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五十四章 南柯一梦之步步为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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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参觐交代恢复原样——也就是说，暂停参觐和三年一参，又恢复到两年一参。
本来庆喜就很恼火，之前四国炮击下关后，盟友会津容保、亲兄弟两池田就要求“宽典”毛利家。
这次江户又出混招，居然这时试图恢复幕府的威望，难道四国炮击下关，这对幕府是啥涨脸面的事情啊！
再说了，征伐长州立威后，再恢复参觐交代，等几个月会死啊，非要在四国炮击下关后不到一个月就宣布此事，真让人无话可说。
真是“一时衣冠如雪，细看都是笨蛋”。
到了这般田地，自己也没多少可做的了。
之后，自家搅黄了将军家茂的亲征立威企图，并且将征伐长州的主帅，从将军家茂出身的纪州德川家主茂承，换成了盟友德川庆胜——庆胜是高须四兄弟之一，和“一会桑”的会津容保、桑名定敬是亲兄弟。
当年元治元年（1864年）十一月，征伐长州以宽典结束：
虽然毛利父子谢罪并接受了谨慎的处罚，长州还答应破弃山口城，而且三家老四参谋都切腹谢罪了，而八月十八日之变后逃往长州的攘夷五卿，他们也要移居受严惩。
这实际上，大战没有打起来，毛利家既没有减封又没有转迁，更没有分崩离析，可以说，完全是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实际损失其实不大。
当然，也不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了长州。
元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幕府在横滨与洋人签订了下关事件约定书，因为不肯立即开港下关或兵库，最终约定的赔款高达300万美元之多！
这么一大笔赔款，最终大头肯定还是要由罪魁祸首长州承担。
等西洋诸国正式批复了此约定后，总计近二百六十万万延小判金的数目，虽然是于十八个月分六次付清，相信长州绝不会好过。
不过这并不能让自己满意——
按庆喜的打算，肢解长州才是好结果。因为不管是分封盟友，还是借机在西国建立桥头堡，这都是难得的扩张机会。
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了。
果然，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征长大军十一月撤兵，结果十二月十五日就发生了功山寺之变，幕府扶持的长州恭顺派，很快被高杉春风等人带领的奇兵队打倒在地。
之后的庆应元年（1865年）三月，虽然长州继续对外恭顺，可暗地里却开始积极重整军备。
最让庆喜暴怒的是，之前下关事件善后中，洋人要求开港下关，居然就是之前高杉春风等对外主动提出的。
虽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千岁丸出访唐人松江后，九州、西国诸大名就开始偷偷展开密贸易。可长州如此放肆，明目张胆地勾结洋人开国，这不是反了天么！
于公，扶桑开埠以来的动荡世人皆知，长州这么做，是丧心病狂的吃里扒外。
于私，就算不得不继续开港，下关开港和兵库、大坂开港能一样么？这关税可是一笔大进项，庆喜组建“一会桑”控制了近畿，这好处岂能落入外人口中。
于是，庆应元年四月，自己挑动幕府再次发起征伐长州，而理由则是“暴徒再起”和“私自与外国交易”。
不过此时可不如第一次征伐长州时顺利了：
首先，朝廷、诸侯开始警惕幕府。
去年幕府宣布恢复参觐交代，在抵制之余，外样大名们开始警惕幕府威权再振，因此对再次征长都不积极。
而自文久三年（1863年）公武合体以来，朝廷虽然明面上恢复了不少权威，可实际上获得的好处却不多。
特别是公卿们，一直没有捞到实权，如今对原本的尊王首领庆喜也开始怀疑起来。
其次，开埠引发的扶桑动荡又开始恶化了。
元治元年（1864年）至今年的庆应元年（1865年），粮价又开始迅速上涨，而民间的一揆和米骚动又重新层出不穷。
对此，朝野各方将此归罪于幕府锁港不成和元治元年初开始执行的伦町改税约书。
本来各家经纶都不好，因此不愿意再助军役，而幕府有本事再征长州却无意约束洋商，也让朝野对此非议增多。
另外，以萨摩岛津家为首，一些在去年第一次征伐长州出过大力的诸侯，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也甚为不满，因此反对二次征长并拒绝出兵相助。
因此，尽管庆应元年四月，幕府和庆喜就挑起再征长州之议，可直到庆应元年九月才得到了再征长州的敕许——如今粮价高昂引发扶桑再次剧烈动荡，幕府不敢轻易舍弃公武合体的名头，因此只能苦求征长敕许。
而对自己（庆喜）来说，没有拿到敕许就征长也是不可接受的：
作为朝廷的“禁里御守卫总督”，得不到敕许，无疑是显示自己开始失势，这样如何能在朝廷、幕府及诸侯之间继续左右逢源？
而且当年七月，在诸国公使的逼迫下，幕府已经支付了第一批下关事件的赔偿。而因为长州对此无动于衷、百般抵赖，结果这笔五十万美元最后是由幕府垫付的。
如果处罚这样的恶行还得不到朝廷支持，幕府支持公武合体的意义何在？
而如果幕府没有敕许就征长，公武合体这一破裂的话，那“一会桑”得以控制近畿和左右时局的大义和根基何在？
可好不容易，等九月拿到再征长州的敕许后，幕府却无法启动二次征长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英人新任公使帕克斯的鼓动下，庆应元年（1865年）九月十七日，西洋四国联合战船队威逼摄海，做出一副谈不拢就要攻击大坂的姿态。
这个光景，如何能继续征长。
了的参觐交代恢复原样——也就是说，暂停参觐和三年一参，又恢复到两年一参。
本来庆喜就很恼火，之前四国炮击下关后，盟友会津容保、亲兄弟两池田就要求“宽典”毛利家。
这次江户又出混招，居然这时试图恢复幕府的威望，难道四国炮击下关，这对幕府是啥涨脸面的事情啊！
再说了，征伐长州立威后，再恢复参觐交代，等几个月会死啊，非要在四国炮击下关后不到一个月就宣布此事，真让人无话可说。
真是“一时衣冠如雪，细看都是笨蛋”。
到了这般田地，自己也没多少可做的了。
之后，自家搅黄了将军家茂的亲征立威企图，并且将征伐长州的主帅，从将军家茂出身的纪州德川家主茂承，换成了盟友德川庆胜——庆胜是高须四兄弟之一，和“一会桑”的会津容保、桑名定敬是亲兄弟。
当年元治元年（1864年）十一月，征伐长州以宽典结束：
虽然毛利父子谢罪并接受了谨慎的处罚，长州还答应破弃山口城，而且三家老四参谋都切腹谢罪了，而八月十八日之变后逃往长州的攘夷五卿，他们也要移居受严惩。
这实际上，大战没有打起来，毛利家既没有减封又没有转迁，更没有分崩离析，可以说，完全是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实际损失其实不大。
当然，也不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了长州。
元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幕府在横滨与洋人签订了下关事件约定书，因为不肯立即开港下关或兵库，最终约定的赔款高达300万美元之多！
这么一大笔赔款，最终大头肯定还是要由罪魁祸首长州承担。
等西洋诸国正式批复了此约定后，总计近二百六十万万延小判金的数目，虽然是于十八个月分六次付清，相信长州绝不会好过。
不过这并不能让自己满意——
按庆喜的打算，肢解长州才是好结果。因为不管是分封盟友，还是借机在西国建立桥头堡，这都是难得的扩张机会。
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了。
果然，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征长大军十一月撤兵，结果十二月十五日就发生了功山寺之变，幕府扶持的长州恭顺派，很快被高杉春风等人带领的奇兵队打倒在地。
之后的庆应元年（1865年）三月，虽然长州继续对外恭顺，可暗地里却开始积极重整军备。
最让庆喜暴怒的是，之前下关事件善后中，洋人要求开港下关，居然就是之前高杉春风等对外主动提出的。
虽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千岁丸出访唐人松江后，九州、西国诸大名就开始偷偷展开密贸易。可长州如此放肆，明目张胆地勾结洋人开国，这不是反了天么！
于公，扶桑开埠以来的动荡世人皆知，长州这么做，是丧心病狂的吃里扒外。
于私，就算不得不继续开港，下关开港和兵库、大坂开港能一样么？这关税可是一笔大进项，庆喜组建“一会桑”控制了近畿，这好处岂能落入外人口中。
于是，庆应元年四月，自己挑动幕府再次发起征伐长州，而理由则是“暴徒再起”和“私自与外国交易”。
不过此时可不如第一次征伐长州时顺利了：
首先，朝廷、诸侯开始警惕幕府。
去年幕府宣布恢复参觐交代，在抵制之余，外样大名们开始警惕幕府威权再振，因此对再次征长都不积极。
而自文久三年（1863年）公武合体以来，朝廷虽然明面上恢复了不少权威，可实际上获得的好处却不多。
特别是公卿们，一直没有捞到实权，如今对原本的尊王首领庆喜也开始怀疑起来。
其次，开埠引发的扶桑动荡又开始恶化了。
元治元年（1864年）至今年的庆应元年（1865年），粮价又开始迅速上涨，而民间的一揆和米骚动又重新层出不穷。
对此，朝野各方将此归罪于幕府锁港不成和元治元年初开始执行的伦町改税约书。
本来各家经纶都不好，因此不愿意再助军役，而幕府有本事再征长州却无意约束洋商，也让朝野对此非议增多。
另外，以萨摩岛津家为首，一些在去年第一次征伐长州出过大力的诸侯，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也甚为不满，因此反对二次征长并拒绝出兵相助。
因此，尽管庆应元年四月，幕府和庆喜就挑起再征长州之议，可直到庆应元年九月才得到了再征长州的敕许——如今粮价高昂引发扶桑再次剧烈动荡，幕府不敢轻易舍弃公武合体的名头，因此只能苦求征长敕许。
而对自己（庆喜）来说，没有拿到敕许就征长也是不可接受的：
作为朝廷的“禁里御守卫总督”，得不到敕许，无疑是显示自己开始失势，这样如何能在朝廷、幕府及诸侯之间继续左右逢源？
而且当年七月，在诸国公使的逼迫下，幕府已经支付了第一批下关事件的赔偿。而因为长州对此无动于衷、百般抵赖，结果这笔五十万美元最后是由幕府垫付的。
如果处罚这样的恶行还得不到朝廷支持，幕府支持公武合体的意义何在？
而如果幕府没有敕许就征长，公武合体这一破裂的话，那“一会桑”得以控制近畿和左右时局的大义和根基何在？
可好不容易，等九月拿到再征长州的敕许后，幕府却无法启动二次征长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英人新任公使帕克斯的鼓动下，庆应元年（1865年）九月十七日，西洋四国联合战船队威逼摄海，做出一副谈不拢就要攻击大坂的姿态。
这个光景，如何能继续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