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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人们无法忘记的。我不断地抚摸他的额头，翻开他那双神志糊涂的眼睛，让光线进入他的眼睛里，迫使他活下来。任何一个动作都有伤风化。我还拉扯着他，妈妈已经放弃了他，仿佛她从来没有拥有过他一样。他的跌倒向我们展示人们如何将救命搁置一旁，毫不顾忌地冷若冰霜。我和妈妈马上被撇下了。然后，大夫来了。他将爸爸放在长沙发上，问道：
老先生在哪儿？
我爷爷在他乡下弟弟那里，我说，那里没有电话，邮差也只是一星期来一次。我爷爷要到后天才过来。
大夫在一张表格上写下了“脑溢血”的字样，盖章签字后走了。他在门口说道：
这怎么理解呢，您丈夫身体很好，但他的脑子就像一盏白炽灯一样熄灭了。
那一杯水，是大夫要的，没有喝，放在桌子上，在冒气泡。跌倒的时候，爸爸拉住了椅子，扶手倒在了地上，座椅套上了椅套，那是一种红中带灰的锯齿形图案。妈妈将那杯水带到厨房间，踮起脚尖走路，越过肩头朝长沙发看去，仿佛她的丈夫在睡午觉似的。她没有泼出一滴水来。杯子放下来时，厨房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噪音。然后她回到了房间里，坐在刚才放着杯子的那张桌旁。这时候，在这个房间里，两个人不怎么灵活，一个人已经死去。这三个人自欺欺人了好长时间，他们用“我们”谈论自己，他们对一只喝水的杯子、一把椅子或者庭院里的一棵树说“我们的”
自此以后，我在大街上遇到过爸爸，感觉就像当时在长沙发上那样陌生。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他来，在墓地前也是。“运输”这个词在国内所有的汽车上都能看得到。在所有的汽车上，台阶是弯曲的，挡泥板是锈迹斑斑的，车顶上布满了细如粉末的灰尘，这些汽车连续行驶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当我注视那些行人的时候，玻璃窗后面那些空荡荡的座椅扶手马上成了行人。那些雀斑也同样紧贴在这辆巴士车的挡风玻璃上，正如爸爸对那些炸裂的晒成红色和黄色的昆虫所说的那样。那些女人穿着白色袜子和刺绣鞋子，那些男人板着脸孔、手持拐杖，他们都是莉莉的亲戚。她的父亲来自丘陵地区的一个山谷，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这个时候那里李子树湛蓝湛蓝的，枝丫低垂着。司机必须等到莉莉被埋到地里。倘若墓地猫们关心莉莉的灵魂，他必须深更半夜带着他那些满脸倦容的农民开车到李子树那里去。
当我上了女中，且住在那座小城我父母家里时，我喜欢晚上和我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车里开最后一圈到停车库去。在半明半暗的大街上我们不用说什么话，汽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座椅、车门、把手、台阶，一切都松动了，但汽车还是没有摔碎。在多次旅行之后，爸爸每天晚上拧紧最至关紧要的螺丝，再去修理马达，为第二天出车做准备。到了最后一圈，他在拐角的地方鸣响喇叭的嘟嘟声，在红灯的时候穿越十字路口。每当碰到很仓促的场面，卡车在回避时灯光出现得太近，我们就会哈哈大笑起来。到了停车库，他让我在铁门口下车。我回家，他开车到停车场，还有事要做，过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家。
有一天晚上，回家经过林荫大道，一只苍蝇飞到我的眼睛里。我在路灯下停住脚步，将眼皮翻下来，在睫毛边上抓住了苍蝇。然后我擤了下鼻涕。我爷爷从劳改营里学会了这个方法。我做得很到位，一擤鼻涕，苍蝇黏附在眼角处，我把苍蝇擦掉了。眼角在流泪，我需要手绢。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手提包掉在汽车里了。爸爸的脑子里只有他的马达，他没有看到我的手提包。我掉转头去。
我从一侧向停车场走去，尽管对这儿的场地了然于胸，但摸黑就不行了。因此，我朝大楼方向走去，那儿阳台的楼梯旁边有一盏电灯亮着，是带花饰的有灯罩的那种。我很快就找到了那辆汽车，前轮旁边的草坪上放着两只空柳篮。副驾驶座上有一根辫子在晃动。然后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和一只脖子。我的爸爸在亲吻那只脖子，女人坐在他身上。她抬起头来，如同要把脖子伸到车顶上去似的。她的背弓成了枝条。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她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我上女中的最后三年，她在集市上卖菜。她的辫子来回敲击着，直至爸爸将她的嘴压到他的嘴上。我真想一阵风一样溜走，可同时又想看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一群蚊子像一块有洞眼的布，在那盏有灯罩的电灯周围旋转不停。那棵白杨树，当高耸至屋顶边缘时，它是一棵树；而在屋檐水槽将灯光截断的屋顶边缘上面，它就像是一座黑色钟楼，在晃动并发出沙沙作响声。可是蟋蟀的声音更大，从草地一直到空中，以至于我只看到爸爸在张开嘴巴，可就是听不到声音。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儿的，这种罪恶将持续多久。我想准时回家，在恰如其分的时间内先于他赶回家中。在大楼后面的篱笆里有一个洞眼，这是一条捷径。
大街上，林荫大道边的楼房隐没在灯火中。粗大的树干用石灰粉刷过，在微光中摇曳不停，我不用马上就走吧。在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之后，我却在树林之间害怕起黑夜来了。此外，我知道的是，在显眼的白天，在墓地的儿童区，那些白色墓碑在太阳下，和那些被粉刷过的树干夜里在月光下，同样摇曳不停。因为面包厂后面的墓地里躺着那个制作泥土蛇的男孩。如果那些狗正处在发情期，不适合孩子们在外面闲逛，那么他的墓碑和夜里的林荫大道一样会烂醉如泥。他周围的那些墓碑在摇摆着，尤其是墓碑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孩子嘴里含着橡皮xx头，手里拿着布质动物玩具。这个拥有最大墓碑的男孩坐在雪人的脖子上。
在我出世前，我父母亲有过一个儿子，他笑起来身上发青。他算不上真正的儿子，受洗前就去世了。两年后，我父母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他的坟墓。直到我八岁那一年，在有轨电车上，一个膝盖擦破了的男孩坐在我们前面，我妈妈在我耳旁低语道：
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
那个男孩嘴里含着一块鸭子糖，那块糖在他的嘴里含进含出。那些房子在玻璃窗后面走了样地向前。我，取代了我哥，坐在有轨电车我母亲旁边一张滚烫的绿颜色木凳上。
的，也是人们无法忘记的。我不断地抚摸他的额头，翻开他那双神志糊涂的眼睛，让光线进入他的眼睛里，迫使他活下来。任何一个动作都有伤风化。我还拉扯着他，妈妈已经放弃了他，仿佛她从来没有拥有过他一样。他的跌倒向我们展示人们如何将救命搁置一旁，毫不顾忌地冷若冰霜。我和妈妈马上被撇下了。然后，大夫来了。他将爸爸放在长沙发上，问道：
老先生在哪儿？
我爷爷在他乡下弟弟那里，我说，那里没有电话，邮差也只是一星期来一次。我爷爷要到后天才过来。
大夫在一张表格上写下了“脑溢血”的字样，盖章签字后走了。他在门口说道：
这怎么理解呢，您丈夫身体很好，但他的脑子就像一盏白炽灯一样熄灭了。
那一杯水，是大夫要的，没有喝，放在桌子上，在冒气泡。跌倒的时候，爸爸拉住了椅子，扶手倒在了地上，座椅套上了椅套，那是一种红中带灰的锯齿形图案。妈妈将那杯水带到厨房间，踮起脚尖走路，越过肩头朝长沙发看去，仿佛她的丈夫在睡午觉似的。她没有泼出一滴水来。杯子放下来时，厨房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噪音。然后她回到了房间里，坐在刚才放着杯子的那张桌旁。这时候，在这个房间里，两个人不怎么灵活，一个人已经死去。这三个人自欺欺人了好长时间，他们用“我们”谈论自己，他们对一只喝水的杯子、一把椅子或者庭院里的一棵树说“我们的”
自此以后，我在大街上遇到过爸爸，感觉就像当时在长沙发上那样陌生。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他来，在墓地前也是。“运输”这个词在国内所有的汽车上都能看得到。在所有的汽车上，台阶是弯曲的，挡泥板是锈迹斑斑的，车顶上布满了细如粉末的灰尘，这些汽车连续行驶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当我注视那些行人的时候，玻璃窗后面那些空荡荡的座椅扶手马上成了行人。那些雀斑也同样紧贴在这辆巴士车的挡风玻璃上，正如爸爸对那些炸裂的晒成红色和黄色的昆虫所说的那样。那些女人穿着白色袜子和刺绣鞋子，那些男人板着脸孔、手持拐杖，他们都是莉莉的亲戚。她的父亲来自丘陵地区的一个山谷，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这个时候那里李子树湛蓝湛蓝的，枝丫低垂着。司机必须等到莉莉被埋到地里。倘若墓地猫们关心莉莉的灵魂，他必须深更半夜带着他那些满脸倦容的农民开车到李子树那里去。
当我上了女中，且住在那座小城我父母家里时，我喜欢晚上和我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车里开最后一圈到停车库去。在半明半暗的大街上我们不用说什么话，汽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座椅、车门、把手、台阶，一切都松动了，但汽车还是没有摔碎。在多次旅行之后，爸爸每天晚上拧紧最至关紧要的螺丝，再去修理马达，为第二天出车做准备。到了最后一圈，他在拐角的地方鸣响喇叭的嘟嘟声，在红灯的时候穿越十字路口。每当碰到很仓促的场面，卡车在回避时灯光出现得太近，我们就会哈哈大笑起来。到了停车库，他让我在铁门口下车。我回家，他开车到停车场，还有事要做，过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家。
有一天晚上，回家经过林荫大道，一只苍蝇飞到我的眼睛里。我在路灯下停住脚步，将眼皮翻下来，在睫毛边上抓住了苍蝇。然后我擤了下鼻涕。我爷爷从劳改营里学会了这个方法。我做得很到位，一擤鼻涕，苍蝇黏附在眼角处，我把苍蝇擦掉了。眼角在流泪，我需要手绢。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手提包掉在汽车里了。爸爸的脑子里只有他的马达，他没有看到我的手提包。我掉转头去。
我从一侧向停车场走去，尽管对这儿的场地了然于胸，但摸黑就不行了。因此，我朝大楼方向走去，那儿阳台的楼梯旁边有一盏电灯亮着，是带花饰的有灯罩的那种。我很快就找到了那辆汽车，前轮旁边的草坪上放着两只空柳篮。副驾驶座上有一根辫子在晃动。然后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和一只脖子。我的爸爸在亲吻那只脖子，女人坐在他身上。她抬起头来，如同要把脖子伸到车顶上去似的。她的背弓成了枝条。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她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我上女中的最后三年，她在集市上卖菜。她的辫子来回敲击着，直至爸爸将她的嘴压到他的嘴上。我真想一阵风一样溜走，可同时又想看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一群蚊子像一块有洞眼的布，在那盏有灯罩的电灯周围旋转不停。那棵白杨树，当高耸至屋顶边缘时，它是一棵树；而在屋檐水槽将灯光截断的屋顶边缘上面，它就像是一座黑色钟楼，在晃动并发出沙沙作响声。可是蟋蟀的声音更大，从草地一直到空中，以至于我只看到爸爸在张开嘴巴，可就是听不到声音。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儿的，这种罪恶将持续多久。我想准时回家，在恰如其分的时间内先于他赶回家中。在大楼后面的篱笆里有一个洞眼，这是一条捷径。
大街上，林荫大道边的楼房隐没在灯火中。粗大的树干用石灰粉刷过，在微光中摇曳不停，我不用马上就走吧。在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之后，我却在树林之间害怕起黑夜来了。此外，我知道的是，在显眼的白天，在墓地的儿童区，那些白色墓碑在太阳下，和那些被粉刷过的树干夜里在月光下，同样摇曳不停。因为面包厂后面的墓地里躺着那个制作泥土蛇的男孩。如果那些狗正处在发情期，不适合孩子们在外面闲逛，那么他的墓碑和夜里的林荫大道一样会烂醉如泥。他周围的那些墓碑在摇摆着，尤其是墓碑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孩子嘴里含着橡皮xx头，手里拿着布质动物玩具。这个拥有最大墓碑的男孩坐在雪人的脖子上。
在我出世前，我父母亲有过一个儿子，他笑起来身上发青。他算不上真正的儿子，受洗前就去世了。两年后，我父母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他的坟墓。直到我八岁那一年，在有轨电车上，一个膝盖擦破了的男孩坐在我们前面，我妈妈在我耳旁低语道：
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
那个男孩嘴里含着一块鸭子糖，那块糖在他的嘴里含进含出。那些房子在玻璃窗后面走了样地向前。我，取代了我哥，坐在有轨电车我母亲旁边一张滚烫的绿颜色木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