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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美玲认识是在2009年的10月。此前，我毕业不久，在一个乡下的中学教书，因为年少轻狂，决心到外面闯闯，于是独自一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莽撞地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才发现生活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这一年，我像一个扫帚星一样。我不知道是我的到来给公司带来了厄运，因此倒闭，还是因为公司本身就已经快要寿终正寝，而我则作为它濒死的征兆和宣告终结的死神，在它苟延残喘之际，命中注定般来到。总而言之，这一年我入职的三家公司，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解散的解散，倒闭的倒闭。
我找的第一个工作在东四环，在大成国际中心，是一家文化公司。我去的时候，公司正和中国文联合作，编辑一本厚厚的诗集。那时候我经常往长虹桥跑，去文联大院找一个诗人，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扎着一个辫子，头发花白，穿着紧身的皮裤，开始我总觉得他是变态，但是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人其实很善良，就像个孩子，只是他写的一些口水诗，非要得意地读给我听，我还不得不点头叫好，我客套的叫好，他却非要问到底好在哪里，让我很烦。他把一摞二三十公分的稿子用绳子捆起来，让我提溜回公司，然后就是校稿，修改错字。老板告诉我，现在文化单位穷，但是又抹不开脸面正大光明地赚钱，我们文化公司和他们合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打着文学的名义把钱挣了。我编辑的诗库，从全国挑选了上千个诗人，每人选一首或一组诗歌，出版后，定价两百块钱一本，但是作者不送样刊。有中国文联这个金字招牌，就是收个版面费，作者也是求之不得。何况不收，只要求作者每人买几本样书。这样算下来，一千多诗人，一人就算两本书四百块，保守估计，也能收回四十万，除掉成本，利润也是极其可观的。在我们的老板为自己的商业模式自鸣得意的时候，公司被调查了，好像是“非法出版”还是什么原因，门上被贴了封条，我们就地解散，就各谋出路了。
我找的第二个工作是在一个三星级酒店做企划，酒店就在通惠河边上，一片红墙绿瓦的古建筑里，主打淮扬菜。那时候，这里才刚刚开发，远没有现在这般繁华，就是在白天也极其荒凉，四处都挂满了招商引资的横幅和海报。这家酒店差不多是第一家入驻的商家，因为周围再也看不到有其他公司在营业，生意的冷清可想而知。在早期，都是老板的朋友开车远道而来消费捧场，开始几个月还勉强支撑，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宣告解散了，我和三四十个厨师、服务员一起，卷了铺盖卷又滚蛋了。
第三家公司是在南三环的嘉业大厦，是一家金银币纪念品的，我的工作是写电视购物脚本，语言夸张，非常恶心。我们的老板自诩是高干子弟，他经常在他的办公桌前给我们讲，他的爷爷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给一个司令员喂马。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就沦落到卖假金银币了呢。他跟我们说，这金币银币不假，这外面刷的一层金箔绝对是真的。于是他就把这些刷了金箔银箔的纪念币和所谓的有纪念意义的邮编卖给一帮退休老头老太太。两个月时间，他的大众帕萨特换成了宝马7系，然后在次年的315晚会上，公司的套路被曝光，这个喂马人的孙子就被进去了，据说关了三个月。我们吓得要死，手机的陌生电话都不敢接。这家公司也就黄了，我只好再找工作。
也是阴差阳错，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去西客站附近的马连道一家茶叶公司面试，我就带着简历和作品赴约。等面试出来，我才发现，我本来要去的是6层的602，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居然跑到了9层的902面了个试，而且，还面试成功了。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就和陈美玲成了同事。
和陈美玲认识是在2009年的10月。此前，我毕业不久，在一个乡下的中学教书，因为年少轻狂，决心到外面闯闯，于是独自一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莽撞地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才发现生活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这一年，我像一个扫帚星一样。我不知道是我的到来给公司带来了厄运，因此倒闭，还是因为公司本身就已经快要寿终正寝，而我则作为它濒死的征兆和宣告终结的死神，在它苟延残喘之际，命中注定般来到。总而言之，这一年我入职的三家公司，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解散的解散，倒闭的倒闭。
我找的第一个工作在东四环，在大成国际中心，是一家文化公司。我去的时候，公司正和中国文联合作，编辑一本厚厚的诗集。那时候我经常往长虹桥跑，去文联大院找一个诗人，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扎着一个辫子，头发花白，穿着紧身的皮裤，开始我总觉得他是变态，但是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人其实很善良，就像个孩子，只是他写的一些口水诗，非要得意地读给我听，我还不得不点头叫好，我客套的叫好，他却非要问到底好在哪里，让我很烦。他把一摞二三十公分的稿子用绳子捆起来，让我提溜回公司，然后就是校稿，修改错字。老板告诉我，现在文化单位穷，但是又抹不开脸面正大光明地赚钱，我们文化公司和他们合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打着文学的名义把钱挣了。我编辑的诗库，从全国挑选了上千个诗人，每人选一首或一组诗歌，出版后，定价两百块钱一本，但是作者不送样刊。有中国文联这个金字招牌，就是收个版面费，作者也是求之不得。何况不收，只要求作者每人买几本样书。这样算下来，一千多诗人，一人就算两本书四百块，保守估计，也能收回四十万，除掉成本，利润也是极其可观的。在我们的老板为自己的商业模式自鸣得意的时候，公司被调查了，好像是“非法出版”还是什么原因，门上被贴了封条，我们就地解散，就各谋出路了。
我找的第二个工作是在一个三星级酒店做企划，酒店就在通惠河边上，一片红墙绿瓦的古建筑里，主打淮扬菜。那时候，这里才刚刚开发，远没有现在这般繁华，就是在白天也极其荒凉，四处都挂满了招商引资的横幅和海报。这家酒店差不多是第一家入驻的商家，因为周围再也看不到有其他公司在营业，生意的冷清可想而知。在早期，都是老板的朋友开车远道而来消费捧场，开始几个月还勉强支撑，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宣告解散了，我和三四十个厨师、服务员一起，卷了铺盖卷又滚蛋了。
第三家公司是在南三环的嘉业大厦，是一家金银币纪念品的，我的工作是写电视购物脚本，语言夸张，非常恶心。我们的老板自诩是高干子弟，他经常在他的办公桌前给我们讲，他的爷爷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给一个司令员喂马。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就沦落到卖假金银币了呢。他跟我们说，这金币银币不假，这外面刷的一层金箔绝对是真的。于是他就把这些刷了金箔银箔的纪念币和所谓的有纪念意义的邮编卖给一帮退休老头老太太。两个月时间，他的大众帕萨特换成了宝马7系，然后在次年的315晚会上，公司的套路被曝光，这个喂马人的孙子就被进去了，据说关了三个月。我们吓得要死，手机的陌生电话都不敢接。这家公司也就黄了，我只好再找工作。
也是阴差阳错，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去西客站附近的马连道一家茶叶公司面试，我就带着简历和作品赴约。等面试出来，我才发现，我本来要去的是6层的602，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居然跑到了9层的902面了个试，而且，还面试成功了。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就和陈美玲成了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