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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的，是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
尉缭论治军，尤重明赏罚。“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此一观点尚算得上堂堂正正。然而，尉缭对诛杀的作用过分夸大，致有“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之论，怎么看都有点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缭象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书中，为他的读者（现在或未来的将军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领形象。“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为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宋元丰中，颁行武学，《尉缭子》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实则，《尉缭子》不仅仅兵书而已，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其洞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多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其余的十七篇，则是在尉缭到了秦国之后，专门针对秦国和嬴政的需要而补写的。补写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传，姑且不论。
我们可以看到，补写部分都是军令。比较《孙子》等兵书来看，《尉缭子》中之所以会大量出现这种机械的、刚性的军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定单约稿。毫无疑问，这个约稿者便是嬴政。这些军令，当是后来尉缭在担任秦国国尉时，主持编撰并向全秦军上下颁布的军规定令，后一并收录入《尉缭子》书中。（注1。）
从《尉缭子》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尉缭的超常智慧，以及其对秦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让人费解的是，尉缭这样的高手，他的故国魏国为什么不能留而用之？待我们翻阅魏国的历史，却又不禁释然。把高手赶到别的国家，一向是魏国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战国七雄，魏国最强。遥想文侯当年，李悝变法了，强匡天下。威行四海，诸侯臣服。然而，前有商鞅，吴起，范睢，今又有尉缭，皆不世出之英才，只要魏国能留住其中一人，国运也许便会从此改写。可惜可叹的是，魏国却大方地将他们拱手让人，最终沦为鱼腩之国，也算是咎由自取了。（注2。）
注1：《尉缭子》中最早写就的十二篇，在尉缭入秦后，根据形势需要，应该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比如在將理篇里道，“今夫系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其田业，贾无不离其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其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当是针对秦国重狱任法的有感而发。治本篇云，“苍苍之天，莫知其极；霸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也可视做对日后嬴政统一六国、开始行天子之事的提前的理论准备。
注2：关于《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为伪书然而，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其中便有古书《尉缭子》，证实了《尉缭子》确为战国时代的著作。在出土文物的铁证面前，再权威的学者，也只能闭上他曾经颠倒黑白、广征博引的嘴。
至于文中所言，尉缭先写了十二篇，入秦后又补写了其余的十七篇等等所云，乃是曹三的一相情愿的想象，未必是真。但这想象，自认为也算是建立的合理的基础上，却也未必是假，反正是被我给扯圆了，呵呵。
之说的，是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
尉缭论治军，尤重明赏罚。“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此一观点尚算得上堂堂正正。然而，尉缭对诛杀的作用过分夸大，致有“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之论，怎么看都有点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缭象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书中，为他的读者（现在或未来的将军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领形象。“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为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宋元丰中，颁行武学，《尉缭子》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实则，《尉缭子》不仅仅兵书而已，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其洞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多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其余的十七篇，则是在尉缭到了秦国之后，专门针对秦国和嬴政的需要而补写的。补写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传，姑且不论。
我们可以看到，补写部分都是军令。比较《孙子》等兵书来看，《尉缭子》中之所以会大量出现这种机械的、刚性的军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定单约稿。毫无疑问，这个约稿者便是嬴政。这些军令，当是后来尉缭在担任秦国国尉时，主持编撰并向全秦军上下颁布的军规定令，后一并收录入《尉缭子》书中。（注1。）
从《尉缭子》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尉缭的超常智慧，以及其对秦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让人费解的是，尉缭这样的高手，他的故国魏国为什么不能留而用之？待我们翻阅魏国的历史，却又不禁释然。把高手赶到别的国家，一向是魏国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战国七雄，魏国最强。遥想文侯当年，李悝变法了，强匡天下。威行四海，诸侯臣服。然而，前有商鞅，吴起，范睢，今又有尉缭，皆不世出之英才，只要魏国能留住其中一人，国运也许便会从此改写。可惜可叹的是，魏国却大方地将他们拱手让人，最终沦为鱼腩之国，也算是咎由自取了。（注2。）
注1：《尉缭子》中最早写就的十二篇，在尉缭入秦后，根据形势需要，应该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比如在將理篇里道，“今夫系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其田业，贾无不离其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其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当是针对秦国重狱任法的有感而发。治本篇云，“苍苍之天，莫知其极；霸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也可视做对日后嬴政统一六国、开始行天子之事的提前的理论准备。
注2：关于《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为伪书然而，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其中便有古书《尉缭子》，证实了《尉缭子》确为战国时代的著作。在出土文物的铁证面前，再权威的学者，也只能闭上他曾经颠倒黑白、广征博引的嘴。
至于文中所言，尉缭先写了十二篇，入秦后又补写了其余的十七篇等等所云，乃是曹三的一相情愿的想象，未必是真。但这想象，自认为也算是建立的合理的基础上，却也未必是假，反正是被我给扯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