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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以针尖对麦芒为能事，在去除自己的温婉天性后，以男人的方式，向男人争取权利，结果自己也被男性化。在男人看来。这些女权主义者，不过是披着女人皮的男人而已，又哪里有什么独立性可谈。
而正经八百的独立于男性、与男性平等的女人，在余生看来。唯有凯瑟琳赫本一人而已。她并不被男性构建的价值体系所捕获——衡量她的不再是此时好莱坞对于明星制下女星的三围、容貌，或者物质的价值，又或者男女道德体系下的名分。
这些有利于男性的标准，她置之不理。唯一能够衡量凯瑟琳赫本的，只有她生存的技能——身为二十世纪第一女星的演技。和她收敛锋芒。郑重对待的情感。这些可以忽视性别而存在的人性绝美之处。
虽然凯瑟琳赫本，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者所尊崇。但可惜的是，后世的女权主义者却全然不解先辈的伟大之处。仍旧以男性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以至于数十年以降，后世大多数男人在考虑与一个女子相处之前，思量的仍旧是手中的钱财是否足以交换，而非自身是否和女子本身的性格与素养相匹配。因为前者的力量，在现实中，远大于后者。
这一次，凯瑟琳也不是一个人来的慈善晚会。斯宾塞屈赛作为好莱坞一个不大不小的明星，也陪着凯瑟琳来到晚会。凯瑟琳赫本虽然来了，但是明显有些心不在焉。说了几句客套话，致谢一番，向捐款箱内投了一张支票后，便匆匆下台去。回到与斯宾塞屈赛相伴的座位。灯火阑珊中，可见笑意隐约。
当然，余生请到的嘉宾也并非凯瑟琳赫本一人。与《龙种》这部电影，关系最密切的女人，除了凯瑟琳。还有赛珍珠！当余生打电话邀请赛珍珠的时候，赛珍珠欣然应许出席晚会。当然，余生邀请赛珍珠可不是单纯为了让她露个面。
赛珍珠在此时的中国，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一九三二年。中文译本的《大地》在中国面世。随后，中国人对《大地》的评论纷至沓来。虽然有好评，但是却也并不是全然认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评论赛珍珠的作品道：“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即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鲁迅不认为赛珍珠的视角与评价体系，是中国化的。所以，也并不认为其评价客观公正。但是，赛珍珠的视角正因为超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所以有些东西反而看得清楚。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让人觉得入木三分，所以，喜欢这部作品的人仍旧不少。到了后来，一九三八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在中国的名气就更大了。毕竟，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并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
赛珍珠在接到余生的邀请后，第三天，便到了洛杉矶。然后，便参与了余生对晚会的排练。按照余生的计划，赛珍珠会在慈善晚会上为所有的观众唱两首反应中国抗日战争的歌，第一首是《在太行山上》，第二首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这当然不仅仅是余生的灵机一动。在余生和汉语十级的赛珍珠交流时，发现这个如今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子，却是视中国为半个祖国。很想为中国的抗战出一份力。在余生给赛珍珠看过节目表之后，赛珍珠很主动的表示，其实她也可以唱其中的一两首歌。
而且，让余生惊奇的是，赛珍珠告诉他，《在太行山上》和《歌唱二小放牛郎》这两首歌，她都会唱。是她在一九四二年，最后一次回中国的时候学会的。不过，仔细想来，倒也合理。
《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周恩来亲自试唱第二声部定下的作品。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人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第一次演唱。由于歌词曲调中难见的气势恢宏，和坚决却有希望曙光的抗日倾向，很快传唱全国。甚至老蒋都阻止不了这首歌的传唱。可见其艺术魅力之强大。
而《歌唱二小放牛郎》，则是一九四二年在晋察冀地区发生的真实事件。一九四二年，十三岁的王小二在反扫荡中，在将日本人引入包围圈后牺牲。词作家方冰、曲作家李劫夫，感其故事悲壮，而作此曲。而这条消息，也登上了《晋察冀日报》的头版。赛珍珠听过这首歌，不足为奇。
既然赛珍珠主动请缨，余生当然会同意。赛珍珠的嗓子虽然一般，但是经过一个月的排练，也已经唱的有模有样。
浩大的音乐声在好莱坞一众明星的掌声中响起，他们不曾想到赛珍珠居然会为了这场慈善晚会走到台前来唱歌。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一首《在太行山上》，赛珍珠用汉语和英语各唱了一遍。这首歌似乎还是很符合美国人的胃口的。简短而浩大，特别是“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本身就是援引西方文化的意象。便让台下的听众格外有触感。(未完待续。)
的手段。以针尖对麦芒为能事，在去除自己的温婉天性后，以男人的方式，向男人争取权利，结果自己也被男性化。在男人看来。这些女权主义者，不过是披着女人皮的男人而已，又哪里有什么独立性可谈。
而正经八百的独立于男性、与男性平等的女人，在余生看来。唯有凯瑟琳赫本一人而已。她并不被男性构建的价值体系所捕获——衡量她的不再是此时好莱坞对于明星制下女星的三围、容貌，或者物质的价值，又或者男女道德体系下的名分。
这些有利于男性的标准，她置之不理。唯一能够衡量凯瑟琳赫本的，只有她生存的技能——身为二十世纪第一女星的演技。和她收敛锋芒。郑重对待的情感。这些可以忽视性别而存在的人性绝美之处。
虽然凯瑟琳赫本，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者所尊崇。但可惜的是，后世的女权主义者却全然不解先辈的伟大之处。仍旧以男性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以至于数十年以降，后世大多数男人在考虑与一个女子相处之前，思量的仍旧是手中的钱财是否足以交换，而非自身是否和女子本身的性格与素养相匹配。因为前者的力量，在现实中，远大于后者。
这一次，凯瑟琳也不是一个人来的慈善晚会。斯宾塞屈赛作为好莱坞一个不大不小的明星，也陪着凯瑟琳来到晚会。凯瑟琳赫本虽然来了，但是明显有些心不在焉。说了几句客套话，致谢一番，向捐款箱内投了一张支票后，便匆匆下台去。回到与斯宾塞屈赛相伴的座位。灯火阑珊中，可见笑意隐约。
当然，余生请到的嘉宾也并非凯瑟琳赫本一人。与《龙种》这部电影，关系最密切的女人，除了凯瑟琳。还有赛珍珠！当余生打电话邀请赛珍珠的时候，赛珍珠欣然应许出席晚会。当然，余生邀请赛珍珠可不是单纯为了让她露个面。
赛珍珠在此时的中国，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一九三二年。中文译本的《大地》在中国面世。随后，中国人对《大地》的评论纷至沓来。虽然有好评，但是却也并不是全然认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评论赛珍珠的作品道：“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即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鲁迅不认为赛珍珠的视角与评价体系，是中国化的。所以，也并不认为其评价客观公正。但是，赛珍珠的视角正因为超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所以有些东西反而看得清楚。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让人觉得入木三分，所以，喜欢这部作品的人仍旧不少。到了后来，一九三八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在中国的名气就更大了。毕竟，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并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
赛珍珠在接到余生的邀请后，第三天，便到了洛杉矶。然后，便参与了余生对晚会的排练。按照余生的计划，赛珍珠会在慈善晚会上为所有的观众唱两首反应中国抗日战争的歌，第一首是《在太行山上》，第二首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这当然不仅仅是余生的灵机一动。在余生和汉语十级的赛珍珠交流时，发现这个如今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子，却是视中国为半个祖国。很想为中国的抗战出一份力。在余生给赛珍珠看过节目表之后，赛珍珠很主动的表示，其实她也可以唱其中的一两首歌。
而且，让余生惊奇的是，赛珍珠告诉他，《在太行山上》和《歌唱二小放牛郎》这两首歌，她都会唱。是她在一九四二年，最后一次回中国的时候学会的。不过，仔细想来，倒也合理。
《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周恩来亲自试唱第二声部定下的作品。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人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第一次演唱。由于歌词曲调中难见的气势恢宏，和坚决却有希望曙光的抗日倾向，很快传唱全国。甚至老蒋都阻止不了这首歌的传唱。可见其艺术魅力之强大。
而《歌唱二小放牛郎》，则是一九四二年在晋察冀地区发生的真实事件。一九四二年，十三岁的王小二在反扫荡中，在将日本人引入包围圈后牺牲。词作家方冰、曲作家李劫夫，感其故事悲壮，而作此曲。而这条消息，也登上了《晋察冀日报》的头版。赛珍珠听过这首歌，不足为奇。
既然赛珍珠主动请缨，余生当然会同意。赛珍珠的嗓子虽然一般，但是经过一个月的排练，也已经唱的有模有样。
浩大的音乐声在好莱坞一众明星的掌声中响起，他们不曾想到赛珍珠居然会为了这场慈善晚会走到台前来唱歌。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一首《在太行山上》，赛珍珠用汉语和英语各唱了一遍。这首歌似乎还是很符合美国人的胃口的。简短而浩大，特别是“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本身就是援引西方文化的意象。便让台下的听众格外有触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