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了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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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出现在京都,这是从琵芭湖西岸急行军到京都,还是早就埋伏好了,这些也不必深究。
反正呢,尽管长州丧心病狂以卵击石,虽说京都当时兵乱叵测难言,可结果却是一团和气:
到最后,近乎所有在京的势力都参与了打击长州,可怜长州两千人,战死的战死,被抓的被抓,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事后,“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松平定敬三人为朝廷大加褒奖。
而击溃长州主力选锋队的白主松平家,也荣耀异常——家主茂敏从不伦不类的“南桦太守”被提升为正四位下的“兵部卿”,而笔头家老堀直秀,也官复原职“安房守”。
之后在收拾残局的五月初,又有一条喜讯传来:
长州家主毛利庆亲“幡然悔悟”,在前侧用人吉田矩方、前佑笔麻田公辅、前大目付长井时庸、前前奇兵队总督高杉春风的“协助”下,以留守的奇兵队为骨干,开始尽除藩内的激进攘夷派。
至于落难长州的朝廷七公卿,尽管病死了一个,可中山忠光,在前一年天诛组之变事败不是偷偷跑到长州了么,于是这又凑成了七个,都被抓了,和毛利父子一起,乘船上洛请罪——是长州通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生野举兵的泽宣嘉,也偷偷溜回长州了。
说起这个,公卿、诸侯无不惊惧:
本以为四月“葵祭之变”后,长州和幕府还要做过一场。可没想到,长州居然就自己垮了。
这怎么可能呢?
长州神道昌盛,上下武力攘夷氛围浓厚,虽说精兵都拉出来参与“葵祭之变”,可破船还有三斤钉,考虑到吉田矩方等人之前又失势了,这翻盘也太容易了吧?
可后来等六月初毛利父子、七公卿在大坂上岸后,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护送的是萨摩、佐贺、筑前福冈三家的战船啊!
这下子真相大白,说不得毛利家这场变动,是岛津、锅岛、黑田三家在外发力
,吉田等人在内呼应,这出兵空虚又被内外夹击,难怪毛利家垮的这么快。
其实呢,这真是个误会,三家诸侯是派兵了,可主要原因还是毛利家在“葵祭之变”中败的太惨,这心气没了,加上吉田、麻田长井和高杉等人蓄谋已久,这才一战成功。
此时,因为“葵祭之变”的发生,将军家茂、六位国是参与及各家诸侯,全都留在京都未走。
这长州国主毛利父子加七公卿上洛请罪,大家商量着怎么论罪好了:
七公卿呢,因为被扣了传假敕旨的帽子,所以“葵祭之变”加以前的问题数罪并罚,免官、出家且流放北地虾夷。
相比他们而言,毛利父子的处罚就轻多了。
因为过去“被家臣蒙蔽”,后来又“幡然悔悟”,在将军家茂等人的坚持下,两人并未受到实际的责罚。
不过对此大家都没啥可说的,这不处罚可比处罚很多了:
如果处罚了,不管多少,这也算同甘共苦,日后未必没有翻转的希望;
可这不痛不痒的就是说了几句,毛利父子就坐蜡了——同盟的公卿没落好,奋战的家臣死的死、贬的贬,就你俩挑头的啥事没有。这长州内部怎么看、外人怎么看,以后如何取信于人啊!
至此,将军家茂上洛的大事完全解决,对外减税、暂停横滨锁港,被各方捏着鼻子忍了;三国炮击下关的变动,也因为长州自乱,这事也自动解决了。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底,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国是参与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尽数离开京都,留下“一会桑”稳定近畿。
“一会桑”嘛,指的是“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会津藩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松平定敬。
到了这时,扶桑政局已经明朗,过去的纷争终于被做了一个了断:
激进攘夷的长州彻底转向,武力攘夷的各家也偃旗息鼓,只有号召开国的幕府及其盟友大占上风。
至于幕府的“十年攘夷”计划,有减税和暂停横滨锁港的例子在前,那是否还进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按理说,扶桑攘夷风潮的高涨,来源于开埠后的物价沸腾——尤其是粮食,幕府这么明目张胆地延迟攘夷,那还不闹出大乱子来。
可实际上,乱子是有,但各家各地都没闹起来:
事后各方才发觉,就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前,幕府、白主、陆奥乃至越前、萨摩、佐贺、筑前福冈、土佐、宇和岛等各家背景的商船,开始大举运粮到各地。
这粮食一多,物价就被平抑,而民心也自然稳定。
可这么多的粮食怎么来的?
幕府对外宣称的是,箱馆打通了和米人的太平洋东部航线,北米粮食自然就源源不绝。
可这糊弄百姓、町人还成,诸侯对此都不予置信:
虽然米人因南北之战在扶桑的商人少了,可少了不等于没有啊!
打听过了,这北米是盛产小麦等,可这箱馆来的粮食,其中夹杂了大量稻米,这不是睁着眼骗人嘛。
考虑到幕府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曾派“健顺丸”访问中华松江,因此大家都觉得,这是幕府掩人耳目,其实这批粮食有来自中华的稻米。
可据各家扫探,和历六月西洋历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中华长发之乱初平,这中华百废俱兴,哪有大批粮食出口啊。
而且呢,运到北地箱馆不是运到九州、大坂,这样的航线也有蹊跷啊。
但不管怎样,手中有粮不慌,只要有源源不断地便宜粮食,幕府说这是北米的,那就北米好了。
扶桑政局的动荡,根源来自各方的忧虑,靠着能提供大量粮食,表现出解决时艰能力的幕府,顺利渡过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危局。
而经历了文久三年(1863年)至今的探索,小栗忠顺首倡的西洋式殖产兴业,也开始显露出了活力。
突然出现在京都,这是从琵芭湖西岸急行军到京都,还是早就埋伏好了,这些也不必深究。
反正呢,尽管长州丧心病狂以卵击石,虽说京都当时兵乱叵测难言,可结果却是一团和气:
到最后,近乎所有在京的势力都参与了打击长州,可怜长州两千人,战死的战死,被抓的被抓,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事后,“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松平定敬三人为朝廷大加褒奖。
而击溃长州主力选锋队的白主松平家,也荣耀异常——家主茂敏从不伦不类的“南桦太守”被提升为正四位下的“兵部卿”,而笔头家老堀直秀,也官复原职“安房守”。
之后在收拾残局的五月初,又有一条喜讯传来:
长州家主毛利庆亲“幡然悔悟”,在前侧用人吉田矩方、前佑笔麻田公辅、前大目付长井时庸、前前奇兵队总督高杉春风的“协助”下,以留守的奇兵队为骨干,开始尽除藩内的激进攘夷派。
至于落难长州的朝廷七公卿,尽管病死了一个,可中山忠光,在前一年天诛组之变事败不是偷偷跑到长州了么,于是这又凑成了七个,都被抓了,和毛利父子一起,乘船上洛请罪——是长州通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生野举兵的泽宣嘉,也偷偷溜回长州了。
说起这个,公卿、诸侯无不惊惧:
本以为四月“葵祭之变”后,长州和幕府还要做过一场。可没想到,长州居然就自己垮了。
这怎么可能呢?
长州神道昌盛,上下武力攘夷氛围浓厚,虽说精兵都拉出来参与“葵祭之变”,可破船还有三斤钉,考虑到吉田矩方等人之前又失势了,这翻盘也太容易了吧?
可后来等六月初毛利父子、七公卿在大坂上岸后,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护送的是萨摩、佐贺、筑前福冈三家的战船啊!
这下子真相大白,说不得毛利家这场变动,是岛津、锅岛、黑田三家在外发力
,吉田等人在内呼应,这出兵空虚又被内外夹击,难怪毛利家垮的这么快。
其实呢,这真是个误会,三家诸侯是派兵了,可主要原因还是毛利家在“葵祭之变”中败的太惨,这心气没了,加上吉田、麻田长井和高杉等人蓄谋已久,这才一战成功。
此时,因为“葵祭之变”的发生,将军家茂、六位国是参与及各家诸侯,全都留在京都未走。
这长州国主毛利父子加七公卿上洛请罪,大家商量着怎么论罪好了:
七公卿呢,因为被扣了传假敕旨的帽子,所以“葵祭之变”加以前的问题数罪并罚,免官、出家且流放北地虾夷。
相比他们而言,毛利父子的处罚就轻多了。
因为过去“被家臣蒙蔽”,后来又“幡然悔悟”,在将军家茂等人的坚持下,两人并未受到实际的责罚。
不过对此大家都没啥可说的,这不处罚可比处罚很多了:
如果处罚了,不管多少,这也算同甘共苦,日后未必没有翻转的希望;
可这不痛不痒的就是说了几句,毛利父子就坐蜡了——同盟的公卿没落好,奋战的家臣死的死、贬的贬,就你俩挑头的啥事没有。这长州内部怎么看、外人怎么看,以后如何取信于人啊!
至此,将军家茂上洛的大事完全解决,对外减税、暂停横滨锁港,被各方捏着鼻子忍了;三国炮击下关的变动,也因为长州自乱,这事也自动解决了。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底,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国是参与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尽数离开京都,留下“一会桑”稳定近畿。
“一会桑”嘛,指的是“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会津藩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松平定敬。
到了这时,扶桑政局已经明朗,过去的纷争终于被做了一个了断:
激进攘夷的长州彻底转向,武力攘夷的各家也偃旗息鼓,只有号召开国的幕府及其盟友大占上风。
至于幕府的“十年攘夷”计划,有减税和暂停横滨锁港的例子在前,那是否还进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按理说,扶桑攘夷风潮的高涨,来源于开埠后的物价沸腾——尤其是粮食,幕府这么明目张胆地延迟攘夷,那还不闹出大乱子来。
可实际上,乱子是有,但各家各地都没闹起来:
事后各方才发觉,就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前,幕府、白主、陆奥乃至越前、萨摩、佐贺、筑前福冈、土佐、宇和岛等各家背景的商船,开始大举运粮到各地。
这粮食一多,物价就被平抑,而民心也自然稳定。
可这么多的粮食怎么来的?
幕府对外宣称的是,箱馆打通了和米人的太平洋东部航线,北米粮食自然就源源不绝。
可这糊弄百姓、町人还成,诸侯对此都不予置信:
虽然米人因南北之战在扶桑的商人少了,可少了不等于没有啊!
打听过了,这北米是盛产小麦等,可这箱馆来的粮食,其中夹杂了大量稻米,这不是睁着眼骗人嘛。
考虑到幕府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曾派“健顺丸”访问中华松江,因此大家都觉得,这是幕府掩人耳目,其实这批粮食有来自中华的稻米。
可据各家扫探,和历六月西洋历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中华长发之乱初平,这中华百废俱兴,哪有大批粮食出口啊。
而且呢,运到北地箱馆不是运到九州、大坂,这样的航线也有蹊跷啊。
但不管怎样,手中有粮不慌,只要有源源不断地便宜粮食,幕府说这是北米的,那就北米好了。
扶桑政局的动荡,根源来自各方的忧虑,靠着能提供大量粮食,表现出解决时艰能力的幕府,顺利渡过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危局。
而经历了文久三年(1863年)至今的探索,小栗忠顺首倡的西洋式殖产兴业,也开始显露出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