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赞美中文网 www.zmzw.net，杨棒子和他的囚犯小分队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宋学飞，继续观察使用。
晨光跟宋学飞一样，东北军讲武堂出身，在抗大学习过，又在延安的陕北公学教军事，以后到了一分区，在一分区没挪窝工作了五年。1939年10月，一分区部队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晨光来到一分区，被任命为教导队队长。
五年过去，到1944年10月离开一分区赴冀察军区的时候，晨光仍然是一分区教导队队长，这五年时间里他担任过不少职务，一支队参谋长、一团参谋长、三支队支队长，但都是原地踏步，没有提升。
1945年冀察军区进驻宣化，晨光被郭天民任命为宣化警备司令，终于离开了教导队。教导队领导班子开小范围的欢送会，为晨光送行。晨光说：别看他在抗大、延安都工作过，但到了一分区，杨成武还把他看作是“游杂”干部，从没重用过。比较起来，还是郭司令用人不拘一格。
在会上附和晨光话的，还有沈图。沈图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任政治处主任，一大队长唐凯很看重他。但合并到一分区以后，他依旧在教导队任政治处主任，直到冀察军区都未得到提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郭天民是有心人，记在了心里。不久，晨光继续提升，任郭纵队五旅副旅长，沈图任纵队宣传部长。接替晨光宣化警备司令职务的，是一分区另一个“游杂”干部宋学飞。
其实分析一下，杨成武是“政委”出身，政工干部的特点，考虑问题，“政治”占有相当份量。郭天民就没这个拘束。实际上这二人都是用人的高才，只不过他们看重的干部都各有不同，所以在提拔使用干部上有所差异。
每逢根据地搞政治运动，“游杂”干部是清理的重点，这是由当年的政治大环境所决定的，怪不得谁。晋察冀军区历次整风、搞政治运动，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干部把自己“讲清楚”，自己历史上的每一点都要讲，不能向组织隐瞒。
但抗大干部说一句：“我的历史在延安抗大时都说清楚了”，便可以过关，再无人追究。这个确实可以保证的，每个抗大的学员那都是被三审五审的，政治上都很清白的。
相反，最惨的是那些从沦陷区大城市过来的学生干部，家庭出身不好，家庭亲属也复杂点，每次都要说上半天才能过关。其实来自沦陷区、国统区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大都在家庭成分、本人经历上不那么太“纯”，当对抗日打鬼子和对待我党的态度上绝大多数还是很“纯”的。
但是不纯的地方就成为根据地保卫部门清理的重点，这背后是有着深刻和有渊源的政治原因的，同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互相渗透的都很厉害，不得不防啊！
那个杨浩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能顺利过关，一是因为他人缘好，大大咧咧的是个“傻乐呵”；二是因为有个过去“变坏事为好事”的前奏。这就是1939年初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经受严刑拷问时被审个“底掉”的那段经历。
在他十九岁人生的每一年、每一月、几乎每一天都被仔细审查过了，以后每逢“审干”，他往保卫部的审查结论上一推，便可过关。有什么样的“审干”，能比把扁担打折了审出的口供更真实更彻底的？
为什么“延安抗大”的魔力有这样大，整个独立团组成的一分区都为之避让。后来才发现，当年独立团干部战士1700多人，包括近半数的陕北籍干部战士，竟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更不用说由红军大学改成的抗大了。
只有杨成武等极少数干部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到过延安。以后这批抗大学生来到一分区，介绍说是与杨司令的先后校友，一分区那些不是抗大出身的干部先自不敢相比，软了三分。(未完待续。。)
宋学飞，继续观察使用。
晨光跟宋学飞一样，东北军讲武堂出身，在抗大学习过，又在延安的陕北公学教军事，以后到了一分区，在一分区没挪窝工作了五年。1939年10月，一分区部队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晨光来到一分区，被任命为教导队队长。
五年过去，到1944年10月离开一分区赴冀察军区的时候，晨光仍然是一分区教导队队长，这五年时间里他担任过不少职务，一支队参谋长、一团参谋长、三支队支队长，但都是原地踏步，没有提升。
1945年冀察军区进驻宣化，晨光被郭天民任命为宣化警备司令，终于离开了教导队。教导队领导班子开小范围的欢送会，为晨光送行。晨光说：别看他在抗大、延安都工作过，但到了一分区，杨成武还把他看作是“游杂”干部，从没重用过。比较起来，还是郭司令用人不拘一格。
在会上附和晨光话的，还有沈图。沈图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任政治处主任，一大队长唐凯很看重他。但合并到一分区以后，他依旧在教导队任政治处主任，直到冀察军区都未得到提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郭天民是有心人，记在了心里。不久，晨光继续提升，任郭纵队五旅副旅长，沈图任纵队宣传部长。接替晨光宣化警备司令职务的，是一分区另一个“游杂”干部宋学飞。
其实分析一下，杨成武是“政委”出身，政工干部的特点，考虑问题，“政治”占有相当份量。郭天民就没这个拘束。实际上这二人都是用人的高才，只不过他们看重的干部都各有不同，所以在提拔使用干部上有所差异。
每逢根据地搞政治运动，“游杂”干部是清理的重点，这是由当年的政治大环境所决定的，怪不得谁。晋察冀军区历次整风、搞政治运动，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干部把自己“讲清楚”，自己历史上的每一点都要讲，不能向组织隐瞒。
但抗大干部说一句：“我的历史在延安抗大时都说清楚了”，便可以过关，再无人追究。这个确实可以保证的，每个抗大的学员那都是被三审五审的，政治上都很清白的。
相反，最惨的是那些从沦陷区大城市过来的学生干部，家庭出身不好，家庭亲属也复杂点，每次都要说上半天才能过关。其实来自沦陷区、国统区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大都在家庭成分、本人经历上不那么太“纯”，当对抗日打鬼子和对待我党的态度上绝大多数还是很“纯”的。
但是不纯的地方就成为根据地保卫部门清理的重点，这背后是有着深刻和有渊源的政治原因的，同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互相渗透的都很厉害，不得不防啊！
那个杨浩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能顺利过关，一是因为他人缘好，大大咧咧的是个“傻乐呵”；二是因为有个过去“变坏事为好事”的前奏。这就是1939年初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经受严刑拷问时被审个“底掉”的那段经历。
在他十九岁人生的每一年、每一月、几乎每一天都被仔细审查过了，以后每逢“审干”，他往保卫部的审查结论上一推，便可过关。有什么样的“审干”，能比把扁担打折了审出的口供更真实更彻底的？
为什么“延安抗大”的魔力有这样大，整个独立团组成的一分区都为之避让。后来才发现，当年独立团干部战士1700多人，包括近半数的陕北籍干部战士，竟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更不用说由红军大学改成的抗大了。
只有杨成武等极少数干部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到过延安。以后这批抗大学生来到一分区，介绍说是与杨司令的先后校友，一分区那些不是抗大出身的干部先自不敢相比，软了三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