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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军事对峙在表面上形成,但却并不意味着平衡,意味着相安无事。
对于拥有强大水师的明军来说,不必沿江处处布防,只要有战船游戈,再在几个要点驻扎重兵,便足以遏制清军渡江来攻的危险。
而清军则因为明军可以利用水师之利,灵活选择渡江攻袭的地点,而变得难以防守。再者,现在的明军与当年是大不相同的,从上到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充满了进攻的**,可不会让清军安宁。
清廷也看出了自己的弱势,沿江平均分配兵力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采取重点防守。仿效对付沿海袭扰,清军在近江地带实施了迁界,形成一段真空的无人区,将兵力屯驻于几个要点。
第一重点地区便是荆襄,清军以南阳为前线,洛阳为后基,防备明军攻入河南;又在平利的白土关加强城防,扼湖陕边界要隘,与河南清军呼应,对荆襄地带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第二重点地区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以孝感为前线,以信阳为大本营,西防荆襄,南防武昌。
第三驻扎重兵的地区在合肥,这里是“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中原之喉”,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府。
第四重点地区在淮安,这里邻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屯兵于此,一来可以阻遏以崇明岛为基的明军攻掠,二来也防备明军由运河北上。
长江已失,黄河便是清军依靠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清廷还不死心,屯兵于长江黄河之间,以求一逞。只是——
“龙失大海啊!”鳌拜坐在椅中,望着墙上的地图。叹息出声。
6地争雄,骑射无敌。这本是八旗的优势,也是其赖以取天下的根本。但现在看来,没有得力的水师,整个战局便不免顾此失彼。
比如天津、塘沽,明军有强大的水师。严重威胁着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的要地。这里是必须驻兵严防死守的,至于山东、直隶沿海,也只能用迁界的方式予以凑合了。
所以,对峙是表面的,是暂时的。明军不断地开展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保持着士气,训练着新兵,熟悉着战阵。打破平衡,只是需要一个时机。一个合适的攻击点。
“兵部已调施琅入京,他熟悉水战,于操练水师亦有心得,或有解决之道。”遏必隆苦笑了一下,劝慰般地说道。
“汉人终不可信,亦不可大用。”鳌拜哼了一声,心说:什么解决之道,不外乎造战船、练水兵。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何而来?再者,耗时费力。恐怕也是缓不济急。
索尼病得愈重,四大辅臣剩下了三个,鳌拜稳稳地居于位,位高权重,几乎把持了朝政,大小事情。多是一语而决。
“祖泽溥奏报:胶东地区人心浮躁,有流言称明军要登6反攻,颇有些草莽之辈欲要作乱。”苏克萨哈沉声说道:“山东近直隶,不可不防啊!”
山东的骚动当然有明军大胜、光复神京所提供的心理鼓舞的原因,还有沿海迁界扩大所造成的混乱。当然也有于七等人的动作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
至于山东的府县,以胶东的登莱等沿海地区最为不安。因为有传言说明军人数过十万,兵锋直指山东,并打算以山东为跳板直扑北京——这种说法清廷并不太相信,因为北京方面普遍认为明军既然具有水师的优势,在山东登6作战倒不如直取天津,那样更能威胁京师。
从山东到京师,明军舍舟师之长,与清廷在北方平原交战,显然并不合乎常理。
山东方面当然也知道“南舟北马”的道理,不过事关山东各级官员的乌纱帽和性命,他们依旧高度紧张。清廷则认为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明朝的细作和间谍在山东渗透,鼓动起一些乱民起事,以策应明军在其他重点地区的攻势。
“祖泽溥的督标便有一千人马,要是还对付不了几个山贼草寇,那他这个总督也就不用当了。”鳌拜哼了一声,不悦地说道:“要说人心浮躁,哪里没有,大惊小怪,被吓破了胆吧?”
漕运一断,粮米飞涨。虽然小冰河期正在转暖,但还远未恢复正常。北方与南方相比,农业种植的效果更是大大不如。战事正紧,征兵抓伕,又使从事农耕的人口不足,北方满清的财力、物力,越来越难以与明朝相抗衡。
吃不饱、穿不暖,连食盐也因为迁海也开始短缺。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使人心安定?鳌拜自知其中究竟,但苏克萨哈一提,更是让他心烦。关键是他们想不出办法。明朝能从海外进口粮食,而且是很早便有的行动,他们现在就是有此意,也无法实现了。
不提明朝水师的强大,单说形势,也没有哪个国家敢靠清廷的边儿。连蒙古诸部都敢阴奉阳违,观望风色者多,出力襄助者少,就更不要说本来就瞧不起满清的朝鲜、倭国等国家了。
本来历史上荷兰因为台湾与郑家结怨,还与满清勾结过,想商贸,想打败郑家而重夺台湾。但现在,荷兰也向明朝示好,得以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与明朝进行商贸往来。
内外交困,钱粮窘迫,用来形容现在的满清是很恰当的。但满清是异族统治者,也与一个赌徒一样,不到最后绝望,他们是不会放弃抢到手中的权力和享受的。至于百姓穷困饥饿到什么地步,那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维持,强撑,到几时算几时。满清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不甘心再回到苦寒的辽东,不甘心放弃中原大地,不甘心失去他们所有用暴力和杀戮得来的东西。
苏克萨哈张了张嘴,把话都咽了回去。现在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但鳌拜把持朝政。又素有嫌于他,什么事情一经他口,反倒会耽误,甚至是不办。
据密谍报告,朝鲜不稳,北伐派势力大张。又有扩军备战的计划: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千名。虽然由于财政困难,要想实现这样的扩军目标,有很大的困难。但情形可畏,其心可惕。
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直用崇祯年号。这些情况是瞒不住清廷的,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除了顺治下诏斥责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如果说朝鲜是插在所谓“龙兴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诸部的态度变化。则更表明的形势的恶劣。
本来,清政府有以加官晋爵为条件的搜刮钱财的政策。也就是捐输越多。加官愈厚。这样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贵族层层搜刮人民,为其买官爵所用,既达到控制其经济的目的,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但从去年明军在江南动反攻后,这项政策对蒙古诸部已近于失效。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暂时的空头衔。去耗费财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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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军事对峙在表面上形成,但却并不意味着平衡,意味着相安无事。
对于拥有强大水师的明军来说,不必沿江处处布防,只要有战船游戈,再在几个要点驻扎重兵,便足以遏制清军渡江来攻的危险。
而清军则因为明军可以利用水师之利,灵活选择渡江攻袭的地点,而变得难以防守。再者,现在的明军与当年是大不相同的,从上到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充满了进攻的**,可不会让清军安宁。
清廷也看出了自己的弱势,沿江平均分配兵力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采取重点防守。仿效对付沿海袭扰,清军在近江地带实施了迁界,形成一段真空的无人区,将兵力屯驻于几个要点。
第一重点地区便是荆襄,清军以南阳为前线,洛阳为后基,防备明军攻入河南;又在平利的白土关加强城防,扼湖陕边界要隘,与河南清军呼应,对荆襄地带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第二重点地区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以孝感为前线,以信阳为大本营,西防荆襄,南防武昌。
第三驻扎重兵的地区在合肥,这里是“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中原之喉”,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府。
第四重点地区在淮安,这里邻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屯兵于此,一来可以阻遏以崇明岛为基的明军攻掠,二来也防备明军由运河北上。
长江已失,黄河便是清军依靠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清廷还不死心,屯兵于长江黄河之间,以求一逞。只是——
“龙失大海啊!”鳌拜坐在椅中,望着墙上的地图。叹息出声。
6地争雄,骑射无敌。这本是八旗的优势,也是其赖以取天下的根本。但现在看来,没有得力的水师,整个战局便不免顾此失彼。
比如天津、塘沽,明军有强大的水师。严重威胁着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的要地。这里是必须驻兵严防死守的,至于山东、直隶沿海,也只能用迁界的方式予以凑合了。
所以,对峙是表面的,是暂时的。明军不断地开展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保持着士气,训练着新兵,熟悉着战阵。打破平衡,只是需要一个时机。一个合适的攻击点。
“兵部已调施琅入京,他熟悉水战,于操练水师亦有心得,或有解决之道。”遏必隆苦笑了一下,劝慰般地说道。
“汉人终不可信,亦不可大用。”鳌拜哼了一声,心说:什么解决之道,不外乎造战船、练水兵。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何而来?再者,耗时费力。恐怕也是缓不济急。
索尼病得愈重,四大辅臣剩下了三个,鳌拜稳稳地居于位,位高权重,几乎把持了朝政,大小事情。多是一语而决。
“祖泽溥奏报:胶东地区人心浮躁,有流言称明军要登6反攻,颇有些草莽之辈欲要作乱。”苏克萨哈沉声说道:“山东近直隶,不可不防啊!”
山东的骚动当然有明军大胜、光复神京所提供的心理鼓舞的原因,还有沿海迁界扩大所造成的混乱。当然也有于七等人的动作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
至于山东的府县,以胶东的登莱等沿海地区最为不安。因为有传言说明军人数过十万,兵锋直指山东,并打算以山东为跳板直扑北京——这种说法清廷并不太相信,因为北京方面普遍认为明军既然具有水师的优势,在山东登6作战倒不如直取天津,那样更能威胁京师。
从山东到京师,明军舍舟师之长,与清廷在北方平原交战,显然并不合乎常理。
山东方面当然也知道“南舟北马”的道理,不过事关山东各级官员的乌纱帽和性命,他们依旧高度紧张。清廷则认为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明朝的细作和间谍在山东渗透,鼓动起一些乱民起事,以策应明军在其他重点地区的攻势。
“祖泽溥的督标便有一千人马,要是还对付不了几个山贼草寇,那他这个总督也就不用当了。”鳌拜哼了一声,不悦地说道:“要说人心浮躁,哪里没有,大惊小怪,被吓破了胆吧?”
漕运一断,粮米飞涨。虽然小冰河期正在转暖,但还远未恢复正常。北方与南方相比,农业种植的效果更是大大不如。战事正紧,征兵抓伕,又使从事农耕的人口不足,北方满清的财力、物力,越来越难以与明朝相抗衡。
吃不饱、穿不暖,连食盐也因为迁海也开始短缺。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使人心安定?鳌拜自知其中究竟,但苏克萨哈一提,更是让他心烦。关键是他们想不出办法。明朝能从海外进口粮食,而且是很早便有的行动,他们现在就是有此意,也无法实现了。
不提明朝水师的强大,单说形势,也没有哪个国家敢靠清廷的边儿。连蒙古诸部都敢阴奉阳违,观望风色者多,出力襄助者少,就更不要说本来就瞧不起满清的朝鲜、倭国等国家了。
本来历史上荷兰因为台湾与郑家结怨,还与满清勾结过,想商贸,想打败郑家而重夺台湾。但现在,荷兰也向明朝示好,得以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与明朝进行商贸往来。
内外交困,钱粮窘迫,用来形容现在的满清是很恰当的。但满清是异族统治者,也与一个赌徒一样,不到最后绝望,他们是不会放弃抢到手中的权力和享受的。至于百姓穷困饥饿到什么地步,那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维持,强撑,到几时算几时。满清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不甘心再回到苦寒的辽东,不甘心放弃中原大地,不甘心失去他们所有用暴力和杀戮得来的东西。
苏克萨哈张了张嘴,把话都咽了回去。现在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但鳌拜把持朝政。又素有嫌于他,什么事情一经他口,反倒会耽误,甚至是不办。
据密谍报告,朝鲜不稳,北伐派势力大张。又有扩军备战的计划: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千名。虽然由于财政困难,要想实现这样的扩军目标,有很大的困难。但情形可畏,其心可惕。
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直用崇祯年号。这些情况是瞒不住清廷的,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除了顺治下诏斥责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如果说朝鲜是插在所谓“龙兴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诸部的态度变化。则更表明的形势的恶劣。
本来,清政府有以加官晋爵为条件的搜刮钱财的政策。也就是捐输越多。加官愈厚。这样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贵族层层搜刮人民,为其买官爵所用,既达到控制其经济的目的,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但从去年明军在江南动反攻后,这项政策对蒙古诸部已近于失效。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暂时的空头衔。去耗费财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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