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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老了
母亲从乡下来，来了就唠叨我的婚姻问题。如果是两三年前，我肯定会有一堆道理和她讲，例如婚姻的质量，人与人的和谐，家庭的完整不在于形式而在每个成员的认同程度，直到她觉得我的观点正确而不再说话。但是今天，当她再谈起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只静静的听，因为母亲老了，她喜欢唠叨，唠叨已经是一种需要，也许根本没什么目的，她的目的只希望我过得好。我婚姻的失败对母亲是个巨大的打击，她为此流过很多泪，这是我对她的愧疚，她虽然也表示对我的决定很理解，但最终她还是伤心过，很伤心。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也没有风云变幻的生活，直到如今爬满一头华发，她仍然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百姓的一员，倘若她走在人群里，你肯定不能把她和别人区分开来。但是当她平静的养育了七个儿女后，在我心里她已经成了最不平凡的人。她一辈子奋斗的目的全在于为儿女的安定幸福的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母亲一辈子没有自己，只有儿女。母亲没文化，至今写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她的心里没有任何豪壮的社会理想，只有心中写满做本分人的道理，还有一片最朴实的爱。
我曾经是母亲最大的骄傲，因为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了公家人端了铁饭碗。尽管如今这社会吃公家饭的人像羊群一般的多，吃得比我瓷实的人多的是，母亲还是很因为我有了公家的差使而在村里骄傲。但是我却没能给她以应有的回报，母亲不需要我给她物质的享受，只要她有活干，那就是她的幸福。她勤劳了一辈子，从不觉得苦，粗茶淡饭吃得，补丁衣服穿得，地里每样活做得，家务也看成自己理所应当的，所以她每天在忙，有时也忙的没有什么效果，但她还是忙，没什么可忙心里就发慌，所以父亲在世时半玩笑的骂她是穷奔波的命。后来我婚姻的失败使她的忙碌没了方向，灰了她的心，我没有能给母亲回报应有的。我很无奈，也很惭愧。
母亲来了，来了就整理我的家，整理完就问我那些穿破的衣服鞋袜都放在哪。当我说都送给别人了时，她沉下脸来，因为她知道送是扔了的借口。她曾安顿过我，穿破的东西不要随便扔，补补自己不穿送邻居亲戚，他们里还有穷人，但是我却常常不记得收集这些，新时代的人，很难懂得那些过来人对贫穷的认识多么深刻。其实现在农村人也未必见的还会穿打了补丁的衣服鞋袜，只是因母亲觉得我们穿旧的那些衣物都是好料子，丢了可惜，缝补好了总有它的用处。得不到我的答案，于是她自己去找了，不大工夫就从某个角落找到一堆，这都是被我忘记了的。她高兴了自己的收获，摊了满床做起来，一做就是两三天，等做好后拿来在我面前，说你看看哪件是不能穿的。的确，在母亲的亲手缝补下，这些曾经破旧的东西委实没有不能穿的，尤其是那些旧鞋旧袜，洗过水后几乎和新的没什么区别，母亲将了我，自己高兴的露出笑来，这是我近年难得见的她的笑容。
母亲是三十年代生人，出身一个大家族。据母亲讲，他们家在那时有三四十口人，光是做饭的佣人就四五个，女人们每天起来所做的事无非是梳洗打扮，男人们则在外收租放贷，一年里收的粮食金银堆在库房里如小山一般多。但是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土匪闹得凶，还有地方军阀敲诈勒索，所以不久整个家族就败落了，于是母亲跟随她的父亲——我的外公一起迁来本地，母亲有着极好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能清楚讲到四五岁时全家迁移的经历，记得她所经过的村庄和给过她救济的那些好心人。
按我的习惯想法，出身于大富之家的孩子，富家小姐，好吃懒做是自然的，但是我的母亲却是第一的勤快人。
母亲十三四岁时就嫁给父亲，父亲那时也不过十几岁。他们夫妻结婚后就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所有重担。在那个时代，十几岁的孩子成家立业担负家庭重担的现象很常见，只是我的父母亲比别人格外的勤劳。后来全国大解放，共产党当政了，要实行土改，建立合作社，成立生产队，原来的自由生产方式被抹掉了，农民比原来更加忙碌。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现这种集体的忙碌生产效率并不高。人都有惰性，既然大家同上山同下地秋后的收成按比例分配，懒的思想是难免的，人们也就创造出种种偷懒的方法。我的母亲却因勤快得到生产队的信任，于是队长将最需要苦力的活计分配给她——帮生产队养猪。
队长下了任务，却拨给极少的粮食，二十多头猪的喂养全靠母亲每天下地打草。秋天快来的时候母亲更是格外的忙，需要积蓄冬季的猪饲料。每到秋季，几乎整天见不到母亲在家了。我的五姐是这项事业的最大受害者，母亲要下地打草了，五姐没人看管，但是五姐已经学会在地上爬了，不能任她随便乱爬，母亲央邻居的李姓老婆婆帮忙照看，可是时间长了那婆婆就不愿意了，母亲只好将五姐用带子拴在炕上。母亲一下地上山就是大半天，五姐看不到母亲就哭啊哭，爬啊爬，嗓子都哭哑了，挣不脱那根绳。等母亲回来的时候五姐滚了满身的土，哭累后自己睡着了，眼泪把衣服都打湿了，母亲抱着五姐流泪，但是第二天还得照样去地里山上，这喂猪的活儿一干就是十几年。我小的时候，常常见母亲早起晚睡，并不明白就里。后来慢慢知道了母亲辛劳的原因，便也和姐姐们一起下地打猪草，但我们的帮忙没有减轻母亲的重担，她又给自己找了别的活干。
那时候如果做的好，生产队允许喂一头自己的私家猪，于是母亲在院子的角落另建圈落。那时家穷，做圈的木料要四处找，盖顶的石板要去石场打，父亲为生产队放羊没时间来帮忙，我们孩子们都还小，打草还多少能帮个手，找木料背石头母亲不放心，况且几个姐姐都上学，只有放学后的一点时间，所以建圈养猪的事全靠母亲一人做。猪圈做成后，母亲害了一场大病，睡过四五天，就又开始忙活了。母亲在新建的圈里另喂了两头猪，这事招来别人的非议，说母亲占公家便宜，肯定是用集体的粮食喂自己的猪，其实那点粮食是有限的，喂生产队的二三十头猪就垫不起牙，哪还有多余的养自家的私猪呢。别人有议论，母亲不说什么，只是起早贪黑的做，下地采草，上山捋榆树杏树叶，一背一背的往回背，一筐一筐的往回提，常常见她两把绿手站在猪圈前看猪吃食，满面的笑色。那些猪吃的欢实，长得肥壮，倒是我家的猪并不见得比生产队的好。秋收结束，生产队要赶猪去完任务，母亲站在离去队伍后面掉眼泪。她是看着那些猪长大肥壮的，自然不舍。等到生产队送任务猪的人回来后，母亲叫来队长，指着自家圈里那头较大的猪对队长说，那头是我为队里喂的，杀了各家分点吧，另外那头我卖了给孩子们做件衣裳。队长就愣在当地了，别的社员也知道了这消息，曾经议论是非的那些人呲牙裂嘴的表示尴尬。最终大家也就接受了这建议，心里感激之后秘密的杀了猪分了肉。在今天看来，吃顿猪肉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那时，过年买点肉都是要有票的，最多一家也就三两斤，少的甚至要用两来衡计，所以买肉时即使差一两半两都很计较，私自杀猪吃肉那是根本不允许的，好象当时有很严的法律一样。母亲送给队里的猪算作好饲养员的奖励，是她付出了额外劳动换来的，并不违反当时的规定，但也须秘密进行，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没人愿意惹事上身。母亲的努力使我村的社员们就比别的生产队多了一段时间的好伙食，不但过年菜里多了些须肉，连正月的饺子也能做成带肉馅的。这也使母亲受到村民的尊重，她不需要社员们什么回报，只希望大家都过得好点，她的心在任何人跟前都是最公的。至于剩下的那头猪，母亲会卖掉，那时不允许私自交易，都是卖给公社了，价钱很便宜。我家孩子多，各种用度也多于别家，虽然母亲的辛劳能喂得肥猪，确实是吃不起，但是终归我们姐妹可以比别家的孩子多一件花色衣服，也就抵消了没有美食的遗憾。接着的另一年，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辛劳，再不会有人怀疑她的私心，所以母亲劳动的愉快也多了，似乎她从不知道疲倦一样。
母亲的勤劳不光在她为集体的无私，还有在家的操劳。很多个夜晚，在我从梦中朦胧睁眼的时候，看到她还在煤油灯下做活，到底她做些什么，现在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多的时候是在为儿女们缝补，或者是驱赶着饥饿的蚊子还儿女们一个好觉，也许是她就愿意静静看孩子们熟睡的样子，她是个忙不完的人。母亲也因此熬坏了身子，落下了不少病，虽然现在也想了些办法看过不少回医生，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她的病根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
母亲的勤劳多少影响了我们这些儿女，我的姐妹们都是农家做活的能手，没有一个因为懒而受人指责，尤其是我的五姐，家里家外全靠她打拼操磨，偏她的丈夫是个懒散人，基本算是游手好闲，在现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他宁愿破衣烂衫也不想出去做活。但母亲从不在人前说道五女婿的不是，只在和我们这些家人说话时略略的提一提，这是母亲的好脾性决定的。我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勤劳做事的法则，但对于她的容忍的脾性却是如何都学不来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和人争过嘴，更别说吵嚷打闹的现象了。做学生的时候我以为是自己太年轻，压不住火，每逢事有不公就难免火性大作，所以闲了的时候就问母亲说你老人家年轻时也没脾气吗？母亲笑着说去问你爸爸吧，他应该最清楚。爸爸说母亲这辈子只和人吵过一回，但也算不上真吵嘴。
事情是因我的三姐引起的，我家邻居的李姓老婆婆在喂鸡时发现我家一只鸡混进她的鸡群里了，就用棍子赶，结果失手将鸡打死了，她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别的原因将这事隐藏了。我的三姐是个细心人，而且那只鸡关系到她上学的学费问题，一只母鸡春夏秋三季下的蛋总有一百多颗能卖近十块钱，而她一学期的所有费用大体也就是二十块钱左右。在她细心追寻下，从另一邻居那知道了事情原委，就去责问李家老婆婆，她自然是不肯认，三姐叫了知情的邻居来对质，那老婆婆臊了，就开嘴骂三姐，我三姐也不是个受人的人，和她对骂。老婆婆觉得被个娃娃辱骂失了面子，跑去村对面的红石崖，长嚎着说她不活了，要跳崖。大人们都上山做活了，留下的老老小小不经事，没人敢担干系，好在那老婆婆也没勇气真跳下去，只使力的干嚎叫，惊得村里大小的鸡狗跟她一起叫。母亲从地里回来知道了情况，没有责骂三姐，就爬上山崖劝拉李家老婆婆，但是那老婆婆身体肥大，加之母亲刚干完活，累得也没什么力气，怎么都拉不动。最后母亲说老婶子，该做的我都做了，娃娃有不对，你该给大人说让我们管教，再说你就全是对的？跟个小娃娃见高低，你也不是聪明人，既然你觉得受不了气了想死，我也管不了了，不是我把你拉上山也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死了咱再了吧，母亲说完就下了山。那老婆婆继续嚎了半天也没人理，天快黑的时候自己悄悄蹴回了家。
这是母亲唯一和别人发生的纷争，后来我也问她不怕那老婆婆真跳下去吗？母亲说她要真跳早跳了，她没那个胆子。母亲的好脾性不光是在外人跟前，家里也一样。俗话说居家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但在我母亲，一辈子还真就没碰过，这实在算得是个奇迹，她不但和别人零摩擦，就是和我父亲，也没见吵过嘴。我是个脾性不好的，但凡有不公的地方就气愤难当，所以很想知道母亲处世的秘诀，她只笑笑告诉我，宽人就是宽自己，让人就是让自己，也许这是世间最朴素的道理，我却学不来。虽然自己已被社会磨砺了棱角不那么犀利了，虽然已不至于因为些不平和他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容不下阴暗，常常被一些看来不相干的事气到吃不香睡不着。曾经因为知道了某个贪官的恶行又觉得无处诉说就被气得想要杀人了，及至事过后自己觉得很好笑，这大概算得是杞人忧天的另一解了吧。
母亲的好脾性也是有原则的，在教育子女上决不拖泥带水装糊涂。姐姐们都很乖静，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被母亲呵斥过，但我就不同了。我小时候算比较淘气，这是一般男孩子的特点。有一次，我看邻居小朋友的自制玩具不错，就跟他要来玩，玩着玩着还不想放手了，正是叫做ài不释手。那小朋友见我不还，竟然滚地哇哇大哭，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也太没出息，你看我脸上写了无赖字样了吗？玩好了自然会还你。他的妈妈来了，边拉自己孩子边嘴里嘟囔，我是个犟脾气，还就想看看这小朋友到底要怎样。母亲听到哭声赶出来，问明原因，没等我说话就倒提起地上的扫帚直奔我来，我是第一次见这般阵势，醒悟后拔腿就飞，飞过半里路才敢回头，兀自见母亲提着扫帚站在硷畔上指点江山骂小儿。那个下午，我就在流浪中度过，心里是无比的矛盾和复杂。开始是痛恨，痛恨那没出息的孩子，要不是他满地打滚我也不至于落荒而逃，后来多的是后悔，若知道拿人玩具要付出如此的代价，那我宁愿寂寞点也不招这腥膻，再后来是羞惭，遭遇了如此尴尬的局面，我该怎样厚着脸皮回家呢？我是第一次见识母亲威严的一面，想不出一个回家的妥善方法完全正常。
暮色笼罩村头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来呼唤我的名字，那时我早饿的饥肠辘辘，也就不必装什么腔做什么势，悄悄跟在她后面回了家，心里的忐忑如兔子饮水，惊忧不定。但母亲早已忘记生气，或者已忘记曾发生过的事。在我回家的时候，仍然忙活她的营生，晚间我睡去的时候，仍然来拉严实我掀开的被角。那时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也许母亲是因为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去生别人的气吧，所以极少见她发脾气。
我的母亲也有令她不愉快的的记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镇不消说，就连农村也搞到草木皆兵人人自卫的程度了。我的二爷，也就是我父亲的二叔，他是个见过世面的，走南闯北，赶牲口贩过私盐，算是土改前的财主。其实他只是有个名号罢了，虽然贩运私盐的确赚了银子，但是他抽大烟，搞坏了身体不说，家里的一点积蓄也被消耗殆尽。他在红运时有着很强的个性，得罪过不少乡亲，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那时农民白天上山劳动，晚上搞政治学习，都是每天必修的课业。我的二爷在这非常时期仍然不肯改掉他的坏毛病，嘴上不饶人，于是有人就揭发了他，说他曾经吸大烟，还勾引了某某良家妇女，还是地富反坏右的一分子。本来这都是历史，成分问题早在土改时就被定过论的，至于勾引妇女，谁人可知，揭发者连那妇女任何情况都说不上，但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就一定要有揪斗对象，村里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他既有黑历史，又得罪了人，被拉上台很自然。农民们当时都有一种想法：推出别人，安全自己，朴实真诚在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大家都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有了替罪羊，自己才安全。一般讲如果有了某个揪斗对象，这人就要在一月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担任主角，每天的政治学习中大家都拿他开刀，别人站在台下当看客是良民是安全的。我的二爷被批斗，每晚登台亮相，被挂了牌子站在高脚的板凳上，低头认罪，腰角必须保持九十度以下，一站就是两三小时。如果某一天是大批斗日，类似现在农村五天一个集日，那么二爷就得站台六到八小时不定。
二爷从批斗场下来，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倒头就睡。我的二奶奶不是个聪明人，早年也被二爷的不良行为气过，见二爷被揪，并不同情，也不管他的死活。母亲知道情况，做了饭给二爷送过去。二爷是要面子的人，以前他得势时对我们这家人看不在眼里，讥讽嘲弄都有过，所以母亲知道叫他来家吃是没可能的，况且他已累如稀泥，难以动身。这事本是... -->>
母亲老了
母亲从乡下来，来了就唠叨我的婚姻问题。如果是两三年前，我肯定会有一堆道理和她讲，例如婚姻的质量，人与人的和谐，家庭的完整不在于形式而在每个成员的认同程度，直到她觉得我的观点正确而不再说话。但是今天，当她再谈起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只静静的听，因为母亲老了，她喜欢唠叨，唠叨已经是一种需要，也许根本没什么目的，她的目的只希望我过得好。我婚姻的失败对母亲是个巨大的打击，她为此流过很多泪，这是我对她的愧疚，她虽然也表示对我的决定很理解，但最终她还是伤心过，很伤心。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也没有风云变幻的生活，直到如今爬满一头华发，她仍然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百姓的一员，倘若她走在人群里，你肯定不能把她和别人区分开来。但是当她平静的养育了七个儿女后，在我心里她已经成了最不平凡的人。她一辈子奋斗的目的全在于为儿女的安定幸福的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母亲一辈子没有自己，只有儿女。母亲没文化，至今写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她的心里没有任何豪壮的社会理想，只有心中写满做本分人的道理，还有一片最朴实的爱。
我曾经是母亲最大的骄傲，因为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了公家人端了铁饭碗。尽管如今这社会吃公家饭的人像羊群一般的多，吃得比我瓷实的人多的是，母亲还是很因为我有了公家的差使而在村里骄傲。但是我却没能给她以应有的回报，母亲不需要我给她物质的享受，只要她有活干，那就是她的幸福。她勤劳了一辈子，从不觉得苦，粗茶淡饭吃得，补丁衣服穿得，地里每样活做得，家务也看成自己理所应当的，所以她每天在忙，有时也忙的没有什么效果，但她还是忙，没什么可忙心里就发慌，所以父亲在世时半玩笑的骂她是穷奔波的命。后来我婚姻的失败使她的忙碌没了方向，灰了她的心，我没有能给母亲回报应有的。我很无奈，也很惭愧。
母亲来了，来了就整理我的家，整理完就问我那些穿破的衣服鞋袜都放在哪。当我说都送给别人了时，她沉下脸来，因为她知道送是扔了的借口。她曾安顿过我，穿破的东西不要随便扔，补补自己不穿送邻居亲戚，他们里还有穷人，但是我却常常不记得收集这些，新时代的人，很难懂得那些过来人对贫穷的认识多么深刻。其实现在农村人也未必见的还会穿打了补丁的衣服鞋袜，只是因母亲觉得我们穿旧的那些衣物都是好料子，丢了可惜，缝补好了总有它的用处。得不到我的答案，于是她自己去找了，不大工夫就从某个角落找到一堆，这都是被我忘记了的。她高兴了自己的收获，摊了满床做起来，一做就是两三天，等做好后拿来在我面前，说你看看哪件是不能穿的。的确，在母亲的亲手缝补下，这些曾经破旧的东西委实没有不能穿的，尤其是那些旧鞋旧袜，洗过水后几乎和新的没什么区别，母亲将了我，自己高兴的露出笑来，这是我近年难得见的她的笑容。
母亲是三十年代生人，出身一个大家族。据母亲讲，他们家在那时有三四十口人，光是做饭的佣人就四五个，女人们每天起来所做的事无非是梳洗打扮，男人们则在外收租放贷，一年里收的粮食金银堆在库房里如小山一般多。但是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土匪闹得凶，还有地方军阀敲诈勒索，所以不久整个家族就败落了，于是母亲跟随她的父亲——我的外公一起迁来本地，母亲有着极好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能清楚讲到四五岁时全家迁移的经历，记得她所经过的村庄和给过她救济的那些好心人。
按我的习惯想法，出身于大富之家的孩子，富家小姐，好吃懒做是自然的，但是我的母亲却是第一的勤快人。
母亲十三四岁时就嫁给父亲，父亲那时也不过十几岁。他们夫妻结婚后就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所有重担。在那个时代，十几岁的孩子成家立业担负家庭重担的现象很常见，只是我的父母亲比别人格外的勤劳。后来全国大解放，共产党当政了，要实行土改，建立合作社，成立生产队，原来的自由生产方式被抹掉了，农民比原来更加忙碌。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现这种集体的忙碌生产效率并不高。人都有惰性，既然大家同上山同下地秋后的收成按比例分配，懒的思想是难免的，人们也就创造出种种偷懒的方法。我的母亲却因勤快得到生产队的信任，于是队长将最需要苦力的活计分配给她——帮生产队养猪。
队长下了任务，却拨给极少的粮食，二十多头猪的喂养全靠母亲每天下地打草。秋天快来的时候母亲更是格外的忙，需要积蓄冬季的猪饲料。每到秋季，几乎整天见不到母亲在家了。我的五姐是这项事业的最大受害者，母亲要下地打草了，五姐没人看管，但是五姐已经学会在地上爬了，不能任她随便乱爬，母亲央邻居的李姓老婆婆帮忙照看，可是时间长了那婆婆就不愿意了，母亲只好将五姐用带子拴在炕上。母亲一下地上山就是大半天，五姐看不到母亲就哭啊哭，爬啊爬，嗓子都哭哑了，挣不脱那根绳。等母亲回来的时候五姐滚了满身的土，哭累后自己睡着了，眼泪把衣服都打湿了，母亲抱着五姐流泪，但是第二天还得照样去地里山上，这喂猪的活儿一干就是十几年。我小的时候，常常见母亲早起晚睡，并不明白就里。后来慢慢知道了母亲辛劳的原因，便也和姐姐们一起下地打猪草，但我们的帮忙没有减轻母亲的重担，她又给自己找了别的活干。
那时候如果做的好，生产队允许喂一头自己的私家猪，于是母亲在院子的角落另建圈落。那时家穷，做圈的木料要四处找，盖顶的石板要去石场打，父亲为生产队放羊没时间来帮忙，我们孩子们都还小，打草还多少能帮个手，找木料背石头母亲不放心，况且几个姐姐都上学，只有放学后的一点时间，所以建圈养猪的事全靠母亲一人做。猪圈做成后，母亲害了一场大病，睡过四五天，就又开始忙活了。母亲在新建的圈里另喂了两头猪，这事招来别人的非议，说母亲占公家便宜，肯定是用集体的粮食喂自己的猪，其实那点粮食是有限的，喂生产队的二三十头猪就垫不起牙，哪还有多余的养自家的私猪呢。别人有议论，母亲不说什么，只是起早贪黑的做，下地采草，上山捋榆树杏树叶，一背一背的往回背，一筐一筐的往回提，常常见她两把绿手站在猪圈前看猪吃食，满面的笑色。那些猪吃的欢实，长得肥壮，倒是我家的猪并不见得比生产队的好。秋收结束，生产队要赶猪去完任务，母亲站在离去队伍后面掉眼泪。她是看着那些猪长大肥壮的，自然不舍。等到生产队送任务猪的人回来后，母亲叫来队长，指着自家圈里那头较大的猪对队长说，那头是我为队里喂的，杀了各家分点吧，另外那头我卖了给孩子们做件衣裳。队长就愣在当地了，别的社员也知道了这消息，曾经议论是非的那些人呲牙裂嘴的表示尴尬。最终大家也就接受了这建议，心里感激之后秘密的杀了猪分了肉。在今天看来，吃顿猪肉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那时，过年买点肉都是要有票的，最多一家也就三两斤，少的甚至要用两来衡计，所以买肉时即使差一两半两都很计较，私自杀猪吃肉那是根本不允许的，好象当时有很严的法律一样。母亲送给队里的猪算作好饲养员的奖励，是她付出了额外劳动换来的，并不违反当时的规定，但也须秘密进行，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没人愿意惹事上身。母亲的努力使我村的社员们就比别的生产队多了一段时间的好伙食，不但过年菜里多了些须肉，连正月的饺子也能做成带肉馅的。这也使母亲受到村民的尊重，她不需要社员们什么回报，只希望大家都过得好点，她的心在任何人跟前都是最公的。至于剩下的那头猪，母亲会卖掉，那时不允许私自交易，都是卖给公社了，价钱很便宜。我家孩子多，各种用度也多于别家，虽然母亲的辛劳能喂得肥猪，确实是吃不起，但是终归我们姐妹可以比别家的孩子多一件花色衣服，也就抵消了没有美食的遗憾。接着的另一年，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辛劳，再不会有人怀疑她的私心，所以母亲劳动的愉快也多了，似乎她从不知道疲倦一样。
母亲的勤劳不光在她为集体的无私，还有在家的操劳。很多个夜晚，在我从梦中朦胧睁眼的时候，看到她还在煤油灯下做活，到底她做些什么，现在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多的时候是在为儿女们缝补，或者是驱赶着饥饿的蚊子还儿女们一个好觉，也许是她就愿意静静看孩子们熟睡的样子，她是个忙不完的人。母亲也因此熬坏了身子，落下了不少病，虽然现在也想了些办法看过不少回医生，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她的病根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
母亲的勤劳多少影响了我们这些儿女，我的姐妹们都是农家做活的能手，没有一个因为懒而受人指责，尤其是我的五姐，家里家外全靠她打拼操磨，偏她的丈夫是个懒散人，基本算是游手好闲，在现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他宁愿破衣烂衫也不想出去做活。但母亲从不在人前说道五女婿的不是，只在和我们这些家人说话时略略的提一提，这是母亲的好脾性决定的。我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勤劳做事的法则，但对于她的容忍的脾性却是如何都学不来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和人争过嘴，更别说吵嚷打闹的现象了。做学生的时候我以为是自己太年轻，压不住火，每逢事有不公就难免火性大作，所以闲了的时候就问母亲说你老人家年轻时也没脾气吗？母亲笑着说去问你爸爸吧，他应该最清楚。爸爸说母亲这辈子只和人吵过一回，但也算不上真吵嘴。
事情是因我的三姐引起的，我家邻居的李姓老婆婆在喂鸡时发现我家一只鸡混进她的鸡群里了，就用棍子赶，结果失手将鸡打死了，她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别的原因将这事隐藏了。我的三姐是个细心人，而且那只鸡关系到她上学的学费问题，一只母鸡春夏秋三季下的蛋总有一百多颗能卖近十块钱，而她一学期的所有费用大体也就是二十块钱左右。在她细心追寻下，从另一邻居那知道了事情原委，就去责问李家老婆婆，她自然是不肯认，三姐叫了知情的邻居来对质，那老婆婆臊了，就开嘴骂三姐，我三姐也不是个受人的人，和她对骂。老婆婆觉得被个娃娃辱骂失了面子，跑去村对面的红石崖，长嚎着说她不活了，要跳崖。大人们都上山做活了，留下的老老小小不经事，没人敢担干系，好在那老婆婆也没勇气真跳下去，只使力的干嚎叫，惊得村里大小的鸡狗跟她一起叫。母亲从地里回来知道了情况，没有责骂三姐，就爬上山崖劝拉李家老婆婆，但是那老婆婆身体肥大，加之母亲刚干完活，累得也没什么力气，怎么都拉不动。最后母亲说老婶子，该做的我都做了，娃娃有不对，你该给大人说让我们管教，再说你就全是对的？跟个小娃娃见高低，你也不是聪明人，既然你觉得受不了气了想死，我也管不了了，不是我把你拉上山也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死了咱再了吧，母亲说完就下了山。那老婆婆继续嚎了半天也没人理，天快黑的时候自己悄悄蹴回了家。
这是母亲唯一和别人发生的纷争，后来我也问她不怕那老婆婆真跳下去吗？母亲说她要真跳早跳了，她没那个胆子。母亲的好脾性不光是在外人跟前，家里也一样。俗话说居家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但在我母亲，一辈子还真就没碰过，这实在算得是个奇迹，她不但和别人零摩擦，就是和我父亲，也没见吵过嘴。我是个脾性不好的，但凡有不公的地方就气愤难当，所以很想知道母亲处世的秘诀，她只笑笑告诉我，宽人就是宽自己，让人就是让自己，也许这是世间最朴素的道理，我却学不来。虽然自己已被社会磨砺了棱角不那么犀利了，虽然已不至于因为些不平和他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容不下阴暗，常常被一些看来不相干的事气到吃不香睡不着。曾经因为知道了某个贪官的恶行又觉得无处诉说就被气得想要杀人了，及至事过后自己觉得很好笑，这大概算得是杞人忧天的另一解了吧。
母亲的好脾性也是有原则的，在教育子女上决不拖泥带水装糊涂。姐姐们都很乖静，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被母亲呵斥过，但我就不同了。我小时候算比较淘气，这是一般男孩子的特点。有一次，我看邻居小朋友的自制玩具不错，就跟他要来玩，玩着玩着还不想放手了，正是叫做ài不释手。那小朋友见我不还，竟然滚地哇哇大哭，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也太没出息，你看我脸上写了无赖字样了吗？玩好了自然会还你。他的妈妈来了，边拉自己孩子边嘴里嘟囔，我是个犟脾气，还就想看看这小朋友到底要怎样。母亲听到哭声赶出来，问明原因，没等我说话就倒提起地上的扫帚直奔我来，我是第一次见这般阵势，醒悟后拔腿就飞，飞过半里路才敢回头，兀自见母亲提着扫帚站在硷畔上指点江山骂小儿。那个下午，我就在流浪中度过，心里是无比的矛盾和复杂。开始是痛恨，痛恨那没出息的孩子，要不是他满地打滚我也不至于落荒而逃，后来多的是后悔，若知道拿人玩具要付出如此的代价，那我宁愿寂寞点也不招这腥膻，再后来是羞惭，遭遇了如此尴尬的局面，我该怎样厚着脸皮回家呢？我是第一次见识母亲威严的一面，想不出一个回家的妥善方法完全正常。
暮色笼罩村头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来呼唤我的名字，那时我早饿的饥肠辘辘，也就不必装什么腔做什么势，悄悄跟在她后面回了家，心里的忐忑如兔子饮水，惊忧不定。但母亲早已忘记生气，或者已忘记曾发生过的事。在我回家的时候，仍然忙活她的营生，晚间我睡去的时候，仍然来拉严实我掀开的被角。那时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也许母亲是因为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去生别人的气吧，所以极少见她发脾气。
我的母亲也有令她不愉快的的记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镇不消说，就连农村也搞到草木皆兵人人自卫的程度了。我的二爷，也就是我父亲的二叔，他是个见过世面的，走南闯北，赶牲口贩过私盐，算是土改前的财主。其实他只是有个名号罢了，虽然贩运私盐的确赚了银子，但是他抽大烟，搞坏了身体不说，家里的一点积蓄也被消耗殆尽。他在红运时有着很强的个性，得罪过不少乡亲，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那时农民白天上山劳动，晚上搞政治学习，都是每天必修的课业。我的二爷在这非常时期仍然不肯改掉他的坏毛病，嘴上不饶人，于是有人就揭发了他，说他曾经吸大烟，还勾引了某某良家妇女，还是地富反坏右的一分子。本来这都是历史，成分问题早在土改时就被定过论的，至于勾引妇女，谁人可知，揭发者连那妇女任何情况都说不上，但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就一定要有揪斗对象，村里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他既有黑历史，又得罪了人，被拉上台很自然。农民们当时都有一种想法：推出别人，安全自己，朴实真诚在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大家都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有了替罪羊，自己才安全。一般讲如果有了某个揪斗对象，这人就要在一月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担任主角，每天的政治学习中大家都拿他开刀，别人站在台下当看客是良民是安全的。我的二爷被批斗，每晚登台亮相，被挂了牌子站在高脚的板凳上，低头认罪，腰角必须保持九十度以下，一站就是两三小时。如果某一天是大批斗日，类似现在农村五天一个集日，那么二爷就得站台六到八小时不定。
二爷从批斗场下来，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倒头就睡。我的二奶奶不是个聪明人，早年也被二爷的不良行为气过，见二爷被揪，并不同情，也不管他的死活。母亲知道情况，做了饭给二爷送过去。二爷是要面子的人，以前他得势时对我们这家人看不在眼里，讥讽嘲弄都有过，所以母亲知道叫他来家吃是没可能的，况且他已累如稀泥，难以动身。这事本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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