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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都不要太过分，哦，我给你拿张报纸看看。你看，北方有个市委书记，三年就捞了五百多万，心太大了，这下可好了，判了十多年，财产也全没收了，弄得妻离子散，这有什么意思啊。”
“是啊。”
王书记直了直腰，说，“凭良心讲，上面对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已是够可以的了，正常的工资奖金总比别人要多，这还不说，吃、喝、住、行，还有医疗保健什么的，全部算起来，我们要比那些工人农民科学家强多少啊，我们是人，他们就不是人？我们究竟有多大能耐？难道我们有三头六臂？我们真比他们做的事多、吃的苦大、做的贡献多？”
“你说的也是。不过绝对的公平也是没有的，有的人是吃了点亏，有的人是占了点便宜，咱们不出头就行了，我只求过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日子就行了。”
安老师点了点头。
其实，王军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他清楚得很，从古至今，三十六行，不管干哪一行，都是为了过富裕一点的生活，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利”字，有了利才能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当然最好要是正当的利。就是正当的利，王军也曾认真考究过，应该说也是所谓的“官利”最大。古时的官“食禄”大官“食万户”；现在的官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官和民相比，就有着特殊的、优厚的待遇。比如，官至什么级别，就坐什么样的小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享受什么样的医疗待遇，拿什么样的岗位工资。做官员正常的利润都这么丰厚，怎么不让人趋之若鹜呢？况且现在的官大都有谁也说不清楚的“隐性收入”人们要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生存，或者说还想生成得好一点，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考虑这个“利”字。王军就是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一位，他得出的结论是，三十六行，唯有做官是最易获利、且获利最高的行当，因此他才敢于投资。也就是说，王军之所以敢于在这方面投资，正来自于他对官场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来自于他对混迹官场收回投资绰绰有余的信心和把握。但正如王军自己所说的，他其实还算不上是个贪官，或者说他正因为觉得做官最划得来，才相对比较谨慎，生怕被逐出这一利润最高的行业。但有时，他又会被如今这花花绿绿的世界迷惑得不能左右自己的言行。他也彷徨过，但纸醉金迷的妖艳味实在太浓了，可谓诱惑力十足，不知不觉就抗不住了。官场谁不一样？至少是在王军眼里，只要某人一当官，他吃的住的玩的马上就会与以往有着天壤之别，这明显与其因为当官所增加的正常收入有太大的差距，其实这是谁都看得到的，谁都不是傻瓜，谁都会算这笔账。他有时甚至还想，别人都这样，要是自己不这样，那自己就吃了亏，这个社会就亏欠了自己，似乎有种掉了钱或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的感觉。虽然无可奈何的百姓越来越宽容了，对“公仆”们的承受忍耐力越来越大了，但毕竟“君子爱财取得有道”的传统观念已深入人心，毕竟这样取财有背于人类正义、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侵害，王军内心里也常常自省自责。在老婆生病的那几天，躺在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王军曾几次推心至腹地对老婆说：“我们这些有点权力的人，只要稍稍动一下，就要抵一个普通人干多少年啊。就说这次，你生了点小病，我们一没向别人索贿，二没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别人做什么交易，我们便轻轻松松地收了好几万，而且这事就是说出去，也算不上犯法，顶多算个违纪吧。我的意思，这官只要当得长，干得久，也是一样的，比那些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最后却被噎死的人还划得来些。有的人太过分了，动不动一次就搞个几十上百万的，最后一旦翻船，什么也不是。”
安老师听说有人一次就能捞上百万，既震惊好奇，又有些莫明其妙的兴奋，禁不住睁大双眼问道：“他们是怎么弄的啊？”
王书记叹了口气，说：“你呀，当了这么多年政治经济学老师，这都不懂？你以为他们有多大能耐？还不是钻了一些管理体制上的空子。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公共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比如土地，项目呀，甚至还有官位，虽说是国家的，大家的，但总得要人去支配去处置吧？你说谁去支配谁去处置？总不能随便在哪个山沟沟里找个人吧？我们国家还是个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当然就得由掌握行政权的主要领导去支配去处置了。关键是这些资源都很短缺，都想要，分配给谁？按什么标准？就是有一些标准，有一些制度，但这些标准、制度不像尺子和秤是个死东西，都是活的软的，况且有些制度还不健全，还有不少漏洞，行政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再说，就是有好的标准好的制度，还有一个由谁去执行、怎么执行的问题。”
安老师点着头，显示自己的接受能力很强，说：“难怪呢，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市委书记帮一个所谓民营企业家从银行贷款两千万，一下子就捞了两百万的回扣，胆子太大了，最后银行贷出去的钱一分都收不回来。”
“哼，那人既然送了那么多钱出去，当时就没打算还这个贷款了。”
王书记说。
安老师听了又生出一些疑惑，谦虚地问道：“那些主要领导就没人管他？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什么事都不要太过分，哦，我给你拿张报纸看看。你看，北方有个市委书记，三年就捞了五百多万，心太大了，这下可好了，判了十多年，财产也全没收了，弄得妻离子散，这有什么意思啊。”
“是啊。”
王书记直了直腰，说，“凭良心讲，上面对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已是够可以的了，正常的工资奖金总比别人要多，这还不说，吃、喝、住、行，还有医疗保健什么的，全部算起来，我们要比那些工人农民科学家强多少啊，我们是人，他们就不是人？我们究竟有多大能耐？难道我们有三头六臂？我们真比他们做的事多、吃的苦大、做的贡献多？”
“你说的也是。不过绝对的公平也是没有的，有的人是吃了点亏，有的人是占了点便宜，咱们不出头就行了，我只求过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日子就行了。”
安老师点了点头。
其实，王军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他清楚得很，从古至今，三十六行，不管干哪一行，都是为了过富裕一点的生活，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利”字，有了利才能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当然最好要是正当的利。就是正当的利，王军也曾认真考究过，应该说也是所谓的“官利”最大。古时的官“食禄”大官“食万户”；现在的官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官和民相比，就有着特殊的、优厚的待遇。比如，官至什么级别，就坐什么样的小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享受什么样的医疗待遇，拿什么样的岗位工资。做官员正常的利润都这么丰厚，怎么不让人趋之若鹜呢？况且现在的官大都有谁也说不清楚的“隐性收入”人们要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生存，或者说还想生成得好一点，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考虑这个“利”字。王军就是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一位，他得出的结论是，三十六行，唯有做官是最易获利、且获利最高的行当，因此他才敢于投资。也就是说，王军之所以敢于在这方面投资，正来自于他对官场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来自于他对混迹官场收回投资绰绰有余的信心和把握。但正如王军自己所说的，他其实还算不上是个贪官，或者说他正因为觉得做官最划得来，才相对比较谨慎，生怕被逐出这一利润最高的行业。但有时，他又会被如今这花花绿绿的世界迷惑得不能左右自己的言行。他也彷徨过，但纸醉金迷的妖艳味实在太浓了，可谓诱惑力十足，不知不觉就抗不住了。官场谁不一样？至少是在王军眼里，只要某人一当官，他吃的住的玩的马上就会与以往有着天壤之别，这明显与其因为当官所增加的正常收入有太大的差距，其实这是谁都看得到的，谁都不是傻瓜，谁都会算这笔账。他有时甚至还想，别人都这样，要是自己不这样，那自己就吃了亏，这个社会就亏欠了自己，似乎有种掉了钱或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的感觉。虽然无可奈何的百姓越来越宽容了，对“公仆”们的承受忍耐力越来越大了，但毕竟“君子爱财取得有道”的传统观念已深入人心，毕竟这样取财有背于人类正义、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侵害，王军内心里也常常自省自责。在老婆生病的那几天，躺在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王军曾几次推心至腹地对老婆说：“我们这些有点权力的人，只要稍稍动一下，就要抵一个普通人干多少年啊。就说这次，你生了点小病，我们一没向别人索贿，二没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别人做什么交易，我们便轻轻松松地收了好几万，而且这事就是说出去，也算不上犯法，顶多算个违纪吧。我的意思，这官只要当得长，干得久，也是一样的，比那些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最后却被噎死的人还划得来些。有的人太过分了，动不动一次就搞个几十上百万的，最后一旦翻船，什么也不是。”
安老师听说有人一次就能捞上百万，既震惊好奇，又有些莫明其妙的兴奋，禁不住睁大双眼问道：“他们是怎么弄的啊？”
王书记叹了口气，说：“你呀，当了这么多年政治经济学老师，这都不懂？你以为他们有多大能耐？还不是钻了一些管理体制上的空子。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公共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比如土地，项目呀，甚至还有官位，虽说是国家的，大家的，但总得要人去支配去处置吧？你说谁去支配谁去处置？总不能随便在哪个山沟沟里找个人吧？我们国家还是个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当然就得由掌握行政权的主要领导去支配去处置了。关键是这些资源都很短缺，都想要，分配给谁？按什么标准？就是有一些标准，有一些制度，但这些标准、制度不像尺子和秤是个死东西，都是活的软的，况且有些制度还不健全，还有不少漏洞，行政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再说，就是有好的标准好的制度，还有一个由谁去执行、怎么执行的问题。”
安老师点着头，显示自己的接受能力很强，说：“难怪呢，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市委书记帮一个所谓民营企业家从银行贷款两千万，一下子就捞了两百万的回扣，胆子太大了，最后银行贷出去的钱一分都收不回来。”
“哼，那人既然送了那么多钱出去，当时就没打算还这个贷款了。”
王书记说。
安老师听了又生出一些疑惑，谦虚地问道：“那些主要领导就没人管他？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