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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明说,真话更简单,蘑菇撑起一把伞,伞下面肯定就有阴影,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阴影是黑色的,你说,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生长的是什么?自然就是腐败,就是犯罪。我负责全省的治安工作,你作为省委书记,如果问我,江南省有没有黑社会?我肯定地回答你,有。你问我,有多少?我告诉你,我说,我不知道。你可能问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这些阴影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上面的那个蘑菇。我说话也许有些人不爱听。我们目前的官员制度,其实和封建社会的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官吏制度,官的权力很大,且基本不受约束。吏呢?从属于官,对官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表面上看,我们的官员制度是有约束的,而实际上,约束官员的人,都是吏。吏又怎么可能监督或者约束得了官?所以,只要是官,便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如果受到约束,权力就是一根电线杆,就算电线杆的下面产生阴影,那阴影也非常有限。相反,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权力就变成了大蘑菇,变成了一把大伞,那下面的阴影有多大,就要看上面那把伞有多大了。许多情况,我不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权力的田野里,长出几株毒蘑菇,大概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农民们很小心,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毒蘑菇铲除。但我们的权力责任田里,如果长出了毒蘑菇,坦率地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处理办法。或者说,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从根处理。
赵德良说,按你这样说,黑恶势力在我省还非常严重?
滕明说,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我是这样认为的。各地都有一些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一方面有权力对他们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最大化,并以此回报权力。所以说,每个黑恶势力的背后,肯定有一株毒蘑菇,甚至是一个毒蘑菇群。我们治安处我想甚至包括刑侦处,手里有非常多的案卷,这些案子,大多数成为了悬案。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案,这些案子,早就破了。事实上,这些案子,至今悬在那里,有些悬了好几年。我们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基本事实早已经查清楚了,涉及一些什么人,我们也是明白的。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执行。为什么无法执行?因为毒蘑菇。
赵德良转向其他人,问道,你们认同这种观点吗?
翁秋水说,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这岂不是把我们的社会,说得漆黑一团?
雷吾他说,滕处长所说,虽然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据我的了解,至少也可以算是部分事实吧。在有些地方,确实如此。我在刑侦部门,可能和滕处长的治安部门感受一样,有些案子,只要涉及这样的黑恶势力,肯定就办不下去,就会成为悬案。有个别案子,遇到我们的公安人员非常正直,冒着各种风险,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水可能落了,石却不一定出来。我们甚至明明知道某些犯罪嫌疑人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甚至每隔一段时间,会在电视报纸上露面,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现在的积案悬案为什么居高不下?除了我们办案部门自身的素质以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那就是背后的保护伞在起作用。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件案子,我们只要出过现场,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件案子,是否与黑恶势力有关。预感很快就会变成现实,涉黑案件,就像一艘破船,你补了这个漏洞,还有另一个漏洞。很多的漏洞,让你补不完。
赵德良转过头,看着杨泰丰说,杨厅长,既然是这么个情况,省厅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杨泰丰说,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厅党组开会的时候,也曾很多次涉及这一话题,也曾向政法委多次反映过,我们下不了这个决心。
赵德良问,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什么?
杨泰丰说,刚才几位同志也说了,黑恶势力,肯定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一定要依附于权力。权力和黑恶势力,可以说是二位一体。单纯的扫黑,黑恶势力的根基还在,就像那首诗所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改一下来形容黑恶势力,再贴切不过。黑恶势力就是原上草,只要脚下的土壤还存在,火肯定是烧不尽的。斩草就要除根,根不除,斩草的意义十分有限。
赵德良说,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那么下面,大家来谈一谈另一个问题,怎么办?
滕明已经说开了,显然再没有顾忌。他说,这个问题,要说好办也好办,要说难办,也难办。好办,其实各地的黑恶势力,都是在面上的。更多的这类团伙,仗着背后有硬后台,有强靠山,甚至连遮羞布都不要,明火执仗。这类团伙的种种劣迹恶行,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当一部分黑恶势力的情况,我们是完全掌握的。就算还有些不十分清楚,调查的难度并不大。要说难呢?那也确实难,谁去查?当地公安局?这种黑恶势力的后台,可能就是公安局长的上司,甚至有可能与公安局长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根本就是公安局长本人。如果是公安局长的上司,公安局长敢查吗?能查吗?他这里刚开始查,一纸调令,把他调开了,甚至免职了。如果是公安局长本人或者副局长什么的,那谁会去查?
赵德良说,那按你这样说,就没办法了?
滕明说,我只是就事论事。怎么说呢?我的手里,其实早就有一长串名单,这些人,有些表面上是大投资商,受到当地政府的全力保护,有些是当地官员的亲戚、朋友甚至子女,据我所知,至少在三到四个市,这种情况就非常突出。有的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和公安局长的儿子,就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头子。他们组织卖淫,逼良为娼,到南部去贩运假钞回到当地销售,简直可以说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如果到当地去走一走,当地市民,全都清楚这些事,可就是没办法。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在上面罩着,谁敢动?
滕明说,如果真要下决心,有一种办法也许可以。可以交叉办案。省里成立一个大专家组,再在大专案组下面,每个市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的组长,就是公安局长。但是,不是本市的公安局长,而是从别的市交换过来的公安局长。比如陵丘市公安局长,调到德山市去,岳衡市的,调到陵丘来。而每个专案组,都封闭集中,所有电话,一律集中管理,用一切办法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在专案组内部,还可以成立一个督察小组,专门负责联络以及保密工作。
赵德良说,这个建议很好。杨厅长,我看是不是这样,你们尽快拿一个全省扫黑行动的执行方案来,常委会讨论之后,就开始执行,争取国庆节前,还江南人民一片光明的净土。让我们过一个舒心的国庆节。
第二天一早,就像秘密而来一样,杨泰丰等人,又秘密地回去了。赵德良继续他的调研行程,似乎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秘密会议。
然而,到了第三天,唐小舟便不断地接到电话,问他,省里是不是要进行一次扫黑行动。唐小舟暗吃一惊,本能地觉得,一定是公安厅的那帮人泄露出去的,甚至觉得,杨泰丰或许不可能泄露,滕明和雷吾他似乎是坚定的扫黑派,他们应该也不会泄露。一个一个排除的结果,似乎除了翁秋水,再不可能是别人。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唐小舟有意和那些打电话的人闲扯,东一句西一句套他们的话。结果他发现,除了扫黑这一点之外,那些人并不知道任何实质内容。这就让唐小舟觉得,泄露消息的,很可能不是公安厅那帮人,而是省委办公厅的人。
为什么是省委办公厅的人?当晚参加会议的,仅仅只有他和赵德良,省委办公厅,应该不会有别人知道此事。如果这样想,那就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当晚,余丹鸿去了原江酒店,他甚至在大门口碰到了冯彪,和冯彪说了几句话才离开。返回时,赵德良问过冯彪,冯彪将所有出现在那里的熟人,一一列出。唐小舟想到,余丹鸿既然知道赵德良去了原江酒店,大概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一定调查过,当天晚上,原江酒店发生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也就很容易查清楚,杨泰丰带着公安厅一个小组,秘密地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又悄然离去。只要了解此事,便不难想到,杨泰丰的陵丘之行,一定与赵德良有关。
省公安厅厅长带着政治部副主任、宣传处长、治安处长、刑侦处长等人,浩浩荡荡来了陵丘,却又不惊动地方任何人,所为何事?为了一件很大的案子?绝对不会。无论怎样大的刑事案,毕竟也是刑事案,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神秘,更没有必要集中如此之多的人。更何况,省内所有的大案,作为秘书长的余丹鸿,自然是清楚的。将这所有的信息综合起来,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德良的第二次下乡调研,其实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恰恰是在陵丘与公安厅的这几个人会面。
至此,要得出一个结论,就一点都不难了。
赵德良此行,一定是在部署一次大行动。什么样的大行动,要如此神秘,又动用公安高层?除了扫黑,大概不可能再有第二件事。
这似乎也说明,那些打给唐小舟的电话,其实也是一种试探。
唐小舟意识到,这个消息泄露,对于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一次机会。某些官员不是老喜欢栽刺吗?他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在赵德良的心中,也栽进去两根刺?
接下来几天,除了陪赵德良调研,他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很小心地掌握一些证据,以便为我所用。
调研回来的那天晚上,赵德良没有去办公室,而是直接回了家。唐小舟知道,赵德良有好多天没有练字了,一定手痒,回家后,肯定会练字,而且比平常练的时间会更长。正是趁着赵德良练字的时候,他将自己想说的话,小心地编辑一番,告诉了赵德良。
他站在赵德良面前,双手拖着宣纸,说,最近几天,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好像扫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赵德良正在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第,才刚刚开了个头,听了他的话,顿时停下了笔,问道,怎么回事?章唐小舟说,具体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我侧面打听过,觉得消息既有可能从当晚参加会议的人那里传出去,也有可能是办公厅的人传出去的。
赵德良略想了想,问,办公厅的人?可能吗?
唐小舟说,我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赵德良说,你说。
唐小舟说,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当晚参加会议的人传出去的,比较容易理解,毕竟这件事只有小范围内知道,把我们两人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十个人。这十个人中,我注意到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对有扫黑的态度非常坚决,正义感很强。我相信,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泄露这一消息。但是,好像还有个别人不希望全省扫黑,甚至认为江南省不存在黑恶势力。这类人,是真的不了解情况,还是有别的目的?很难说。如果消息从这里传出去,这类人,可能性更大一些吧。
这话,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射向的是翁秋水。早在他当省委书记秘书之前,就听到一种说法,翁秋水可能要当副厅长。他甚至有理由相信,翁秋水之所以轻而易举给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恰恰因为他有可能当副厅长,而谷瑞丹对他手中的权力,寄予厚望。提升一个副厅长,那是一定要上省委常委会的,唐小舟此时在赵德良心中栽下一根刺,将来讨论翁秋水的副厅长问题时,这根刺,很可能起作用。
赵德良显然很重视此事,手中的笔已经停了,并没有写字。见他不再往下说,便问,你说说,省委办公厅是怎么回事?
唐小舟说,表面上看,省委办公厅的人,除了我,再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仔细想一想,如果有人很想知道当晚的事,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除了通过当晚参加会议的人口中传出这一渠道,还可以通过分析推理的办法,得到一个推论。
赵德良问,分析推理?你怎么分析推理?
唐小舟说,如果知道两件事,要推断出这种结果,并不难。第一件事,当天下午,杨厅长等一行人秘密地住进了原江酒店。要了解这件事并不难,只要有心去查,一定能够得到结果。第二件事,杨厅长他们住进原江酒店干了些什么,会过哪些人。
这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二颗子弹,这颗子弹的目标是余丹鸿。是不是所有人知道了这两件事,都可以得出赵德良要扫黑的判断?绝对不可能,得出这一判断,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支持。掌握这些信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省委秘书长。唐小舟甚至相信,这个消息,就是从余丹鸿那里传出的。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了。
和领导说话,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许多时候,领导需要秘书给他们提供很多信息,以便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一些事情,给自己分析判断时,提供一些特别的观察点。更多的时候,领导却会选择性倾听,比如说,你所说的话,恰好是他希望听到的或者希望了解的,他不仅会听进去,而且会十分认真对待。你所说的话,是他不想听到的或者根本不愿听到的,领导便会选择性忽略。而有些话,有可能是领导反感的,你说了,领导便会对你产生想法看法,从而改变对你的印象。这就不是选择性忽略的问题,而且物及必反了。
跟了领导几个月,唐小舟很快总结出了和首长说话的要诀。第一,你必须是一部内存强大的记忆库,随时准备首长的检索。就像百度知道一样,首长问到任何问题,你都得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首长不需要的时候,你不仅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你必须是一台超卓的智能过滤器。首长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看到想到,所以,许多时候,首长还是需要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的。到底说什么,学问就大了,你不仅要从大量的信息中提取那些首长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还要认真组织语言,做到不多说一句不少说一句。第三,你必须是一台高配置的处理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你可能希望告诉首长一些东西,甚至影响首长对某件事的看法。但对这类事,首长往往异常警惕,稍不留神,首长可能对你产生反感。你只能对这类信息小心处理,然后夹带在一些首长需要的其他信息中,极其隐蔽地输送给首长。
古俗语中说,言多必失。对于首长秘书来说,尤其如此。
唐小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仅仅只说了这么几句,不再往下说了。如果赵德良主动问起,他会继续说几句。见赵德良不再问此事,而是开始练字,便打住了话头。唐小舟曾想过,接收这个信息后,赵德良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他甚至将自己摆在赵德良的位置思考过,认为接下来的几天,赵德良会将这件事摆明,要么召开常委会,公开讨论此事,要么分别找几位常委谈话,先可以谈些别的话题,将这最关键的话题,隐藏在其他看似重要实则无关紧要的话题之中。取得绝大多数人同意之后,才摆明自己的态度。
随后的几天,赵德良似乎忘了这件事一般,再没有提起。唐小舟因此以为,赵德良是在等待公安厅提供的方案。
两个星期后,公安厅的方案送来了。唐小舟认为,赵德良一定是在等这个方案,所以在第一时间送到了他的案头,并且还想当然地告诉他,公安厅的方案来了。
赵德良对于他的这句特别强调,甚至都没有哼一声。因为长时间没有得到批复,唐小舟便觉得,首长的心事,真的是难以琢磨。他似乎在等什么,可是,到底等什么呢?
有一天,他将当晚会议的记录拿出来看,上面记得很清楚,赵德良强调过要过一个干净的国庆节,那也就是说,赵德良最初的打算,是雷厉风行、速战速决,争取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可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就算是立即开始行动,别说是国庆节前,恐怕国庆节一个月后,都难以收网。他很... -->>
滕明说,真话更简单,蘑菇撑起一把伞,伞下面肯定就有阴影,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阴影是黑色的,你说,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生长的是什么?自然就是腐败,就是犯罪。我负责全省的治安工作,你作为省委书记,如果问我,江南省有没有黑社会?我肯定地回答你,有。你问我,有多少?我告诉你,我说,我不知道。你可能问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这些阴影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上面的那个蘑菇。我说话也许有些人不爱听。我们目前的官员制度,其实和封建社会的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官吏制度,官的权力很大,且基本不受约束。吏呢?从属于官,对官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表面上看,我们的官员制度是有约束的,而实际上,约束官员的人,都是吏。吏又怎么可能监督或者约束得了官?所以,只要是官,便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如果受到约束,权力就是一根电线杆,就算电线杆的下面产生阴影,那阴影也非常有限。相反,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权力就变成了大蘑菇,变成了一把大伞,那下面的阴影有多大,就要看上面那把伞有多大了。许多情况,我不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权力的田野里,长出几株毒蘑菇,大概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农民们很小心,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毒蘑菇铲除。但我们的权力责任田里,如果长出了毒蘑菇,坦率地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处理办法。或者说,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从根处理。
赵德良说,按你这样说,黑恶势力在我省还非常严重?
滕明说,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我是这样认为的。各地都有一些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一方面有权力对他们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最大化,并以此回报权力。所以说,每个黑恶势力的背后,肯定有一株毒蘑菇,甚至是一个毒蘑菇群。我们治安处我想甚至包括刑侦处,手里有非常多的案卷,这些案子,大多数成为了悬案。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案,这些案子,早就破了。事实上,这些案子,至今悬在那里,有些悬了好几年。我们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基本事实早已经查清楚了,涉及一些什么人,我们也是明白的。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执行。为什么无法执行?因为毒蘑菇。
赵德良转向其他人,问道,你们认同这种观点吗?
翁秋水说,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这岂不是把我们的社会,说得漆黑一团?
雷吾他说,滕处长所说,虽然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据我的了解,至少也可以算是部分事实吧。在有些地方,确实如此。我在刑侦部门,可能和滕处长的治安部门感受一样,有些案子,只要涉及这样的黑恶势力,肯定就办不下去,就会成为悬案。有个别案子,遇到我们的公安人员非常正直,冒着各种风险,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水可能落了,石却不一定出来。我们甚至明明知道某些犯罪嫌疑人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甚至每隔一段时间,会在电视报纸上露面,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现在的积案悬案为什么居高不下?除了我们办案部门自身的素质以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那就是背后的保护伞在起作用。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件案子,我们只要出过现场,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件案子,是否与黑恶势力有关。预感很快就会变成现实,涉黑案件,就像一艘破船,你补了这个漏洞,还有另一个漏洞。很多的漏洞,让你补不完。
赵德良转过头,看着杨泰丰说,杨厅长,既然是这么个情况,省厅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杨泰丰说,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厅党组开会的时候,也曾很多次涉及这一话题,也曾向政法委多次反映过,我们下不了这个决心。
赵德良问,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什么?
杨泰丰说,刚才几位同志也说了,黑恶势力,肯定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一定要依附于权力。权力和黑恶势力,可以说是二位一体。单纯的扫黑,黑恶势力的根基还在,就像那首诗所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改一下来形容黑恶势力,再贴切不过。黑恶势力就是原上草,只要脚下的土壤还存在,火肯定是烧不尽的。斩草就要除根,根不除,斩草的意义十分有限。
赵德良说,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那么下面,大家来谈一谈另一个问题,怎么办?
滕明已经说开了,显然再没有顾忌。他说,这个问题,要说好办也好办,要说难办,也难办。好办,其实各地的黑恶势力,都是在面上的。更多的这类团伙,仗着背后有硬后台,有强靠山,甚至连遮羞布都不要,明火执仗。这类团伙的种种劣迹恶行,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当一部分黑恶势力的情况,我们是完全掌握的。就算还有些不十分清楚,调查的难度并不大。要说难呢?那也确实难,谁去查?当地公安局?这种黑恶势力的后台,可能就是公安局长的上司,甚至有可能与公安局长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根本就是公安局长本人。如果是公安局长的上司,公安局长敢查吗?能查吗?他这里刚开始查,一纸调令,把他调开了,甚至免职了。如果是公安局长本人或者副局长什么的,那谁会去查?
赵德良说,那按你这样说,就没办法了?
滕明说,我只是就事论事。怎么说呢?我的手里,其实早就有一长串名单,这些人,有些表面上是大投资商,受到当地政府的全力保护,有些是当地官员的亲戚、朋友甚至子女,据我所知,至少在三到四个市,这种情况就非常突出。有的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和公安局长的儿子,就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头子。他们组织卖淫,逼良为娼,到南部去贩运假钞回到当地销售,简直可以说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如果到当地去走一走,当地市民,全都清楚这些事,可就是没办法。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在上面罩着,谁敢动?
滕明说,如果真要下决心,有一种办法也许可以。可以交叉办案。省里成立一个大专家组,再在大专案组下面,每个市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的组长,就是公安局长。但是,不是本市的公安局长,而是从别的市交换过来的公安局长。比如陵丘市公安局长,调到德山市去,岳衡市的,调到陵丘来。而每个专案组,都封闭集中,所有电话,一律集中管理,用一切办法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在专案组内部,还可以成立一个督察小组,专门负责联络以及保密工作。
赵德良说,这个建议很好。杨厅长,我看是不是这样,你们尽快拿一个全省扫黑行动的执行方案来,常委会讨论之后,就开始执行,争取国庆节前,还江南人民一片光明的净土。让我们过一个舒心的国庆节。
第二天一早,就像秘密而来一样,杨泰丰等人,又秘密地回去了。赵德良继续他的调研行程,似乎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秘密会议。
然而,到了第三天,唐小舟便不断地接到电话,问他,省里是不是要进行一次扫黑行动。唐小舟暗吃一惊,本能地觉得,一定是公安厅的那帮人泄露出去的,甚至觉得,杨泰丰或许不可能泄露,滕明和雷吾他似乎是坚定的扫黑派,他们应该也不会泄露。一个一个排除的结果,似乎除了翁秋水,再不可能是别人。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唐小舟有意和那些打电话的人闲扯,东一句西一句套他们的话。结果他发现,除了扫黑这一点之外,那些人并不知道任何实质内容。这就让唐小舟觉得,泄露消息的,很可能不是公安厅那帮人,而是省委办公厅的人。
为什么是省委办公厅的人?当晚参加会议的,仅仅只有他和赵德良,省委办公厅,应该不会有别人知道此事。如果这样想,那就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当晚,余丹鸿去了原江酒店,他甚至在大门口碰到了冯彪,和冯彪说了几句话才离开。返回时,赵德良问过冯彪,冯彪将所有出现在那里的熟人,一一列出。唐小舟想到,余丹鸿既然知道赵德良去了原江酒店,大概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一定调查过,当天晚上,原江酒店发生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也就很容易查清楚,杨泰丰带着公安厅一个小组,秘密地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又悄然离去。只要了解此事,便不难想到,杨泰丰的陵丘之行,一定与赵德良有关。
省公安厅厅长带着政治部副主任、宣传处长、治安处长、刑侦处长等人,浩浩荡荡来了陵丘,却又不惊动地方任何人,所为何事?为了一件很大的案子?绝对不会。无论怎样大的刑事案,毕竟也是刑事案,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神秘,更没有必要集中如此之多的人。更何况,省内所有的大案,作为秘书长的余丹鸿,自然是清楚的。将这所有的信息综合起来,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德良的第二次下乡调研,其实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恰恰是在陵丘与公安厅的这几个人会面。
至此,要得出一个结论,就一点都不难了。
赵德良此行,一定是在部署一次大行动。什么样的大行动,要如此神秘,又动用公安高层?除了扫黑,大概不可能再有第二件事。
这似乎也说明,那些打给唐小舟的电话,其实也是一种试探。
唐小舟意识到,这个消息泄露,对于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一次机会。某些官员不是老喜欢栽刺吗?他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在赵德良的心中,也栽进去两根刺?
接下来几天,除了陪赵德良调研,他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很小心地掌握一些证据,以便为我所用。
调研回来的那天晚上,赵德良没有去办公室,而是直接回了家。唐小舟知道,赵德良有好多天没有练字了,一定手痒,回家后,肯定会练字,而且比平常练的时间会更长。正是趁着赵德良练字的时候,他将自己想说的话,小心地编辑一番,告诉了赵德良。
他站在赵德良面前,双手拖着宣纸,说,最近几天,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好像扫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赵德良正在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第,才刚刚开了个头,听了他的话,顿时停下了笔,问道,怎么回事?章唐小舟说,具体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我侧面打听过,觉得消息既有可能从当晚参加会议的人那里传出去,也有可能是办公厅的人传出去的。
赵德良略想了想,问,办公厅的人?可能吗?
唐小舟说,我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赵德良说,你说。
唐小舟说,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当晚参加会议的人传出去的,比较容易理解,毕竟这件事只有小范围内知道,把我们两人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十个人。这十个人中,我注意到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对有扫黑的态度非常坚决,正义感很强。我相信,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泄露这一消息。但是,好像还有个别人不希望全省扫黑,甚至认为江南省不存在黑恶势力。这类人,是真的不了解情况,还是有别的目的?很难说。如果消息从这里传出去,这类人,可能性更大一些吧。
这话,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射向的是翁秋水。早在他当省委书记秘书之前,就听到一种说法,翁秋水可能要当副厅长。他甚至有理由相信,翁秋水之所以轻而易举给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恰恰因为他有可能当副厅长,而谷瑞丹对他手中的权力,寄予厚望。提升一个副厅长,那是一定要上省委常委会的,唐小舟此时在赵德良心中栽下一根刺,将来讨论翁秋水的副厅长问题时,这根刺,很可能起作用。
赵德良显然很重视此事,手中的笔已经停了,并没有写字。见他不再往下说,便问,你说说,省委办公厅是怎么回事?
唐小舟说,表面上看,省委办公厅的人,除了我,再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仔细想一想,如果有人很想知道当晚的事,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除了通过当晚参加会议的人口中传出这一渠道,还可以通过分析推理的办法,得到一个推论。
赵德良问,分析推理?你怎么分析推理?
唐小舟说,如果知道两件事,要推断出这种结果,并不难。第一件事,当天下午,杨厅长等一行人秘密地住进了原江酒店。要了解这件事并不难,只要有心去查,一定能够得到结果。第二件事,杨厅长他们住进原江酒店干了些什么,会过哪些人。
这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二颗子弹,这颗子弹的目标是余丹鸿。是不是所有人知道了这两件事,都可以得出赵德良要扫黑的判断?绝对不可能,得出这一判断,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支持。掌握这些信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省委秘书长。唐小舟甚至相信,这个消息,就是从余丹鸿那里传出的。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了。
和领导说话,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许多时候,领导需要秘书给他们提供很多信息,以便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一些事情,给自己分析判断时,提供一些特别的观察点。更多的时候,领导却会选择性倾听,比如说,你所说的话,恰好是他希望听到的或者希望了解的,他不仅会听进去,而且会十分认真对待。你所说的话,是他不想听到的或者根本不愿听到的,领导便会选择性忽略。而有些话,有可能是领导反感的,你说了,领导便会对你产生想法看法,从而改变对你的印象。这就不是选择性忽略的问题,而且物及必反了。
跟了领导几个月,唐小舟很快总结出了和首长说话的要诀。第一,你必须是一部内存强大的记忆库,随时准备首长的检索。就像百度知道一样,首长问到任何问题,你都得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首长不需要的时候,你不仅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你必须是一台超卓的智能过滤器。首长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看到想到,所以,许多时候,首长还是需要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的。到底说什么,学问就大了,你不仅要从大量的信息中提取那些首长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还要认真组织语言,做到不多说一句不少说一句。第三,你必须是一台高配置的处理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你可能希望告诉首长一些东西,甚至影响首长对某件事的看法。但对这类事,首长往往异常警惕,稍不留神,首长可能对你产生反感。你只能对这类信息小心处理,然后夹带在一些首长需要的其他信息中,极其隐蔽地输送给首长。
古俗语中说,言多必失。对于首长秘书来说,尤其如此。
唐小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仅仅只说了这么几句,不再往下说了。如果赵德良主动问起,他会继续说几句。见赵德良不再问此事,而是开始练字,便打住了话头。唐小舟曾想过,接收这个信息后,赵德良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他甚至将自己摆在赵德良的位置思考过,认为接下来的几天,赵德良会将这件事摆明,要么召开常委会,公开讨论此事,要么分别找几位常委谈话,先可以谈些别的话题,将这最关键的话题,隐藏在其他看似重要实则无关紧要的话题之中。取得绝大多数人同意之后,才摆明自己的态度。
随后的几天,赵德良似乎忘了这件事一般,再没有提起。唐小舟因此以为,赵德良是在等待公安厅提供的方案。
两个星期后,公安厅的方案送来了。唐小舟认为,赵德良一定是在等这个方案,所以在第一时间送到了他的案头,并且还想当然地告诉他,公安厅的方案来了。
赵德良对于他的这句特别强调,甚至都没有哼一声。因为长时间没有得到批复,唐小舟便觉得,首长的心事,真的是难以琢磨。他似乎在等什么,可是,到底等什么呢?
有一天,他将当晚会议的记录拿出来看,上面记得很清楚,赵德良强调过要过一个干净的国庆节,那也就是说,赵德良最初的打算,是雷厉风行、速战速决,争取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可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就算是立即开始行动,别说是国庆节前,恐怕国庆节一个月后,都难以收网。他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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