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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俯首低耳于母亲的膝盖旁，一梳一梳地在头皮上打捞成群结队的虱子。从额头顺梳往脑后，再从脑后倒梳到额头，从左耳根梳到右耳根，又从右耳根梳向左耳根，妄图一网打尽。无奈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虱子的玩强拼搏精神早在阿q以前就大放光芒。它们在我的头皮上掉下，又从猫狗身上崛起，它们从面盆里献身，又在破床上再生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虱子定然还有一套飞的本领。我的头皮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我的头发充当了藏污纳垢的理想场所。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无奈头发依然生长在贫困里，只要贫困不除，虱子永远难尽。无论怎样在头上喷撒药物，无论怎样把头发包扎严实试图闷死虱子，一切都是那样的徒劳无益。就这样，我的头皮与我的肠胃一起，不得不在贫困里，经受着那一份永远的痒。
与虱共舞的岁月终于宣告结束了，我的头发除了偶尔长得像“长毛”受到学校班主任空前绝后的严厉批评之后，便开始追求另一种生长方向，一种称之为“西发”的方向。村子里的后生们腰板不挺但个个西发笔挺，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被传染。连同村里的土地，村里剃头店是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头没法剃了。于是剃头不得不赶到集镇上。我在一个挂着“理发店”招牌的地方，很牛逼地理过一次发。那天理发师问我理短点还是理长点时，我坚决忘记了父母事先的交待，硬是让他随意发挥。于是理发师与我父母的意旨背道而驰，惜发如金，小心修饰，硬是对我的头发削不了手，于是在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上根根讲较，开出了纹路还不算，还用电吹风吹出方向，吹出方向还没完，还用摩丝把头发固定得像一张壳，我的头发生平第一次得到如此厚遇。回家后，我也第一次明白这种有方向的头发，在父母眼里竟是浪费的代名词。父母的说法是，花五块钱剃这样的头，连头发都没有剪掉，剃了等于不剃。
幸亏这个“等于”说出口时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的西发没有招来父母的手掌。这个“等于”也没有抑制日后头发新的发展方向，父母的观念最终也挡不过流行浪潮的强大冲击，就如他们的双手无论如何也对抗不了每年一次的洪水。由此而下，就像农田的责任制承包，喜欢种什么品种的稻，都是主人自己家的事，别人管不着，那么我的头发，父母也终于管不着了，也终于懒得来管了。至此，我的头发迎来了改革的春风。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剃头店的名堂也如雨后春笋，历经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从剃头店到理发店，从理发店到美容美发室，从美容美发室到理容休闲中心。伴随着店名更替三次浪潮，我的头发，也像无人管理的庄稼地，爱怎么长就怎么长了。我的头发比我还要胡来，它跟着别人的头，一忽儿向东走，一忽儿向西走，一忽儿朝前走，一忽儿倒着走。我断定这与风吹的方向没有丝毫关系。在头发摇摆不定的时候，我潦潦草草地读完了大学。工作了，我卷过发，卷过发的我，手执教鞭站立讲台讲授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台下的学子一定以为我的满头人工卷发是世上最美的头发了。再后来，我戴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从农村走进了城市，又从一个单位走到了另一个单位。头发在那里安逸地生长，而我在头发下疲于奔波面黄肌瘦。很多的时候，我差点儿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但我终于没有实施这个宏大的计划。我知道我若真的抓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也一定跳不到三尺高了。
渐渐地，渐渐的，黑头发里冒出了零星的白发来了。我数得清这几根白头发姓啥名谁。我知道这一根白发，是那些天持续熬夜的成果；我知道那一根白发，是我为博得领导认可的结果；我还知道这两根是我在城市里安了窝的标记；还有那两根是为婚姻为事业发愤图强的旗帜我一点也不计较它们在这个时候偷偷地从头发里暴露出来。就像稻田里总有稗草丛生，它们终究成不了气候。所以我先是对着镜子，在无限的黑发中拔掉了有限的几根白发，后来是我的家人扑在我的头上，耐着性子搜索一日不见如三秋的白发，我的白头发越长越疯狂了，越来越丰收了
后来呢？后来我头上的稗草生长繁衍得相当恣意，它们在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力量，扩大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我晃然明白过来，幼稚已经挡不住岁月的老去。当我无法拔完头上的白发时，我知道成熟已经占据山头，我分明感觉到那种叫成熟的东西，正大片大片地从我的白发里冒出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知不觉白了头。选择了成熟，我同时也默认了白发爬满头。这真是一点也没办法的事情。
大地俯首低耳于母亲的膝盖旁，一梳一梳地在头皮上打捞成群结队的虱子。从额头顺梳往脑后，再从脑后倒梳到额头，从左耳根梳到右耳根，又从右耳根梳向左耳根，妄图一网打尽。无奈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虱子的玩强拼搏精神早在阿q以前就大放光芒。它们在我的头皮上掉下，又从猫狗身上崛起，它们从面盆里献身，又在破床上再生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虱子定然还有一套飞的本领。我的头皮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我的头发充当了藏污纳垢的理想场所。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无奈头发依然生长在贫困里，只要贫困不除，虱子永远难尽。无论怎样在头上喷撒药物，无论怎样把头发包扎严实试图闷死虱子，一切都是那样的徒劳无益。就这样，我的头皮与我的肠胃一起，不得不在贫困里，经受着那一份永远的痒。
与虱共舞的岁月终于宣告结束了，我的头发除了偶尔长得像“长毛”受到学校班主任空前绝后的严厉批评之后，便开始追求另一种生长方向，一种称之为“西发”的方向。村子里的后生们腰板不挺但个个西发笔挺，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被传染。连同村里的土地，村里剃头店是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头没法剃了。于是剃头不得不赶到集镇上。我在一个挂着“理发店”招牌的地方，很牛逼地理过一次发。那天理发师问我理短点还是理长点时，我坚决忘记了父母事先的交待，硬是让他随意发挥。于是理发师与我父母的意旨背道而驰，惜发如金，小心修饰，硬是对我的头发削不了手，于是在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上根根讲较，开出了纹路还不算，还用电吹风吹出方向，吹出方向还没完，还用摩丝把头发固定得像一张壳，我的头发生平第一次得到如此厚遇。回家后，我也第一次明白这种有方向的头发，在父母眼里竟是浪费的代名词。父母的说法是，花五块钱剃这样的头，连头发都没有剪掉，剃了等于不剃。
幸亏这个“等于”说出口时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的西发没有招来父母的手掌。这个“等于”也没有抑制日后头发新的发展方向，父母的观念最终也挡不过流行浪潮的强大冲击，就如他们的双手无论如何也对抗不了每年一次的洪水。由此而下，就像农田的责任制承包，喜欢种什么品种的稻，都是主人自己家的事，别人管不着，那么我的头发，父母也终于管不着了，也终于懒得来管了。至此，我的头发迎来了改革的春风。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剃头店的名堂也如雨后春笋，历经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从剃头店到理发店，从理发店到美容美发室，从美容美发室到理容休闲中心。伴随着店名更替三次浪潮，我的头发，也像无人管理的庄稼地，爱怎么长就怎么长了。我的头发比我还要胡来，它跟着别人的头，一忽儿向东走，一忽儿向西走，一忽儿朝前走，一忽儿倒着走。我断定这与风吹的方向没有丝毫关系。在头发摇摆不定的时候，我潦潦草草地读完了大学。工作了，我卷过发，卷过发的我，手执教鞭站立讲台讲授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台下的学子一定以为我的满头人工卷发是世上最美的头发了。再后来，我戴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从农村走进了城市，又从一个单位走到了另一个单位。头发在那里安逸地生长，而我在头发下疲于奔波面黄肌瘦。很多的时候，我差点儿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但我终于没有实施这个宏大的计划。我知道我若真的抓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也一定跳不到三尺高了。
渐渐地，渐渐的，黑头发里冒出了零星的白发来了。我数得清这几根白头发姓啥名谁。我知道这一根白发，是那些天持续熬夜的成果；我知道那一根白发，是我为博得领导认可的结果；我还知道这两根是我在城市里安了窝的标记；还有那两根是为婚姻为事业发愤图强的旗帜我一点也不计较它们在这个时候偷偷地从头发里暴露出来。就像稻田里总有稗草丛生，它们终究成不了气候。所以我先是对着镜子，在无限的黑发中拔掉了有限的几根白发，后来是我的家人扑在我的头上，耐着性子搜索一日不见如三秋的白发，我的白头发越长越疯狂了，越来越丰收了
后来呢？后来我头上的稗草生长繁衍得相当恣意，它们在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力量，扩大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我晃然明白过来，幼稚已经挡不住岁月的老去。当我无法拔完头上的白发时，我知道成熟已经占据山头，我分明感觉到那种叫成熟的东西，正大片大片地从我的白发里冒出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知不觉白了头。选择了成熟，我同时也默认了白发爬满头。这真是一点也没办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