昰应为了能够彻底颠覆贵族势力，他又大胆起用赵太妃的远亲李景夏掌管一定的兵权。李景夏果不负望，他用铁腕政策成功地从许多贵族手里取得了税金。京城都这样了，朝鲜各地的贵族也相继屈服。庞大的税金汇入了国库。不光是景福宫工程提前竣工，就连朝鲜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这样不仅贵族与平民之间矛盾缓和了，而且李昰应的权力威望也大大提高，改革政策也日趋为广大老百姓接受。
三、在文化领域上。李昰应甫一执政，便立即下达“书院裁撤令”。全国除了47所“赐额书院”以外，其余书院一律裁撤。因为这时的书院已成为多方贵族势力的扩张基地，避役者的巢窟。其严重影响了国家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极易产生和激化阶级矛盾。在裁撤过程中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可见李昰应决心之大。
正当李昰应大刀阔斧地通过一系列改革，整肃安定好朝政，充盈了国库，预备国家独立自强，先由大清起始渐启国门时，一位出乎意料的人物的暗中崛起，彻底洇灭了李昰应的改革成果和勃勃雄心。
这个人就是闵妃。
女人的心一旦被邪恶占据将会变得毒比蛇蝎。李昰应只顾在改革运动中东拼西杀，却忽略了这位貌美如花的儿媳妇。入宫十年，多种原因给闵妃造成的无数次委屈和不公，使之久积成怨，因妒生恨。最终使得嫉妒和怨恨化作淬剑的烈火，铸成一把无情的复仇之剑，直指李昰应。
由于李昰应在一系列改革中难免会树敌太多，并深结怨仇。闵妃正式利用这个弱点，挑动这些怨家仇敌与李昰应舍命拼斗，而她则怀拥着小老公坐观虎争，做好攫取斗争胜利果实的准备。经过几多交锋，李昰应最终败下阵来，不得不还政儿子，……被迫下野的李昰应虽然心不不甘，怎耐大势已去，也只能是忍痛爪潜伏牙，暂栖一角。
然而，令李昰应不得不衷感慨的是，闵妃竟现学现卖，几乎丝毫不走样地学着他也在一举推倒李昰应而得势后很快就驱逐了曾助她一臂之力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亲自独揽朝纲。
李昰应不甘就此认输，也曾动作和挣扎过几次，但均以失败告终，致使翁媳之间仇怨结得更深。可是令李昰应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这个儿媳竟然要开门揖盗，与日人鸟在了一起，而且大有越鸟越贴紧之势。这不，连国家卫戍部队都让日人来进行改编训练。在翁媳之间暗战不止的同时，一个新的矛盾产生了，那就是新旧军人之间矛盾，对于闵妃来讲这个矛盾是致命的。由于旧式军人最终无法忍受新军人悬殊的待遇，加之又连续1个月没发军饷，终于导致“壬午兵变”的爆发！这为免从蛰伏已久的李昰应带来了二次复起的良机。李昰应的暗中煽动和指挥对这次的兵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兵变迅速化为“民变”，一举摧跨了执政9年的闵氏集团，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李昰应第二次上台。
通过兵变李昰应二次掌权后，再次打击外戚势力和贪腐官吏，废除闵氏集团执政时一切纲政，重新回复9年前的改革路线。
1898年《朝鲜报告》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评价李昰应的；大院君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目标，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但也是一个彻底的旧保守主义政治家。
1898年，传教士约翰斯第一次见到李昰应，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高5英尺6英寸，气度不凡，花白头发，身板笔直，精力充沛，两眼炯炯有神。
美国人霍默书赫伯特在《朝鲜访问记》中曾这样描述李昰应：他有坚强傲慢的意志，只要目标确定下来，不管在政治、经济或道德方面遇到怎样困难，他都不屈不挠地为完成目标而前进。可以说他是朝鲜政界最后一个实力派人物。
另外对于李昰应的个人性格，喜好，与作风言行，《国太公言行录》里更有准确描写：大院君晚年身体不佳，但仍保持衣冠整洁，洗漱、梳头一天不落。……他对犯有过失的人常常当面呵斥，不留情面；对部下赏小罚多；常常是威风凛凛，不紧不慢；喝酒从不过量；诗、书、绘画达到很高境界，特别是兰草画很很好。这就是9年前朝鲜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李昰应。
可是，李昰应怎么也想不到日人比“两次洋扰”的法、美两国还粘人。法、美两国跟朝鲜干两下人家就走了，日人却以公使馆被焚，死了10多人为借口出兵朝鲜，竟威逼李昰应缔约“城下之盟”！使得本就十分讨厌日人的李昰应更加地无法容忍。还好宗主国大清及时出兵，否则说不定这会儿朝鲜已经和日人干上了。
但是，所令李昰应更加想不到的是，本指望着“大哥”能够为他这个“小弟”竖杆子撑腰或合伙干掉日人，哪曾想“大哥”原是个“银杆蜡枪头”，遇着日人竟也如此草鸡。还折回枪头朝自家人身上捅，这让李昰应十分地不解和心痛！
此时此刻，李昰应盯着马建忠的两眼已是怒火灼烧，他很不客气说道：既然如此，大清何须驻军汉城！噢，难道000大军进驻汉城只为冲着我一个老头子而来吗？说到这儿，李昰应既悲且恨，对大清如此作法很为抵触。
面对李昰应的诘问，马建忠无言以对。李昰应的强硬政策和非常坚定的拒倭立场，使马建忠明白，自己想要在朝鲜和日人之间的斡旋失败了。
象这等国与国之间高级外交构和谈判，当属国家级重大外交机密，非双方决策层和直接参事人员，其它人是无从得知。可偏偏这事让另外一个人摸了个一清二楚，他就是袁世凯。
看来袁世凯不但有着学而有术的军事才干，敌我暗战的手段也是极其出色。
袁世凯一到汉城，就悄悄地派人去打听了这次兵变起因和经过，当侦知此次兵变是由于有了李昰应的煽动和暗中指挥所造成，袁世凯就秘秘派人盯着了这位摄政王。同时，袁世凯还牢牢盯死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日人驻朝公使“花鬼子”。在袁世凯得知日人威逼着朝鲜与其缔约，并要求不但在朝鲜驻军，还要索赔50万两银子，袁世凯大为为平。袁世凯当着回报人的面，忿然说道：日人欺人太甚，这事儿老子非搅黄了它不可！
尽管袁世凯如此发狠，但真要“搅黄了它”亦非易事。以袁世凯当时的地位和权力，其意见还尚不能直达大清政府。非但如此，即使是直接对话马建忠怕是都不够资格。于是乎，袁世凯和张謇两人一番析理谋划后，认为惟有吴大叔可承此事。
袁世凯请吴大叔庆速拿下李昰应问责或押回大清降罪。他说：现已调查清楚，李昰应是此次兵变元凶，由宗主国问责，日人自无话可说。什么50万两银子，见他妈鬼去吧。
对于袁世凯请议，吴大叔心里一时还拿不定。这么大的事儿还是集体研究决定才好。吴长庆派人迅速请来丁汝昌，带上袁世凯三人一道去到马建忠处。
其时马建忠早已弄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兵变到底由谁引起的。对此，李昰应和闵妃两人也都想对大清说个“明白”，只是事情被闵妃抢先了一步，她走在了李昰应前面，让她的人在大清面前绘声绘色打了一张悲情牌，把事儿全推在李昰应身上。自古女人在男人眼里均属于弱者，通常世人又极同情弱者。这下李昰应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是嘛，老公公欺负儿媳妇，算什么本事？马建忠也先入为主地认定，朝鲜时下的乱局，均是李昰应一手造成。现下搞得儿媳妇告状，日人起火儿。本想从中斡旋弱化势态，李昰应还态度强硬得紧，把自己弄得一脸灰土。为此马建忠很生气！马建忠觉着如让李昰应继续呆在朝鲜，难保不再生出别的乱子。他也思衬着想先惩处李昰应，尽快恢复朝鲜王室正常工作。
刚好这时吴长庆、丁汝昌与袁世凯三人一起来到，多方想法不谋面和。一张无形的猎网张开了。
关于诱捕李昰应，在以往的众多著评里大致多为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倒显得很是直截了当，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发往国内密电；说日本政府籍朝鲜国内发生兵变杀了日人，决定出兵朝鲜诘责，建议大清应一方面致函日政府阻止日人出兵，一方面早做准备赶在日人前面，提前出兵朝鲜靖乱。这时李鸿章幕府薛福成建议张树声说：李昰应虽然对日人态度十分强硬，但以其实力怕是撑不了许久，一旦李昰应顶不住日人重压，或投降被日人掳去，都极有可能造成朝鲜事实上听命于日人的局面，那将对大清大为不利。因此作为紧急措施，应该抢先出兵朝鲜，罢黜李昰应。
张树声听从薛福成建议，奏请朝廷，立刻下令出兵朝鲜，勘定叛乱，寻机拿下李昰应。
第二种说法是；张树声在向总理衙门转达黎庶昌密电时，附了一份天津海关道周馥两次与当时正在天津率团考察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的问答节略。据金允植说：朝鲜国内有事不能自定，而且杀了日人，日人必定要借机干预要挟。请求宗主国派出兵船，陆军千名，协助朝鲜平乱。清政府这时作出决定，出兵朝鲜平乱，适机捉拿李昰应。
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问题，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掉了，那就是周馥曾两次与金允植问答。第一次是在大清国内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密电后，张树声既派周馥约见金允植，问他朝鲜眼下出了什么事？约见中周馥问金允植，眼下朝鲜国内出事了，你知道吗？金允植听了只是略微怔了一下，丝毫未显惊慌的样子，而且其回答也是相当含混：“不逞喜乱之徒，藉斥和以启肇祸，但乱党为谁，在此无缘得知”。而周馥和金允植的第二次问答，是金允植主动来到直隶督府，他神情十分紧张，近乎乞求地请大清速速出兵朝鲜平乱。
从以上两种说法里，我们似乎都无法找到大清在国内尚未出兵朝鲜，就已拟定了罢黜或拿下李昰应之“既定方针”的理据。尤其第一种说法根本就值不得推敲。薛福成充其量也就是李鸿章督署一名幕宾，顶多是众多幕宾中一位干才。仅凭黎庶昌那封发自东京的密电，是不可能知道远在天边的朝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连朝鲜领使选金允植都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从周馥和金允植的问答以及金允植的表现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态度十分淡定，回答只是猜测性的。这可是张树声在接到黎庶昌的密电后，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而专门让周馥叫金允植前来问答，视这等军国大事，金允植是不可以回答得如此暧昧，且态度表现不惊不慌。既然这样，薛福成又凭什么一口咬定李昰应是祸乱之首，必俗拿问呢。再说了，朝鲜虽说是大清的宗藩国，但当时大清对朝鲜的国家内政基本原则是“自主不干涉”。薛福成的话就有了干扰国家正常决策之嫌，误了国家军机大事，上面真要追究起来，怕是李鸿章也保他不了。
这里有人也许会说，你怎么就一定认为周馥第一次与金允植问答时，金允植是真的不知道朝鲜国内发生了什么事呢？这道理很简单，单从金允植与周馥两次对答前后态度表现不一上，就可以判断出来。金允植与周馥的第二次问答——张树声向总理衙门转达黎庶昌密电所附那份周，金问答节略内容——可以肯定此时的金允植已经确切地知道了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是得到什么人的指示。这个人就是闵妃，后事证明了这一点。
金允植是闵妃一派人物，自然一切听命于闵妃。否则，一个小小的“考察团团长”又怎敢擅自主张，乞请大清出兵朝鲜呢。至此，种种析理证明，有关“张树声听从薛福成建议拿问李昰应”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至于这第二种说法，亦无可能。一、黎庶昌的密电只是建议“早做出兵准备，赶在日人前头出兵”。这是出于大清国策考量，但却没有一字涉及李昰应。二、周、金二人第一次约见的问答节略，只是为了防止日人借机干预要挟，金允植才敦请宗主国大清出兵协助平乱。其中无半点涉及李昰应的内容。清政府又以何为由做出问罪李昰应的决定呢？
说到底“壬午兵变”是朝鲜的内政。但由于兵变冲击了日人公使馆，弄翘了十几个日人，这才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作为宗主国，大清早已表明“朝鲜内政自主，从不干涉”这样一个政府观点，何况李昰应二次上台并没有废君更朔。对于这样一位一直视大清为上邦“只与大清一国来往”保守人物，大清又何苦来非“发难”于其不可呢？所以，第二种说法以及“既定方针”之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那么除了这两种说法，还有没有之外说法呢？有。不过有是有，就是有些邪乎！说是朝鲜问议官鱼允中在调查清楚“壬午兵变”一事后，进言直隶总督张树声曰：闻今者乱党，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者，乃劫杀王妃，逼迫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火，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息乎？
领选使金允植也继而与周馥笔谈献策道：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以康穆王妃（亦即赵太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此一机会也。
金、鱼两人的建议很快便为张树声所采纳，并致函总理衙门：李昰应如果显为悖逆，势焰方张，谅非该国能自定。如犹在暗中主持布置，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亦非该国王所能自了。
在张树声的致函里，虽然有了“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这句意欲拿获李昰应的意思，但是别忘了他在致函的开头，还隐有着“如果”二字。这“如果”二字在此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鱼允中的调查不那么置信，二是相对兵变的事实真相还尚需进一步的调查了解而是否确定。
说到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再细读一下鱼允中的那个“背课式”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内容很象某一个人在里面说话，并且这个人说话的当中好象里面还夹杂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那么这两个人会是谁呢？这就要首先搞明一件事，那就是鱼允中的“清楚调查”来自何方？
此前，就在朝鲜兵变后的第6天，清廷即发布上谕：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着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同时诏命丁忧在即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即行回津。
接到上谕，张树声认为兹事体大，还是先派官员前往察看，而后再作决定，于是命丁汝昌与马建忠率兵船艘自烟台赴朝鲜，鱼允中作随行向导。第二天，该舰队抵达朝鲜济物浦，而此时日人军舰“金刚”号正停在那里。马建忠为了弄清事态原委，先让鱼允中前去打探情况。鱼允中见了日人驻朝鲜领事兼外务书记官近藤真锄，问明内乱始因，日人想干什么？即和丁汝昌返回天津。这就是鱼允中的“清楚调查”。
到了这儿，想必大家都应该明白上面所说“报告的内容很象某一个人在里面说话，并且这个人说话的当中，好象里面还夹杂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句话的意思了。也就是说，鱼允中与金允植两人同为闵妃派人物，此时的闵妃已经开始了疏清亲日的开放国门政策，眼下“花鬼子”又正从日人那里发兵欲要挟朝鲜对日开放，而鱼允中的“清楚调查”调查对象又是日人驻朝领事兼外务书记官近藤真锄。鱼允中那份“背课式”的“调查报告”里出现“两个人”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闵妃，另一个就是日人。
既是这样，那么清政府对此严重事件的奏折，又是怎样批奏的呢？清政府对于张树声的那份“留有余地”的致函，立刻作了批奏，诏命张树声：即选派将弁，酌派兵船，迅赴机宜。同时，再谕李鸿章“再赴天津办理一切”。此时已在返津路上的李鸿章，获悉兵变缘由后亦认为，“若李昰应复为戎首，该国王及世子存忘莫卜，此事殊大棘手”，主张“若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
张树声虽然一时为金、鱼两个“小学辈”所蒙混，向总理衙门发了那份“留有余地”的致函。可总理衙门里的军机大臣们脑子同样好使，既然你老张以“如果”二字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咱也只好还你一个“迅赴机宜”了。意思是你老张赶紧的调兵遣将，出兵赴朝鲜。等到了那儿事情怎么处理，你老张看着办得了。
你知道这时大清总理衙门当家的为何许人也？他不是旁人，这个人就是领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祈，人称“鬼子六”。军机大臣不带“领”字，就好如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奕祈是道光帝的第6个儿子，而且天生聪明伶俐，喜欢洋玩艺儿，所以都叫他鬼子六。当时道光帝差一点没把皇位传给了他。面对这样一位离皇位仅只一步之遥的聪明人物，岂是你张树声糊弄得了的！就连在大清外交事务上聪明如李鸿章也，当他获悉兵变里因李昰应引起只是认为“此事殊大棘手”，“若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而并未流露了半点拿获李昰应的意思。
尽管张树声致函有那么个意思——拿获李昰应。
但清政府两道上谕里却终不见划圈“同意”二字。这样看来，“既定方针”只是纯属子虚乌有。
说到现在，就是要证明一个事实，在关键时候，提出拿下李昰应的人应是袁世凯。当然这并不是说袁世凯在看待事物上多么地把握视野，多么地高端。这些都谈不上，唯一能解释就是袁世凯大胆、果断、再加上他好打抱不平的少年作风，仅此而已。（未完待续）
人民负担加重，也引发了贵族和儒林的不满，被政敌斥责为劳民伤财，损耗国力之举。
其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李昰应重建景福宫的所有资金而是全部来自于金氏和丰壤赵氏长年授刮的民脂民膏。
李昰应摄政时他所面对着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治上，安乐金氏家族把持朝廷60余年，君主权威早已荡然无存，金氏集团飞扬跋扈，专横擅权，领议政以下官员被任意买卖，地方官苛敛诛求，王权成空，纪纲互解；在经济上，政治的空前腐败产生了所谓的“三政紊乱”，平政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生活更加困苦；在文化上，儒林严重腐败，已日渐论为特殊利益集团。法国天主教的渗入与传播，东学道的广泛流传和扩大，更导致国民思想混乱，人心涣散。这一切在当时都使朝鲜各阶层矛盾日益加剧。所以重建景福宫，凝聚人心，恢复王权，是李昰应必须先行的重要一步。
二、政治与经济改革。为了使这两大改革确保有效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由于此时的李昰应权势已相当巩固，再加上他的英明果断和铁腕雄心，李昰应先是横扫安东金氏，接着连他的利益盟友丰壤赵氏也毫不手软，一并排斥。两大外戚势力很快被迅速互解，逐出朝廷。排除了阻碍与干扰，李昰应便放手开始政治改革。李昰应先从备边司和议政院两处下手。朝鲜王朝时备边司最早成立于1541年，朝鲜中宗年间，主要职责是防备倭寇和女真的南北两方侵扰。是个临时性机构。直到1555年朝鲜明宗时期才成为固定国家中央机构，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全面事务，并与议政院同为国家两大权力机构。而议政院则是朝鲜李氏王朝最高行政机构，最初叫都评议政司，朝鲜定宗时，改称“议政院。根据经国大典规定，议政院掌管“总百官，严庶政，理阴阳，经邦国”之职责。领议政俗称领相，相当于中国的丞相一职。
李昰应首先压缩各地备边司，继而并归议政院下辖，并从议政院分离出三军府，将行政权与军事权相分离，从而达到中央集权，提高军事效率的目的，有利于加强国防实力。之所以能够在后来取得“两次洋扰”的胜利，皆无不与此改革有关。
次者是在人事任用上，李昰应不分阶层党派，破格提拔人才，打破两大外戚集团垄断做官权局面，使不少中层阶级出身有才之士得到录用。从此延续数十年的贵族势道政治随之瓦解，王权也因此得到了强化。
在经济上，李昰应在5道实行社仓制，户布制，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必须缴费。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的财政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并使民心归属。可这些改革尤其户布制度动作起来却困难重重。说白了，无论是改革或是革命，其动作的背后都意味利益相关者的此消彼长。任何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新制度的诞生，在获取一部分人拥护和支持的同时，往往就会毫不留情的伤害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表贵族利益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的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们，此时虽然已被逐出朝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最基本的特权，因为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改革就将使得他们失去原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是不可能听之任之而无动于衷的。因此，金赵两大外戚再度与李昰应对立。这时的李昰应充分展现其卓越的政治手段和治理才能。李昰应先是逼使赵太妃的追随者李景在辞去领议政职务，任命安东金氏的声望人物金炳学为新领相。金炳学坚决支持李昰应，向贵族开战。李昰应利用（相互利用本来就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金炳学收服了少数的贵族。使许多如金炳学一样开明的贵族地主纷纷站了出来，响应和支持改革。李昰应紧随着又恢复了赵太妃侄子赵宁夏原有的部分权力，进而缓和了与两大外戚之间的对立关系。
可是，虽然有了金炳学和赵宁夏等人的支持，但要完全逼迫贵族就范亦非易事。李昰应为了能够彻底颠覆贵族势力，他又大胆起用赵太妃的远亲李景夏掌管一定的兵权。李景夏果不负望，他用铁腕政策成功地从许多贵族手里取得了税金。京城都这样了，朝鲜各地的贵族也相继屈服。庞大的税金汇入了国库。不光是景福宫工程提前竣工，就连朝鲜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这样不仅贵族与平民之间矛盾缓和了，而且李昰应的权力威望也大大提高，改革政策也日趋为广大老百姓接受。
三、在文化领域上。李昰应甫一执政，便立即下达“书院裁撤令”。全国除了47所“赐额书院”以外，其余书院一律裁撤。因为这时的书院已成为多方贵族势力的扩张基地，避役者的巢窟。其严重影响了国家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极易产生和激化阶级矛盾。在裁撤过程中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可见李昰应决心之大。
正当李昰应大刀阔斧地通过一系列改革，整肃安定好朝政，充盈了国库，预备国家独立自强，先由大清起始渐启国门时，一位出乎意料的人物的暗中崛起，彻底洇灭了李昰应的改革成果和勃勃雄心。
这个人就是闵妃。
女人的心一旦被邪恶占据将会变得毒比蛇蝎。李昰应只顾在改革运动中东拼西杀，却忽略了这位貌美如花的儿媳妇。入宫十年，多种原因给闵妃造成的无数次委屈和不公，使之久积成怨，因妒生恨。最终使得嫉妒和怨恨化作淬剑的烈火，铸成一把无情的复仇之剑，直指李昰应。
由于李昰应在一系列改革中难免会树敌太多，并深结怨仇。闵妃正式利用这个弱点，挑动这些怨家仇敌与李昰应舍命拼斗，而她则怀拥着小老公坐观虎争，做好攫取斗争胜利果实的准备。经过几多交锋，李昰应最终败下阵来，不得不还政儿子，……被迫下野的李昰应虽然心不不甘，怎耐大势已去，也只能是忍痛爪潜伏牙，暂栖一角。
然而，令李昰应不得不衷感慨的是，闵妃竟现学现卖，几乎丝毫不走样地学着他也在一举推倒李昰应而得势后很快就驱逐了曾助她一臂之力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亲自独揽朝纲。
李昰应不甘就此认输，也曾动作和挣扎过几次，但均以失败告终，致使翁媳之间仇怨结得更深。可是令李昰应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这个儿媳竟然要开门揖盗，与日人鸟在了一起，而且大有越鸟越贴紧之势。这不，连国家卫戍部队都让日人来进行改编训练。在翁媳之间暗战不止的同时，一个新的矛盾产生了，那就是新旧军人之间矛盾，对于闵妃来讲这个矛盾是致命的。由于旧式军人最终无法忍受新军人悬殊的待遇，加之又连续1个月没发军饷，终于导致“壬午兵变”的爆发！这为免从蛰伏已久的李昰应带来了二次复起的良机。李昰应的暗中煽动和指挥对这次的兵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兵变迅速化为“民变”，一举摧跨了执政9年的闵氏集团，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李昰应第二次上台。
通过兵变李昰应二次掌权后，再次打击外戚势力和贪腐官吏，废除闵氏集团执政时一切纲政，重新回复9年前的改革路线。
1898年《朝鲜报告》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评价李昰应的；大院君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目标，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但也是一个彻底的旧保守主义政治家。
1898年，传教士约翰斯第一次见到李昰应，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高5英尺6英寸，气度不凡，花白头发，身板笔直，精力充沛，两眼炯炯有神。
美国人霍默书赫伯特在《朝鲜访问记》中曾这样描述李昰应：他有坚强傲慢的意志，只要目标确定下来，不管在政治、经济或道德方面遇到怎样困难，他都不屈不挠地为完成目标而前进。可以说他是朝鲜政界最后一个实力派人物。
另外对于李昰应的个人性格，喜好，与作风言行，《国太公言行录》里更有准确描写：大院君晚年身体不佳，但仍保持衣冠整洁，洗漱、梳头一天不落。……他对犯有过失的人常常当面呵斥，不留情面；对部下赏小罚多；常常是威风凛凛，不紧不慢；喝酒从不过量；诗、书、绘画达到很高境界，特别是兰草画很很好。这就是9年前朝鲜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李昰应。
可是，李昰应怎么也想不到日人比“两次洋扰”的法、美两国还粘人。法、美两国跟朝鲜干两下人家就走了，日人却以公使馆被焚，死了10多人为借口出兵朝鲜，竟威逼李昰应缔约“城下之盟”！使得本就十分讨厌日人的李昰应更加地无法容忍。还好宗主国大清及时出兵，否则说不定这会儿朝鲜已经和日人干上了。
但是，所令李昰应更加想不到的是，本指望着“大哥”能够为他这个“小弟”竖杆子撑腰或合伙干掉日人，哪曾想“大哥”原是个“银杆蜡枪头”，遇着日人竟也如此草鸡。还折回枪头朝自家人身上捅，这让李昰应十分地不解和心痛！
此时此刻，李昰应盯着马建忠的两眼已是怒火灼烧，他很不客气说道：既然如此，大清何须驻军汉城！噢，难道000大军进驻汉城只为冲着我一个老头子而来吗？说到这儿，李昰应既悲且恨，对大清如此作法很为抵触。
面对李昰应的诘问，马建忠无言以对。李昰应的强硬政策和非常坚定的拒倭立场，使马建忠明白，自己想要在朝鲜和日人之间的斡旋失败了。
象这等国与国之间高级外交构和谈判，当属国家级重大外交机密，非双方决策层和直接参事人员，其它人是无从得知。可偏偏这事让另外一个人摸了个一清二楚，他就是袁世凯。
看来袁世凯不但有着学而有术的军事才干，敌我暗战的手段也是极其出色。
袁世凯一到汉城，就悄悄地派人去打听了这次兵变起因和经过，当侦知此次兵变是由于有了李昰应的煽动和暗中指挥所造成，袁世凯就秘秘派人盯着了这位摄政王。同时，袁世凯还牢牢盯死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日人驻朝公使“花鬼子”。在袁世凯得知日人威逼着朝鲜与其缔约，并要求不但在朝鲜驻军，还要索赔50万两银子，袁世凯大为为平。袁世凯当着回报人的面，忿然说道：日人欺人太甚，这事儿老子非搅黄了它不可！
尽管袁世凯如此发狠，但真要“搅黄了它”亦非易事。以袁世凯当时的地位和权力，其意见还尚不能直达大清政府。非但如此，即使是直接对话马建忠怕是都不够资格。于是乎，袁世凯和张謇两人一番析理谋划后，认为惟有吴大叔可承此事。
袁世凯请吴大叔庆速拿下李昰应问责或押回大清降罪。他说：现已调查清楚，李昰应是此次兵变元凶，由宗主国问责，日人自无话可说。什么50万两银子，见他妈鬼去吧。
对于袁世凯请议，吴大叔心里一时还拿不定。这么大的事儿还是集体研究决定才好。吴长庆派人迅速请来丁汝昌，带上袁世凯三人一道去到马建忠处。
其时马建忠早已弄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兵变到底由谁引起的。对此，李昰应和闵妃两人也都想对大清说个“明白”，只是事情被闵妃抢先了一步，她走在了李昰应前面，让她的人在大清面前绘声绘色打了一张悲情牌，把事儿全推在李昰应身上。自古女人在男人眼里均属于弱者，通常世人又极同情弱者。这下李昰应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是嘛，老公公欺负儿媳妇，算什么本事？马建忠也先入为主地认定，朝鲜时下的乱局，均是李昰应一手造成。现下搞得儿媳妇告状，日人起火儿。本想从中斡旋弱化势态，李昰应还态度强硬得紧，把自己弄得一脸灰土。为此马建忠很生气！马建忠觉着如让李昰应继续呆在朝鲜，难保不再生出别的乱子。他也思衬着想先惩处李昰应，尽快恢复朝鲜王室正常工作。
刚好这时吴长庆、丁汝昌与袁世凯三人一起来到，多方想法不谋面和。一张无形的猎网张开了。
关于诱捕李昰应，在以往的众多著评里大致多为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倒显得很是直截了当，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发往国内密电；说日本政府籍朝鲜国内发生兵变杀了日人，决定出兵朝鲜诘责，建议大清应一方面致函日政府阻止日人出兵，一方面早做准备赶在日人前面，提前出兵朝鲜靖乱。这时李鸿章幕府薛福成建议张树声说：李昰应虽然对日人态度十分强硬，但以其实力怕是撑不了许久，一旦李昰应顶不住日人重压，或投降被日人掳去，都极有可能造成朝鲜事实上听命于日人的局面，那将对大清大为不利。因此作为紧急措施，应该抢先出兵朝鲜，罢黜李昰应。
张树声听从薛福成建议，奏请朝廷，立刻下令出兵朝鲜，勘定叛乱，寻机拿下李昰应。
第二种说法是；张树声在向总理衙门转达黎庶昌密电时，附了一份天津海关道周馥两次与当时正在天津率团考察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的问答节略。据金允植说：朝鲜国内有事不能自定，而且杀了日人，日人必定要借机干预要挟。请求宗主国派出兵船，陆军千名，协助朝鲜平乱。清政府这时作出决定，出兵朝鲜平乱，适机捉拿李昰应。
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问题，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掉了，那就是周馥曾两次与金允植问答。第一次是在大清国内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密电后，张树声既派周馥约见金允植，问他朝鲜眼下出了什么事？约见中周馥问金允植，眼下朝鲜国内出事了，你知道吗？金允植听了只是略微怔了一下，丝毫未显惊慌的样子，而且其回答也是相当含混：“不逞喜乱之徒，藉斥和以启肇祸，但乱党为谁，在此无缘得知”。而周馥和金允植的第二次问答，是金允植主动来到直隶督府，他神情十分紧张，近乎乞求地请大清速速出兵朝鲜平乱。
从以上两种说法里，我们似乎都无法找到大清在国内尚未出兵朝鲜，就已拟定了罢黜或拿下李昰应之“既定方针”的理据。尤其第一种说法根本就值不得推敲。薛福成充其量也就是李鸿章督署一名幕宾，顶多是众多幕宾中一位干才。仅凭黎庶昌那封发自东京的密电，是不可能知道远在天边的朝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连朝鲜领使选金允植都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从周馥和金允植的问答以及金允植的表现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态度十分淡定，回答只是猜测性的。这可是张树声在接到黎庶昌的密电后，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而专门让周馥叫金允植前来问答，视这等军国大事，金允植是不可以回答得如此暧昧，且态度表现不惊不慌。既然这样，薛福成又凭什么一口咬定李昰应是祸乱之首，必俗拿问呢。再说了，朝鲜虽说是大清的宗藩国，但当时大清对朝鲜的国家内政基本原则是“自主不干涉”。薛福成的话就有了干扰国家正常决策之嫌，误了国家军机大事，上面真要追究起来，怕是李鸿章也保他不了。
这里有人也许会说，你怎么就一定认为周馥第一次与金允植问答时，金允植是真的不知道朝鲜国内发生了什么事呢？这道理很简单，单从金允植与周馥两次对答前后态度表现不一上，就可以判断出来。金允植与周馥的第二次问答——张树声向总理衙门转达黎庶昌密电所附那份周，金问答节略内容——可以肯定此时的金允植已经确切地知道了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是得到什么人的指示。这个人就是闵妃，后事证明了这一点。
金允植是闵妃一派人物，自然一切听命于闵妃。否则，一个小小的“考察团团长”又怎敢擅自主张，乞请大清出兵朝鲜呢。至此，种种析理证明，有关“张树声听从薛福成建议拿问李昰应”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至于这第二种说法，亦无可能。一、黎庶昌的密电只是建议“早做出兵准备，赶在日人前头出兵”。这是出于大清国策考量，但却没有一字涉及李昰应。二、周、金二人第一次约见的问答节略，只是为了防止日人借机干预要挟，金允植才敦请宗主国大清出兵协助平乱。其中无半点涉及李昰应的内容。清政府又以何为由做出问罪李昰应的决定呢？
说到底“壬午兵变”是朝鲜的内政。但由于兵变冲击了日人公使馆，弄翘了十几个日人，这才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作为宗主国，大清早已表明“朝鲜内政自主，从不干涉”这样一个政府观点，何况李昰应二次上台并没有废君更朔。对于这样一位一直视大清为上邦“只与大清一国来往”保守人物，大清又何苦来非“发难”于其不可呢？所以，第二种说法以及“既定方针”之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那么除了这两种说法，还有没有之外说法呢？有。不过有是有，就是有些邪乎！说是朝鲜问议官鱼允中在调查清楚“壬午兵变”一事后，进言直隶总督张树声曰：闻今者乱党，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者，乃劫杀王妃，逼迫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火，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息乎？
领选使金允植也继而与周馥笔谈献策道：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以康穆王妃（亦即赵太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此一机会也。
金、鱼两人的建议很快便为张树声所采纳，并致函总理衙门：李昰应如果显为悖逆，势焰方张，谅非该国能自定。如犹在暗中主持布置，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亦非该国王所能自了。
在张树声的致函里，虽然有了“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这句意欲拿获李昰应的意思，但是别忘了他在致函的开头，还隐有着“如果”二字。这“如果”二字在此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鱼允中的调查不那么置信，二是相对兵变的事实真相还尚需进一步的调查了解而是否确定。
说到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再细读一下鱼允中的那个“背课式”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内容很象某一个人在里面说话，并且这个人说话的当中好象里面还夹杂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那么这两个人会是谁呢？这就要首先搞明一件事，那就是鱼允中的“清楚调查”来自何方？
此前，就在朝鲜兵变后的第6天，清廷即发布上谕：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着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同时诏命丁忧在即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即行回津。
接到上谕，张树声认为兹事体大，还是先派官员前往察看，而后再作决定，于是命丁汝昌与马建忠率兵船艘自烟台赴朝鲜，鱼允中作随行向导。第二天，该舰队抵达朝鲜济物浦，而此时日人军舰“金刚”号正停在那里。马建忠为了弄清事态原委，先让鱼允中前去打探情况。鱼允中见了日人驻朝鲜领事兼外务书记官近藤真锄，问明内乱始因，日人想干什么？即和丁汝昌返回天津。这就是鱼允中的“清楚调查”。
到了这儿，想必大家都应该明白上面所说“报告的内容很象某一个人在里面说话，并且这个人说话的当中，好象里面还夹杂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句话的意思了。也就是说，鱼允中与金允植两人同为闵妃派人物，此时的闵妃已经开始了疏清亲日的开放国门政策，眼下“花鬼子”又正从日人那里发兵欲要挟朝鲜对日开放，而鱼允中的“清楚调查”调查对象又是日人驻朝领事兼外务书记官近藤真锄。鱼允中那份“背课式”的“调查报告”里出现“两个人”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闵妃，另一个就是日人。
既是这样，那么清政府对此严重事件的奏折，又是怎样批奏的呢？清政府对于张树声的那份“留有余地”的致函，立刻作了批奏，诏命张树声：即选派将弁，酌派兵船，迅赴机宜。同时，再谕李鸿章“再赴天津办理一切”。此时已在返津路上的李鸿章，获悉兵变缘由后亦认为，“若李昰应复为戎首，该国王及世子存忘莫卜，此事殊大棘手”，主张“若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
张树声虽然一时为金、鱼两个“小学辈”所蒙混，向总理衙门发了那份“留有余地”的致函。可总理衙门里的军机大臣们脑子同样好使，既然你老张以“如果”二字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咱也只好还你一个“迅赴机宜”了。意思是你老张赶紧的调兵遣将，出兵赴朝鲜。等到了那儿事情怎么处理，你老张看着办得了。
你知道这时大清总理衙门当家的为何许人也？他不是旁人，这个人就是领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祈，人称“鬼子六”。军机大臣不带“领”字，就好如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奕祈是道光帝的第6个儿子，而且天生聪明伶俐，喜欢洋玩艺儿，所以都叫他鬼子六。当时道光帝差一点没把皇位传给了他。面对这样一位离皇位仅只一步之遥的聪明人物，岂是你张树声糊弄得了的！就连在大清外交事务上聪明如李鸿章也，当他获悉兵变里因李昰应引起只是认为“此事殊大棘手”，“若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而并未流露了半点拿获李昰应的意思。
尽管张树声致函有那么个意思——拿获李昰应。
但清政府两道上谕里却终不见划圈“同意”二字。这样看来，“既定方针”只是纯属子虚乌有。
说到现在，就是要证明一个事实，在关键时候，提出拿下李昰应的人应是袁世凯。当然这并不是说袁世凯在看待事物上多么地把握视野，多么地高端。这些都谈不上，唯一能解释就是袁世凯大胆、果断、再加上他好打抱不平的少年作风，仅此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