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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遗山〔2〕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3〕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4〕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5〕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6〕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7〕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8〕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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