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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使死人复活。”别人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本来就能治疗偏瘫，现在我把治疗偏瘫的药加倍，就可以使死人复活了。”公孙绰并不懂得，有的事物本来就只能在小处起作用却不能在大处起作用，只能对局部起作用却不能对全局起作用。
相剑的人说；“白色是表示剑坚硬的，黄色是表示剑柔韧的，黄白相杂，就表示既坚硬又柔韧，就是好剑。”反驳的人说；“白色是表示剑不柔韧的，黄色是表示剑不坚硬的，黄白相杂，就表示既不坚硬又不柔韧。而且柔韧就会卷刃，坚硬就会折断，剑既易折又卷刃，怎幺能算利剑？”剑的实质没有变化，而有的认为好，有的认为不好，这是人为的议论造成的。所以，如果能凭耳聪目明来听取议论，那么胡乱议论的人就得住口；不能凭耳聪目明听取议论，就会连议论的人是尧是桀也分辨不清了。这正是忠臣对君主感到忧虑的地方，也是贤人被废弃不用的原因。符合道义的事，小做就得小福，大做就得犬福。灾祸则不是这样，稍有灾祸也不如没有好。射靶子的人希望射中的目标越小越好，射野兽的人则希望射中的野兽越大越好。事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怎么能够推知呢？
高阳应打算建造房舍，术匠答复说。“现在还不行。木料还湿，上面再加上泥，一定会被压弯。用湿术科盖房子，现时虽然很好，以后一定要倒坍。”高阳应说：“照你所说，房子恰恰不会倒坍。木料越干就会越结实有力，泥越干就会越轻，用越来越结实的东西承担越来越轻的东西，肯定不会倒坍。”木匠无言以对，只好奉命而行。房子刚落成时很好，后来果然倒坍了。高阳应是喜在小处明察，却不懂得大道理啊！
骥、骜、绿耳等良马背朝太阳向西奔跑，到了傍晚，太阳仍在它们的前方。眼睛本来就有看不到的东西，智慧本来就有弄不明白的道理，道术本来就有解释不了的地方。人们不知道一些事物的所以然，但它们确实就是这样。圣人就顺应自然创制制度，不在一时不懂的地方主观判断。
有度
贤明的君主坚持一定的准则听取议论，所以不犯错误。坚持一定的准则并依据它来听取议论，就不可以欺骗了，不可以疑惧了，不可以恐吓了，不可以取悦了。普通人的智慧，对于自己已经了解的不胡涂，对于自己还不了解的却是胡涂的。如果凭着这种智慧听取议论，就容易被别人欺骗了，就可以疑惧了，可以恐吓了，可以取悦了。这是了解得不清楚造成的。
有个客人问季子说：“根据什么知道舜有才能？”季子说：“尧本来已经治理好天下了，舜谈论治理天下符合尧的想法，因此知道他有才能。”客人问：“你虽然知道他有才能，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不会谋求私利呢？”季子说；“那些能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是通晓生命本性的人，应该是没有私心的了。”夏天不穿皮裘，并不是爱惜皮裘，而是因为温暖有余。冬天不用扇子，并不是爱惜扇子，而是因为寒凉有余。圣人不谋求私利，并不是爱惜财货，而是因为要节制自己。如能节制自己，贪心浊欲尚且能够抑止，又何况圣人呢？
许由辞让天下并不是勉强做出来的，而是因为对生命本性有所通晓。有所通晓，就会屏弃不义不洁之利了。孔丘墨翟的弟子门徒布满天下，他们都用仁义之道教导天下的人，但是他们的主张在哪个地方也得不到推行。教导他们的孔丘墨翟尚且不能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推行，又何况这些被教导的弟子？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仁义之道是外在的。用外在的仁义克服内在的私心，平民百姓尚且做不到，又何况君主！只要通晓生命本性，仁义之道自然就能得以推行了。
先王不能无所不知，他们坚守根本之道，就把天下万物治理好了。使人不能执守根本之道的原因，是外物的扰动。所以说，要弄通思想上的惑乱，解开心志上的纠结，去掉德行上的拖累，打通大道上的阻塞。高贵、富有、显荣，威严、声名、财利，这六种东西是惑乱思想的。容貌、举止、神情、辞理、意气，情意，这六种东西是缠绕心志的。嫌恶、爱恋、欣喜、愤怒、悲伤、欢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趋就、择取、含弃，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这四类东西不在心中扰动，思想就纯正了。纯正就会平静，平静就会清净明彻，清净明彻就会虚无，做到虚无就会无所不为了。
分职
先王使用不是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为君之道。君主这种人，居于清虚，执守素朴，看来没有什么智慧，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智慧。智慧回归到无所能的境地，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才能。能执守无所作为的原则，所以能使用众人的作为。这种无智、无能、无为，是君主所执守的。君主中的胡涂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硬凭自己有限的智慧逞聪明，硬凭自己有限的才能逞能干，硬凭自己有限的作为做事情。这是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又想不耳目闭塞；就是舜也办不到。
周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武王对于这五个人的职事一样也做不来，但世上都说取天下的是武王。武王取用不是他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通晓为君之道啊！通晓为君之道，就能让聪明的人谋划了，就能让勇武的人振奋了，就能让善于言辞的人议论了。
马，伯乐这种人相察它，造父这种人驾御它，贤明的君主乘坐马车，可以日行千里。没有相察和驾御的辛劳，却有一日千里的功效，这就是知道乘马之道了。譬如召请客人，饮酒酣畅之际，倡优歌舞弹唱。第二天，客人不拜酣使自己快乐的倡优，而拜酣主人，因为是主人命他们这样做的。先王建立功名与此相似，使用各位能人和贤人，在世上功名卓著，人们不把功名归干辅佐他的人，而归于君主，因为是君主使辅臣这样做的。这就象建造官室一定要任用巧匠一样.什幺缘故呢？回答是；工匠不巧，宫室就造不好。国家是极重要的东西，如果国家治理不好，所带来的危害岂止象官室建造不好那样呢！巧匠建造宫室的时候，划圆一定要用圆规，划方一定要用矩尺，取平直一定要用水准墨线。事情完成以后，主人不知圆规、矩尺和水准墨线，只是赏埸巧匠。官室造好以后，人们不知巧匠，而都说：“造得好，这是某某君主、某某帝王的官室。”这个道理是不可不体察的。
君主中不通晓为君之道的人则不是这样。自己去做做不了，任用贤者又对他们不放心，跟不肖的人议论他们。这是功名所以毁败、国家所以倾危的原因。
枣子是酸枣树结的，皮裘是狐皮做的。而人们吃酸枣树结的枣子，穿狐皮做的皮裘，先王当然也要把不是自身所有的当作自己所有来使用。商汤、周武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占有了夏商的百姓，完全占有了夏商的土地，完全占有了复商的财富。他们凭惜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天下没有人敢惫害他们，他们利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没有人敢表示不悦；他们利用夏商的财富赏赐臣下，天下就都争相效力。没有耗费自己一点东西，可是天下都称颂他们大仁，称颂他们大义，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了使用不是自身所有东西的道理。
白公胜作乱，控制了楚国，舍不得把楚国仓库的财物分给别人。事发七天，石乞说：“祸患就要到了，舍不得分给别人就把它烧掉，不要让别人利用它来危害我们。”白公胜又舍不得这样做。到了第九天，叶公进入国都，就发放太府的材物给予民众，拿出高库的兵器分配给百姓，借以进攻白公。事发十九天白公就失败而死。国家不是自己所有的，却想占有它，可以说是贪婪到极点了。占有了国家，不能用来为别人谋利，又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可以说是愚蠢到极点了。给白公的吝啬打个比喻，就好象猫头鹰疼爱自己的子女最后反被子女吃掉一样。
卫灵公让民众在天冷时挖池，宛春劝谏说：“天冷时兴办工程，恐怕损害百姓。”曼公说：“天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裘，坐着熊皮席，屋角又有火灶，所以不觉得冷。如今百姓衣服破旧不得缝补，鞋子坏了不得编织，您是不冷了，百姓可冷呢！”灵公说：“你说得好。”就下令停止工程。侍从们劝谏说：“您下令挖池，不知道天冷，宛春却知道。因为宛春知道就下令停止工程，好处将归于宛春，而怨恨将归于您。”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只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我举用了他，百姓对他还没有什么了解。现在要让百姓通过这件事了解他。而且宛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一样，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灵公这样议论宛春，可算是懂得为君之道了。
做君主的人，本来就没有具体职责，而是要根据臣下的职位委派他们责任。事情做得好坏，由臣下负责，该赏该罚，由法律规定。君主何必亲自去做呢？只要规定臣下的职分就够了。这样，受赏的人就无须感激谁，被处死的人也无须怨恨谁，人人都反躬自省就够了。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明的做法。
处方
凡治国一定要先确定名分，使君臣父子夫妇名实相副。君臣父子夫妇六种人备居其位，那么地位低下的就不会超越礼法、地位尊贵的就不会随意而行了，晚辈就不会凶暴邪僻、长者就不会怠惰轻忽了。
金木功用各异，水火用途有别，阴阳性质不同，但它们作为对人们有用之物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差异是保证同一的，同一是危害差异的。同一和差异的区分，尊贵和卑贱的区别，长辈和晚辈的伦理，这是先王所慎重的，是国家太平或者混乱的关键。
而今射箭的人，仔细观察毫毛就会看不见墙壁；画画的人，仔细观察毛发就会忽略容貌。这说明要弄清根本。根本的东西不弄清，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凡是祸乱，一定先从身边产生而后延及远处，一定先从根本产生而后延及微未。国家太平也是如此。百里奚处在虞国而虞国灭亡，处在秦国而秦国称霸。向挚处在殷商而殷商覆灭，处在周国而周国称王。百里奚处在虞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不低下，向挚处在殷商的时候，他所掌管的典籍并不是不好。虞、商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治国之本。百里奚处在秦国的时侯，他的才智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向挚处在周国的时候，他的典籍并没有进一步完善。秦、周所以兴盛，是因为具有治国之本。所谓治国之本，说的就是确定名分啊！
齐王命令章子率兵同韩魏两国攻楚，楚命唐篾率乓应敌。两军对峙，六个月不交战。齐王命周最催促章子迅速开战，言辞非常峻切。章子回答周最说：“杀死我，罢免我，杀戮我的全族，这些齐王对我都可以做到，不可交战硬让交战，可以交战不让交战，这些，齐王在我这里办不到。”齐军与楚军隔沘水驻军对垒。章子派人察看河水可以横渡之处，楚军放箭，齐军的侦察兵无法靠近河边。有一个人在河边割草，告诉齐军侦察兵说；“河水的深浅很容易知道。凡是楚军防守严密的，都是水浅的地方；防守粗疏的，都是水深的地方。”齐军侦察兵让割草的人坐上车，和他一起来见章子。章子非常高兴，于是就乘着黑夜用精兵突袭楚军严密防守的地方，果然大胜，杀死了唐篾。章子可算是知道为将的职分了。
韩昭釐侯外出射猎，边马拉车盼皮带有一侧松了。昭釐侯在车上，对他的车夫说：“皮带不是有一侧松了吗？”车夫说：“是的。”到了猎场，车停了下来，昭釐侯去射鸟，他的车右把那侧松了的皮带重新拴紧，使它长短适宜。昭釐侯射猎结束以后，套好车回去。昭麓侯上了车，过了一会儿，说；“先前皮带有一侧松了，现在长短适宜，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车右从身后回答说；“刚才我把它拴合适了。”昭釐侯回到朝中，就此事责问车令，车令和车右都惶恐地离开住室请罪。所以，擅自行动、凭空猜测的做法，即使恰当，贤主也不照此而行。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擅自假托君命行事可使国家免于祸患，确定轻重可以象衡器那样准确，画方圆可以象用圆规矩尺那样标准，这种人精巧是很精巧，但是不值得效法。所谓法，是众人共同遵守的，是使贤与不肖都竭尽其力的。计谋想出来不能采用，事情做敞出来不能普遍推行，这是先王所舍弃的。
慎小
主上地位尊贵，臣下地位低贱。地位低贱就不能通过小事观察了解主上。地位尊贵就会骄恣，骄恣就会忽视小事，忽视小事，主上就没有途径了解臣下，臣下也没有途径了解主上。上下互相不了解，主上就会责怪臣下，臣下就会怨恨主上了。就人臣的常情来说，不能为自己所怨恨的君主尽忠竭力；就君主的常情来说，也不能喜爱自己所责怪的臣下。这是造成上下严重隔膜的原因。所以贤明的君主慎重对待小事，以表明自己的爱憎。
大堤中伏藏一只蝼蛄，就会引起水灾，冲毁城邑，淹死民众。烟囱里漏出一个火星，就会引起大火，焚毁宫室，烧掉积聚。将领下错一道命令，就会召致兵败身死。君主说错一句话，就会导致国破名辱，被后世讥笑。
卫献公约孙林父、宁殖吃饭。正巧有雁群落在苑囿，虞人把它报告给献公，献公就去苑囿射雁。孙林父、宁殖两个人等待国君，天色已晚，献公还不回来。回来以后，又连皮冠也不摘就与二人见礼。孙林父和宁殖很不高兴，就驱逐了献公，立公子甜为君。
卫庄公立为国君，打算驱逐石圃。有一次，他登上高台远望，看到了戎州，就问道；“这是做什么的？”侍从说：“这是戎州。”庄公说：“我和周天子同为姬姓，戎人怎么敢住在我的国家？”派人抢夺戎人的住宅，毁坏他们的州邑。这时恰好晋国攻卫，戎州人乘机跟石圃一起攻杀庄公，立公子起为君。这是由于对小事不谨慎造成的。人之常情都是如此，谁也不会被高山绊倒，却往往会被蚁封绊倒。
齐桓公做了国君，三年只说了三句话，天下就称颂他的贤德，群臣也都很高兴。这三句话是：去掉苑囿中吃肉的野兽，去掉宫廷中吃粮食的鸟雀，去掉用丝编织的兽网。
吴起治理西河，想向百姓表明自己的信用，就派人前一天在南门外树起一棵木柱，对全喊百姓下令说：“明天如果有人能把南门外的木柱扳倒，就让他做长大夫。”第二天直到天黑，也没有入去扳倒木柱。人们一起议论说；“这些话一定不是真的。”有一个人说：“我去把木柱扳倒试试，最多得不到赏赐罢了，有什么妨害？”这个人去扳倒了木柱，来禀告吴起。吴起亲自接见他，把他送出来，任他为长大夫。而后又在前一天立起木柱，象前一次一样又对全城百姓下了命令。全城人都围在南门争相去扳木柱，木柱埋得很深，谁也没有得到赏赐。从此以后，百姓相信了吴起的赏罚。赏罚取信于百姓，做什么做不成？岂止是用兵呢！
；“我能使死人复活。”别人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本来就能治疗偏瘫，现在我把治疗偏瘫的药加倍，就可以使死人复活了。”公孙绰并不懂得，有的事物本来就只能在小处起作用却不能在大处起作用，只能对局部起作用却不能对全局起作用。
相剑的人说；“白色是表示剑坚硬的，黄色是表示剑柔韧的，黄白相杂，就表示既坚硬又柔韧，就是好剑。”反驳的人说；“白色是表示剑不柔韧的，黄色是表示剑不坚硬的，黄白相杂，就表示既不坚硬又不柔韧。而且柔韧就会卷刃，坚硬就会折断，剑既易折又卷刃，怎幺能算利剑？”剑的实质没有变化，而有的认为好，有的认为不好，这是人为的议论造成的。所以，如果能凭耳聪目明来听取议论，那么胡乱议论的人就得住口；不能凭耳聪目明听取议论，就会连议论的人是尧是桀也分辨不清了。这正是忠臣对君主感到忧虑的地方，也是贤人被废弃不用的原因。符合道义的事，小做就得小福，大做就得犬福。灾祸则不是这样，稍有灾祸也不如没有好。射靶子的人希望射中的目标越小越好，射野兽的人则希望射中的野兽越大越好。事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怎么能够推知呢？
高阳应打算建造房舍，术匠答复说。“现在还不行。木料还湿，上面再加上泥，一定会被压弯。用湿术科盖房子，现时虽然很好，以后一定要倒坍。”高阳应说：“照你所说，房子恰恰不会倒坍。木料越干就会越结实有力，泥越干就会越轻，用越来越结实的东西承担越来越轻的东西，肯定不会倒坍。”木匠无言以对，只好奉命而行。房子刚落成时很好，后来果然倒坍了。高阳应是喜在小处明察，却不懂得大道理啊！
骥、骜、绿耳等良马背朝太阳向西奔跑，到了傍晚，太阳仍在它们的前方。眼睛本来就有看不到的东西，智慧本来就有弄不明白的道理，道术本来就有解释不了的地方。人们不知道一些事物的所以然，但它们确实就是这样。圣人就顺应自然创制制度，不在一时不懂的地方主观判断。
有度
贤明的君主坚持一定的准则听取议论，所以不犯错误。坚持一定的准则并依据它来听取议论，就不可以欺骗了，不可以疑惧了，不可以恐吓了，不可以取悦了。普通人的智慧，对于自己已经了解的不胡涂，对于自己还不了解的却是胡涂的。如果凭着这种智慧听取议论，就容易被别人欺骗了，就可以疑惧了，可以恐吓了，可以取悦了。这是了解得不清楚造成的。
有个客人问季子说：“根据什么知道舜有才能？”季子说：“尧本来已经治理好天下了，舜谈论治理天下符合尧的想法，因此知道他有才能。”客人问：“你虽然知道他有才能，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不会谋求私利呢？”季子说；“那些能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是通晓生命本性的人，应该是没有私心的了。”夏天不穿皮裘，并不是爱惜皮裘，而是因为温暖有余。冬天不用扇子，并不是爱惜扇子，而是因为寒凉有余。圣人不谋求私利，并不是爱惜财货，而是因为要节制自己。如能节制自己，贪心浊欲尚且能够抑止，又何况圣人呢？
许由辞让天下并不是勉强做出来的，而是因为对生命本性有所通晓。有所通晓，就会屏弃不义不洁之利了。孔丘墨翟的弟子门徒布满天下，他们都用仁义之道教导天下的人，但是他们的主张在哪个地方也得不到推行。教导他们的孔丘墨翟尚且不能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推行，又何况这些被教导的弟子？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仁义之道是外在的。用外在的仁义克服内在的私心，平民百姓尚且做不到，又何况君主！只要通晓生命本性，仁义之道自然就能得以推行了。
先王不能无所不知，他们坚守根本之道，就把天下万物治理好了。使人不能执守根本之道的原因，是外物的扰动。所以说，要弄通思想上的惑乱，解开心志上的纠结，去掉德行上的拖累，打通大道上的阻塞。高贵、富有、显荣，威严、声名、财利，这六种东西是惑乱思想的。容貌、举止、神情、辞理、意气，情意，这六种东西是缠绕心志的。嫌恶、爱恋、欣喜、愤怒、悲伤、欢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趋就、择取、含弃，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这四类东西不在心中扰动，思想就纯正了。纯正就会平静，平静就会清净明彻，清净明彻就会虚无，做到虚无就会无所不为了。
分职
先王使用不是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为君之道。君主这种人，居于清虚，执守素朴，看来没有什么智慧，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智慧。智慧回归到无所能的境地，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才能。能执守无所作为的原则，所以能使用众人的作为。这种无智、无能、无为，是君主所执守的。君主中的胡涂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硬凭自己有限的智慧逞聪明，硬凭自己有限的才能逞能干，硬凭自己有限的作为做事情。这是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又想不耳目闭塞；就是舜也办不到。
周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武王对于这五个人的职事一样也做不来，但世上都说取天下的是武王。武王取用不是他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通晓为君之道啊！通晓为君之道，就能让聪明的人谋划了，就能让勇武的人振奋了，就能让善于言辞的人议论了。
马，伯乐这种人相察它，造父这种人驾御它，贤明的君主乘坐马车，可以日行千里。没有相察和驾御的辛劳，却有一日千里的功效，这就是知道乘马之道了。譬如召请客人，饮酒酣畅之际，倡优歌舞弹唱。第二天，客人不拜酣使自己快乐的倡优，而拜酣主人，因为是主人命他们这样做的。先王建立功名与此相似，使用各位能人和贤人，在世上功名卓著，人们不把功名归干辅佐他的人，而归于君主，因为是君主使辅臣这样做的。这就象建造官室一定要任用巧匠一样.什幺缘故呢？回答是；工匠不巧，宫室就造不好。国家是极重要的东西，如果国家治理不好，所带来的危害岂止象官室建造不好那样呢！巧匠建造宫室的时候，划圆一定要用圆规，划方一定要用矩尺，取平直一定要用水准墨线。事情完成以后，主人不知圆规、矩尺和水准墨线，只是赏埸巧匠。官室造好以后，人们不知巧匠，而都说：“造得好，这是某某君主、某某帝王的官室。”这个道理是不可不体察的。
君主中不通晓为君之道的人则不是这样。自己去做做不了，任用贤者又对他们不放心，跟不肖的人议论他们。这是功名所以毁败、国家所以倾危的原因。
枣子是酸枣树结的，皮裘是狐皮做的。而人们吃酸枣树结的枣子，穿狐皮做的皮裘，先王当然也要把不是自身所有的当作自己所有来使用。商汤、周武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占有了夏商的百姓，完全占有了夏商的土地，完全占有了复商的财富。他们凭惜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天下没有人敢惫害他们，他们利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没有人敢表示不悦；他们利用夏商的财富赏赐臣下，天下就都争相效力。没有耗费自己一点东西，可是天下都称颂他们大仁，称颂他们大义，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了使用不是自身所有东西的道理。
白公胜作乱，控制了楚国，舍不得把楚国仓库的财物分给别人。事发七天，石乞说：“祸患就要到了，舍不得分给别人就把它烧掉，不要让别人利用它来危害我们。”白公胜又舍不得这样做。到了第九天，叶公进入国都，就发放太府的材物给予民众，拿出高库的兵器分配给百姓，借以进攻白公。事发十九天白公就失败而死。国家不是自己所有的，却想占有它，可以说是贪婪到极点了。占有了国家，不能用来为别人谋利，又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可以说是愚蠢到极点了。给白公的吝啬打个比喻，就好象猫头鹰疼爱自己的子女最后反被子女吃掉一样。
卫灵公让民众在天冷时挖池，宛春劝谏说：“天冷时兴办工程，恐怕损害百姓。”曼公说：“天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裘，坐着熊皮席，屋角又有火灶，所以不觉得冷。如今百姓衣服破旧不得缝补，鞋子坏了不得编织，您是不冷了，百姓可冷呢！”灵公说：“你说得好。”就下令停止工程。侍从们劝谏说：“您下令挖池，不知道天冷，宛春却知道。因为宛春知道就下令停止工程，好处将归于宛春，而怨恨将归于您。”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只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我举用了他，百姓对他还没有什么了解。现在要让百姓通过这件事了解他。而且宛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一样，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灵公这样议论宛春，可算是懂得为君之道了。
做君主的人，本来就没有具体职责，而是要根据臣下的职位委派他们责任。事情做得好坏，由臣下负责，该赏该罚，由法律规定。君主何必亲自去做呢？只要规定臣下的职分就够了。这样，受赏的人就无须感激谁，被处死的人也无须怨恨谁，人人都反躬自省就够了。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明的做法。
处方
凡治国一定要先确定名分，使君臣父子夫妇名实相副。君臣父子夫妇六种人备居其位，那么地位低下的就不会超越礼法、地位尊贵的就不会随意而行了，晚辈就不会凶暴邪僻、长者就不会怠惰轻忽了。
金木功用各异，水火用途有别，阴阳性质不同，但它们作为对人们有用之物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差异是保证同一的，同一是危害差异的。同一和差异的区分，尊贵和卑贱的区别，长辈和晚辈的伦理，这是先王所慎重的，是国家太平或者混乱的关键。
而今射箭的人，仔细观察毫毛就会看不见墙壁；画画的人，仔细观察毛发就会忽略容貌。这说明要弄清根本。根本的东西不弄清，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凡是祸乱，一定先从身边产生而后延及远处，一定先从根本产生而后延及微未。国家太平也是如此。百里奚处在虞国而虞国灭亡，处在秦国而秦国称霸。向挚处在殷商而殷商覆灭，处在周国而周国称王。百里奚处在虞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不低下，向挚处在殷商的时候，他所掌管的典籍并不是不好。虞、商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治国之本。百里奚处在秦国的时侯，他的才智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向挚处在周国的时候，他的典籍并没有进一步完善。秦、周所以兴盛，是因为具有治国之本。所谓治国之本，说的就是确定名分啊！
齐王命令章子率兵同韩魏两国攻楚，楚命唐篾率乓应敌。两军对峙，六个月不交战。齐王命周最催促章子迅速开战，言辞非常峻切。章子回答周最说：“杀死我，罢免我，杀戮我的全族，这些齐王对我都可以做到，不可交战硬让交战，可以交战不让交战，这些，齐王在我这里办不到。”齐军与楚军隔沘水驻军对垒。章子派人察看河水可以横渡之处，楚军放箭，齐军的侦察兵无法靠近河边。有一个人在河边割草，告诉齐军侦察兵说；“河水的深浅很容易知道。凡是楚军防守严密的，都是水浅的地方；防守粗疏的，都是水深的地方。”齐军侦察兵让割草的人坐上车，和他一起来见章子。章子非常高兴，于是就乘着黑夜用精兵突袭楚军严密防守的地方，果然大胜，杀死了唐篾。章子可算是知道为将的职分了。
韩昭釐侯外出射猎，边马拉车盼皮带有一侧松了。昭釐侯在车上，对他的车夫说：“皮带不是有一侧松了吗？”车夫说：“是的。”到了猎场，车停了下来，昭釐侯去射鸟，他的车右把那侧松了的皮带重新拴紧，使它长短适宜。昭釐侯射猎结束以后，套好车回去。昭麓侯上了车，过了一会儿，说；“先前皮带有一侧松了，现在长短适宜，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车右从身后回答说；“刚才我把它拴合适了。”昭釐侯回到朝中，就此事责问车令，车令和车右都惶恐地离开住室请罪。所以，擅自行动、凭空猜测的做法，即使恰当，贤主也不照此而行。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擅自假托君命行事可使国家免于祸患，确定轻重可以象衡器那样准确，画方圆可以象用圆规矩尺那样标准，这种人精巧是很精巧，但是不值得效法。所谓法，是众人共同遵守的，是使贤与不肖都竭尽其力的。计谋想出来不能采用，事情做敞出来不能普遍推行，这是先王所舍弃的。
慎小
主上地位尊贵，臣下地位低贱。地位低贱就不能通过小事观察了解主上。地位尊贵就会骄恣，骄恣就会忽视小事，忽视小事，主上就没有途径了解臣下，臣下也没有途径了解主上。上下互相不了解，主上就会责怪臣下，臣下就会怨恨主上了。就人臣的常情来说，不能为自己所怨恨的君主尽忠竭力；就君主的常情来说，也不能喜爱自己所责怪的臣下。这是造成上下严重隔膜的原因。所以贤明的君主慎重对待小事，以表明自己的爱憎。
大堤中伏藏一只蝼蛄，就会引起水灾，冲毁城邑，淹死民众。烟囱里漏出一个火星，就会引起大火，焚毁宫室，烧掉积聚。将领下错一道命令，就会召致兵败身死。君主说错一句话，就会导致国破名辱，被后世讥笑。
卫献公约孙林父、宁殖吃饭。正巧有雁群落在苑囿，虞人把它报告给献公，献公就去苑囿射雁。孙林父、宁殖两个人等待国君，天色已晚，献公还不回来。回来以后，又连皮冠也不摘就与二人见礼。孙林父和宁殖很不高兴，就驱逐了献公，立公子甜为君。
卫庄公立为国君，打算驱逐石圃。有一次，他登上高台远望，看到了戎州，就问道；“这是做什么的？”侍从说：“这是戎州。”庄公说：“我和周天子同为姬姓，戎人怎么敢住在我的国家？”派人抢夺戎人的住宅，毁坏他们的州邑。这时恰好晋国攻卫，戎州人乘机跟石圃一起攻杀庄公，立公子起为君。这是由于对小事不谨慎造成的。人之常情都是如此，谁也不会被高山绊倒，却往往会被蚁封绊倒。
齐桓公做了国君，三年只说了三句话，天下就称颂他的贤德，群臣也都很高兴。这三句话是：去掉苑囿中吃肉的野兽，去掉宫廷中吃粮食的鸟雀，去掉用丝编织的兽网。
吴起治理西河，想向百姓表明自己的信用，就派人前一天在南门外树起一棵木柱，对全喊百姓下令说：“明天如果有人能把南门外的木柱扳倒，就让他做长大夫。”第二天直到天黑，也没有入去扳倒木柱。人们一起议论说；“这些话一定不是真的。”有一个人说：“我去把木柱扳倒试试，最多得不到赏赐罢了，有什么妨害？”这个人去扳倒了木柱，来禀告吴起。吴起亲自接见他，把他送出来，任他为长大夫。而后又在前一天立起木柱，象前一次一样又对全城百姓下了命令。全城人都围在南门争相去扳木柱，木柱埋得很深，谁也没有得到赏赐。从此以后，百姓相信了吴起的赏罚。赏罚取信于百姓，做什么做不成？岂止是用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