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九章 犯罪及预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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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同样，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里也可以看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反复考虑要不要去杀人。他一直用这样的问题来考问自己：“我到底是拿破仑，还是一个小虱子？”
实际上，罪犯总是自我逃避、自我欺骗，并用这些幻想来麻痹自己、激励自己。应该说，每个犯人都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有益的生活，他们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过上这种有益的生活，当一想到自己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时，他们不免露出胆怯之情。此外，要过上有益的生活，需要学会合作，可他们显然在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于是，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犯罪，才能让自己以特有的方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接下来再引述一个杀人犯在日记里写的话，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心理：“我的家人和我脱离了关系，我被很多人唾弃，还受到很多人鄙视。这些痛苦几乎把我压垮了，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而且不甘心处于这种被人遗弃的境地。可是，我一无所有，而且时常挨饿。我想，我必须冲破这层层阻碍，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我！”
“曾有人预言，我会死于绞刑架上。可是我想，这种快要饿死的生活与被绞死又有什么不同呢？”显然，从这个杀人犯的日记里，已经可以看出，由于他作为人被忽视，遭受虐待，便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几乎都不值得自己怜悯。
在另外一个案子里，一个小孩的母亲则预言说：“我肯定，总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勒死我！”然而不妙的是，在这个孩子长到17岁时，他勒死了自己的姨妈，他妈妈的预言竟然起到了惊人的结果。这个少年犯在日记里接着说：“我根本不担心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反正得死。在生活里，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敢同我交往，我喜欢的女孩子也躲避着我。”
他曾经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并想吸引她。可是，他既没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钱，在这个女孩面前，他总是自惭形秽。为此，他不由得经常自我欺骗，比如说，把这个女孩视为一件财产，这也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
“既然我生不如死，那么，我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就走向灭亡。”这个男孩对人生进行了极端的解释，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子的心理，要么得到一切，要么毁灭，谁也别想得到。
“于是，我把时间选定在星期四，并等待时机，只要时机一到，不论遇到的是谁，我就会痛下杀手。”在他的内心里，这样做仿佛是一个英雄。
终于，在那天，他手持一把刀，突袭了一个路过的男子，并残忍地用刀刺入那个男子的胸膛。在提到自己当时的感受时，他写道：“就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内心压抑的痛苦可以驱使一个人做出一切暴行。或许我这样做后，就没有做个正常人的机会了，但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更可怕的饥饿会让我做任何事情，再加上我的身体患着疾病，家里又不给我钱治疗，我只有通过伤害别人，才能找回自尊。后来，当那些人在法庭上审判我时，我并不觉得紧张。因为一个人若犯了罪，为此补偿是应该的，但这总比活着受罪好。假如我饥饿而死，或病死，几乎没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而现在，人们成群结队来看怎么处决我，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有这么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然而实际上，他终究不是想象里的那种“英雄”人物。他接着说：“虽然我没有刺中他的心脏，但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相信这次要被绞死，但遗憾的是，那个人穿的衣服那么精美，我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精美的衣服。”于是，他不再说自己的饥饿与疾病，转而说到了服装。
“可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着。
的确如此，很多罪犯在犯罪时，总会有一番心理挣扎。比如说，有些罪犯在实施犯罪前，总会喝些酒为麻痹自己的思想，其实，他们这是在内心里经受剧烈的挣扎，努力冲破内心深处那堵社会兴趣的墙。当一个人冲破了内心这层障碍后，他的犯罪动机就会逐渐转为现实行动。
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罪犯都期望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获得一种优越感。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在罪犯的目标中，对于私人的意义总会超越别人。而且，他所努力追求的结果总是对别人有害。为此，他不喜欢合作，而且认为社会上有的人甚至多余；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认为伤害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妥。由此可见，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罪犯，关键在于了解他在合作上失败的程度与性质。
具体来说，罪犯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合作精神上丧失的程度。比如说，有些人只犯小罪，而且绝不跨越某一鸿沟，这就好比一些罪犯只盗窃、不抢劫，或者只抢财、不害命；还有些人则偏向于犯大罪。有些人是罪犯的头，策划组织犯罪；还有些人是里面的小喽啰等。所以，要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罪犯的犯罪生涯有这些不同，我们还要审视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他特有的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点便已形成。我们可以断定：此后，若要再改变他，会很难。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间所犯的错误，才能从根源予以纠正。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有的罪犯虽然多次受罚，可还屡屡再犯，甚至越犯越大的原因。
实际上，并非经济困窘就会导致犯罪。诚然，经济困难时，人们的犯罪率会增加，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某些时候，犯罪率与小麦价格的增长成正比。这只是一种宏观形势的推测，并不能直接说经济形势不妙就一定导致犯罪。我们倒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形势不佳，人们的合作能力会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人们就无法再在合作中产生更多供自己消费的价值。于是，有些人丧失了合作的机会，便走向犯罪。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在处于顺境时，一般不会犯罪；可一旦出现猝不及防的问题，他们便可能去犯罪。在这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才是影响他们采取行动的关键。
个体心理学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调查和研究，终于弄清楚了里面的关系：罪犯已经对他人不再有兴趣。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合作，一旦超过这个程度，使他们感到了合作的压力，他们就可能犯罪。假如我们考虑一下罪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会发现，除了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所以说，罪犯选择犯罪行为，常是因为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压力下的产物。
我们早在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到，个体心理学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首先，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友谊问题。有时候，罪犯也有朋友，但仅限于他们的同类，比如说他们会成群结队，甚至彼此忠诚，绝不互相“出卖”。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限制了自己的社交圈。因为他们无法和普通人交朋友，无法融入普通的社会圈子。当身处社会中时，他们感觉自己对这个社会很陌生。
其次，是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即职业生涯。很多犯人在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正当工作经历时，总会抱怨：“你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有多么糟糕！”在他们看来，工作很不称心，更不希望与别人一起在岗位上辛勤奋斗。对他们而言，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着要对别人感兴趣，为别人的幸福而承担风险，而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乏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乏。实际上，大部分罪犯都没有为接受正常工作而准备好，甚至未接受过相应的职业训练，难以胜任有益的工作。
假如我们回顾他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临一些障碍，失去了学习兴趣，不愿同别人合作。这样的话，走出学校，他们发现自己在正常的工作里，竟然无法与别人合作。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人离开学校后，能在社会上做份正当的工作，无异于让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一场地理考试，还要求他考个好成绩一样。实际上，假如这样的话，他们要么交废卷，要么交白卷。
再次，就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诚然，甜蜜的爱情需要彼此共同经营与合作。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罪犯在入狱或被拘留前，都有性病。这意味着，他们仅想轻松地解决爱情问题，把爱情对象视为一种财产。他们甚至认为爱情可以花钱买到，对他们来说，性生活就是对爱情的占有，这不过是占有别人的方式，而非确立终身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就难怪听到犯人这样说：“如果我不能得到一切，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假如一个人在所有生活问题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么对他的健康成长而言，显然是个大问题。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合作。一般情况下，我们合作能力的程度强弱，会从我们的日常言行中看出来。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就可以发现，罪犯的言行举止总是异于常人。他们总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仿佛他们的智力在发展上受到了某种阻碍。
通常情况下，我们赋予语言一种共性，从而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流。而罪犯却显然不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推理。他们的这种风格可以从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中看出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愚笨，智力上也不迟钝。假如我们认同他们追求的优越感目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采取的方式原来是“至情至理”。
比如，我们还听到一些犯人说：“我看到他穿着一条好看的裤子，可我却没有，于是我就干掉了他，得到了那条好看的裤子。”假如我们认同他们的这种欲望是合理的，而且不需要自己以某种有益的方式来争取就可以得到，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看起来就仿佛是合理的。当然，基于这样的欲望而采取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当的常识。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发生在匈牙利的案件，也就是有一群妇人被控诉通过投毒犯了不少谋杀罪。其中一个妇人说：“我儿子患病，不能工作，害得全家人都得照顾他，为此拖得全家很疲惫，我只好毒死他，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对全家来说，也可以获得安宁。”事实上，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面前，已经拒绝合作了，那么，她还能做什么呢？
假如从这个妇人的角度来看，她的行为仿佛是合理的。实际上，这是她以及相似的罪犯对生活的一种误读，从而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早期合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了，犯罪的根源在于合作精神的缺失。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在哪些具体的情境下，合作归于失败。
1．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可否认，孩子在合作上的失败，很大原因要归咎于父母。或许是母亲缺乏经验，拒绝孩子与自己合作；也可能母亲表现得仿佛自己不会犯错，也拒绝别人的帮助；还有可能她本身不会与别人合作，使得孩子也不会与别人合作。
我们在那些关系紧张，或破裂的家庭里，常会看到孩子的这种合作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实际上，孩子与母亲的联系是第一次同别人获得联系，可母亲却不愿把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孩子的父亲、其他孩子与其他人身上。这样的话，孩子的合作精神在早期就受到阻遏。
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中心人物；可在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又来了一个孩子，于是，他不再是家里的中心。这可能是孩子在成长中的第一次挫败，他有种被篡位的沮丧。为了显示自己曾经是中心，同时表达自己对处境改变的不满，他开始拒绝与母亲合作，也拒绝与弟弟妹妹在一起玩耍，甚至可能会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欺负自己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们在追溯一个犯人的早期经历时，就会发现，在他生命的早期，这些毛病就已经出现了，在长大后，随着力量的增强，对别人的危害也就越大。在这里，对孩子起作用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这种环境的解释违背了常识，父母又未能及时纠正，才最终导致孩子日后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非常聪明，在孩子们中有种“鹤立鸡群”，这对别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个麻烦事。因为那些优秀的孩子通常会得到人们最多的关注，别的孩子则感觉气馁，有种挫败感。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自己黯然失色，如果去竞争，又没有取胜的信心，最后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在这些孩子里，我们发现，他们中以后可能出现罪犯、精神症患者以及自杀者。
实际上，那些缺乏合作精神的儿童在踏入学校的第一天，我们就可以从其言行举止中判断出来。比如说，他不喜欢教室，上课难以集中注意力，也不喜欢听老师讲课。对这些孩子来说，学校生活可谓是他们重拾信心的又一次宝贵机会，假如老师不能了解他、理解他，这个孩子可能会再次有种挫折感。
诚然，他没有得到鼓励，也没有再次学会合作，相反，在学校里受到的打击变本加厉，这样的话，也难怪他们对功课日益失去兴趣。假如一个人的勇气和信心屡次受到打击，他就不可能对校园产生兴趣。事实上，我们发现，不少罪犯在13岁左右时，被分到学校里的慢班，还常被别人视为智力低下。渐渐地，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对别人也失去了兴趣。
相反，他的兴趣日益集中于生活中无用的一面，并从做些对社会和他人无益的事情中收获乐趣。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糟糕。
2．贫困因素。
实际上，贫穷也会使人对生活产生一系列误读。比如说，一些出身贫寒的小孩可能会在家庭外受到别人的歧视。他的家庭经济不乐观，这使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工作挣钱，以贴补家用。
假如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些有钱人，并发现他们过着惬意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东西，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想：自己也能像这些人一样该多好啊！
一般情况下，在大都市里，贫富悬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罪犯数量为什么会比较多了。当然，如果孩子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正确解读，就不会生出忌妒之心，反而会激励自己更加前进；如果这些孩子对这种环境进行了误读，并幻想通过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取财富，显然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3．生理缺陷。
很多时候，人们的自卑感会集中于生理缺陷上。本来，我曾以为这为神经学与心理学找到了根据，可后来发现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修正。在这本书里，当我刚写到生理缺陷与相应的心理补偿时，就发现了生理缺陷并没有我之前认为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一个人的自卑感并不是单纯地来自生理缺陷，应该归咎于他周围环境对这种缺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假如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孩子被正确对待，那么这个孩子不会因此在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更不会内心里惴惴不安，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失去兴趣。如果没有人帮助小孩纠正这一点，或者周围的环境更以此取笑他，只会使他更加敌视他人与社会，并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这对孩子的发展显然也非常不利。
4．社会缺陷。
我们发现，在罪犯里面，孤儿占了很大比例。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负有一定责任，因为我们忽视了那些孤儿的教育问题，没有培养他们一种合作精神。此外，罪犯里面，还有不少是私生子，他们无法获得正常孩子那样的对待，自幼在感情上缺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兴趣的发展。
一些被遗弃的孩子在长大后，去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尤其是当他们觉得没有人需要自己，并巴不得抛弃自己时。同时，我在罪犯里还常会发现不少相貌丑陋的人，而且这种情况常被一些人证明遗传在犯罪里的作用。也许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我们不妨想一想，假如孩子从小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相貌不佳，而被人们取笑，这些幼小的心灵会怎么想！
可见，孩童时期，若受到一定社会伤害，就会让这些孩子产生一些反抗社会、敌视社会的倾向，这种情感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当然，我们在罪犯里面也常会发现相貌很好的人。这样的话，就再次显露出用遗传因素解释犯罪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这些相貌俊好的罪犯有不少是被宠坏的孩子。由于长时间在社会兴趣上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以自我为中心，难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犯罪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们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帮助罪犯过上正常的生活，以及如何预防犯罪？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总结了出来，那就是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兴趣。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人类的福利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别人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教会他们怎样与别人合作，不能教会他们通过走正道、与别人合作，来达成自己期望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治疗犯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必须教会他们怎样与人合作。如果不能这样，而只是单纯地去监狱看看他们，那是不会起到什么效果的。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家人到监狱里看了这些罪犯后，由于未能帮助他们怎样提高合作能力，于是，这些罪犯出狱后，可能还会再度入狱。
基于此，我认为，在没有教会罪犯必要的合作能力以前，仅因为刑满就释放，那么他们再度进入社会后，只会给社会增加更大的危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为正常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我们又能怎样帮助他们呢？其结果，只能让他们重操旧业，重走犯罪道路。
实际上，想办法提升罪犯的合作能力，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对待他们时，我们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对待他们，也不能奢望空洞地说教就可以使他们痛改前非。因为他们的犯罪生活方式形成很长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改变。如果要真正地改变他们，我们只有找到其思维方式的根源才行。
比如说，我们要找到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败，从什么事情上失败，并找出这些失败的情景。我们要知道的是，人们的主要个性特征早在四五岁时便已形成。所以，我们要纠正他们的犯罪思维，就要帮助他们理解那些早期错误的含义，找到其最初生活观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生命。
1．无效的体罚。
我要再次说明的是，体罚对罪犯是无效的。这种做法只能加重罪犯对这个社会的敌意，即使他一度表现驯服，也不过是在强权下保全自己的反应罢了一旦时机成熟，他仍会兴风作浪。这种情况，或许在罪犯上学的时候，就出现过，比如说，他由于没有学过合作，因此表现很差，或在班里表现糟糕，结果受到斥责和惩罚。
假如这样的话，我们还能鼓励他再去与别人合作吗？他只会更加敌视这个环境，并更加讨厌这个学校。同样，我们不妨试想，假如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还会喜欢这个环境吗？
事实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只会对正常的生活失去信心，包括对老师和同学失去兴趣，开始热衷于逃学，并躲到学校和家庭找不到自己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会欣喜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与自己境况相似的孩子，可谓“志同道合”。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欣赏，而且其乐融融，最后也走上了同样的犯罪道路。
在他们这个社会圈里，以如何反社会为荣，因为他们觉得，正常的社会生活，让他们难以受到关注，甚至会受到社会的白眼与冷遇。于是，他们把社会视为公敌。而且尤其让他们欣慰的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欣赏自己，在他们看来，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比过正常的社会生活舒服多了。
也就是这样，成千上万的孩子加入罪犯的队伍，我们的社会才堪忧起来。所以，我们从小对待孩子的方式，包括家庭与学校，是多么的重要！
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是家庭教育和学校的失败，也是社会的悲剧，因为我们竟然不能够使孩子们作为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于社会，反倒将他们逼到罪犯这一社会公敌的行列。如果我们能够将学校组织起来，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获得信心和鼓舞，显然这种悲剧便可以阻止。
总而言之，罪犯会把社会对自己的惩罚，作为社会与自己作对的一个标志。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原因来解释体罚的毫无效果。比如说，很多罪犯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生命的某些关键时刻，甚至差点选择自杀。可见，所谓体罚，甚至死刑，根本吓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醉心于一种战胜警察的快感，以至于在肉体上已经麻木。假如罪犯在监狱里被狱警虐待，那么就会更加激起他们的反抗之心。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在罪犯的内心里，他们与社会的接触好比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社会对他们的挑战程度越剧烈，他们在精神上就越坚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罪犯的电椅都可以视为一种挑战。
如果这样的话，只会令罪犯认为采取更加聪明的行为是多么的重要。或许在他们被处以电椅惩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要是我当初不是有眼无珠，就不会受这样的虐待了！”我们可以看到，罪犯在体罚面前产生这样的心理，那么他们日后出狱了，只会更加仇视社会对自己的粗暴行为，并叮嘱自己再次犯罪时要更加聪明。于是，体罚罪犯后，并未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可能出现更加狡猾的罪犯。
2．从小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
由于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每个人在孩童的成长时期，都会在某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感到气馁，比如，会认为自己不如别人，认为自己毫无用处。基于此，对于罪犯，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错误的方式，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罪犯明白自己的处境，还要让他知道为什么做了错误的决定，进而让他对生活产生勇气，对别人产生兴趣，重视与别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面对生活。假如我们在一个人的孩童时期，就让他明白这一点，显然对于他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会大有裨益。如果真能够这样的话，孩子也就不会再选择犯罪。
正因为这样，在对所有案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罪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童年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个性里缺乏一种合作气质。
实际上，这种合作精神并非天生就有的，需要后天学习才能具备。对每个人来说，合作精神只有通过培训与学习，才可以具备。无数的犯罪案例证明，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失。
至此，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解决犯罪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尝试过所有的方法，可最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个体心理学产生后，我们才真正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做，那就是：教会罪犯合作。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研究，应该说，个体心理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每一个罪犯。话虽如此，但要真正将一个罪犯改造成功，并非一件易事。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人在经历合作方面的挫折后，他们的合作精神也就逐渐消失殆尽了。
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在艰难的世道，犯罪量便会急剧攀升，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获得一定工作机会，也随之失去了很多合作的机会；一旦他们长时间面临合作缺位，久而久之，就会对正常的合作心生抵触。而这也往往是从宏观角度看待犯罪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原因。
3．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可以说，在改造罪犯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即便我们不能成功改造每一个罪犯，但我们也一定可以为他们做些事情。比如说，对于一些曾经失业或者技能不足的罪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份正当的工作。其实，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做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这部分人仅留下的一些合作能力不至于丧失。
实际上，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罪犯数量便可以大大减少。绝大部分罪犯是因为正常的工作受阻，才导致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社会要为改进经济条件，以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
此外，我们还应该让孩子为以后的职业接受必要的训练，这样的话，他们在进入社会后，才不至于手足无措而恐慌，也可以使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加从容。当然，我们在对罪犯进行改造时，这些训练也可以在狱中进行，从而使他们离开监狱后，便可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我们还可以组织犯人关于社会问题进行一场讨论，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犯人在世界观上的碰撞，使得他们对这个世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同时，我们还要教会他们不要限制自己，也不要限制自己对别人的兴趣。我相信，通过这些矫正性的行为，我们在纠正罪犯的过程中，必然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
还有，我们应当避免一些容易让人产生贫富悬殊的感觉。假如贫富分化极其明显，显然会激怒一些处境窘迫的人，并引起他们的忌妒。所以，我们必须消除夸耀之风。实际上，一个经济上再优越的人，也没有必要炫耀自己的财产；否则的话，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此外，在对那些智力迟钝或是问题儿童的诊疗中，我们可以知道，假如仅是挑战他们，刺激他们的自尊，那么对他们的诊疗必然会毫无结果。实际上，这些发展上出现问题的儿童，正是长时间因为环境在不断地挑战自己，才会让自己生出一种消极态度。其实，罪犯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警察、法官以及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在挑战罪犯，可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消灭犯罪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单纯地挑战罪犯，并不足以消灭犯罪现象；当然，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罪犯，也不会根除犯罪现象。所以，单纯的高压或者怀柔政策都不能成功地改造一个罪犯，只有让这个罪犯真正意义上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才能让这个罪犯改变。
通常来说，罪犯的心理本来已经受过某种程度的伤害，假如我们对他们鄙视、敌意，不能对他们施以人道的话，其结果只能把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推。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刑并不能吓到罪犯，只会让罪犯在被行刑的时候，想起自己被捕时的致命错误，这种想法会激励别的罪犯必须变得更加聪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让很多罪犯看着另一些犯人被执行死刑，可那些作为看客的罪犯一旦获释，还会有很多人选择继续犯罪。
同时，如果我们提高破案率，或许也会有用。实际上，据我所知，至少40%的罪犯得以逃脱。可见，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矫正犯罪，将会使我们面对犯罪问题时更加棘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后，我们都不应当侮辱或挑战罪犯。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增加监狱看守员的数量，这样的话，显然对改进罪犯的教育会有帮助。当然，这里的重点是，一定要增强罪犯的合作精神。
4．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如果我上面的建议能够得到人们的采纳，我想一定会使我们在矫正犯罪方面获得成功。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想办法提升他们的合作度，发展他们对别人的兴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罪犯数量一定会急剧减少，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实际上，大部分罪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犯罪生活，而且他们的犯罪活动通常是在青春期就开始了。人们在15～28岁之间，犯罪率最高；我们要知道，一旦孩子接受了正确的教育，得以健康成长，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好的影响。比如说，在家里，父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帮手；在学校里，老师可以面对懂事的学生；在社会上，人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融洽。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孩子从小便获得好的发展，从而使孩子更好地应付后面的生活。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绝不是说把孩子都抓起来教训，就能收到好的效果。
我们还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充分利用教师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学校教育作用时所说的，假如孩子早期在家庭环境里已经形成了一些错误，那么，在孩子的一生里，能够予以纠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机会，便是学校阶段，特别是由老师来予以纠正。实际上，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正因为家庭不能承担完全的责任，人类才设立了学校，并助家庭一臂之力。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学校来使人类更友善、更乐于合作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的几乎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上。假如人类不乐于合作，彼此不感兴趣，那么人类就不可能使自己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单个的人常是弱小的。假如人类之间真的没有合作，恐怕我们的科技不会如此先进，我们能否在地球上生活下去也将是个问题。
倘若我们以这样的精神如此教育孩子，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显然会更加喜欢合作。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也就不会退缩，而是通过更好地合作来解决，并使得事情的结果最终符合大众的利益。如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碍。
同样，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里也可以看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反复考虑要不要去杀人。他一直用这样的问题来考问自己：“我到底是拿破仑，还是一个小虱子？”
实际上，罪犯总是自我逃避、自我欺骗，并用这些幻想来麻痹自己、激励自己。应该说，每个犯人都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有益的生活，他们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过上这种有益的生活，当一想到自己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时，他们不免露出胆怯之情。此外，要过上有益的生活，需要学会合作，可他们显然在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于是，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犯罪，才能让自己以特有的方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接下来再引述一个杀人犯在日记里写的话，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心理：“我的家人和我脱离了关系，我被很多人唾弃，还受到很多人鄙视。这些痛苦几乎把我压垮了，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而且不甘心处于这种被人遗弃的境地。可是，我一无所有，而且时常挨饿。我想，我必须冲破这层层阻碍，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我！”
“曾有人预言，我会死于绞刑架上。可是我想，这种快要饿死的生活与被绞死又有什么不同呢？”显然，从这个杀人犯的日记里，已经可以看出，由于他作为人被忽视，遭受虐待，便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几乎都不值得自己怜悯。
在另外一个案子里，一个小孩的母亲则预言说：“我肯定，总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勒死我！”然而不妙的是，在这个孩子长到17岁时，他勒死了自己的姨妈，他妈妈的预言竟然起到了惊人的结果。这个少年犯在日记里接着说：“我根本不担心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反正得死。在生活里，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敢同我交往，我喜欢的女孩子也躲避着我。”
他曾经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并想吸引她。可是，他既没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钱，在这个女孩面前，他总是自惭形秽。为此，他不由得经常自我欺骗，比如说，把这个女孩视为一件财产，这也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
“既然我生不如死，那么，我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就走向灭亡。”这个男孩对人生进行了极端的解释，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子的心理，要么得到一切，要么毁灭，谁也别想得到。
“于是，我把时间选定在星期四，并等待时机，只要时机一到，不论遇到的是谁，我就会痛下杀手。”在他的内心里，这样做仿佛是一个英雄。
终于，在那天，他手持一把刀，突袭了一个路过的男子，并残忍地用刀刺入那个男子的胸膛。在提到自己当时的感受时，他写道：“就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内心压抑的痛苦可以驱使一个人做出一切暴行。或许我这样做后，就没有做个正常人的机会了，但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更可怕的饥饿会让我做任何事情，再加上我的身体患着疾病，家里又不给我钱治疗，我只有通过伤害别人，才能找回自尊。后来，当那些人在法庭上审判我时，我并不觉得紧张。因为一个人若犯了罪，为此补偿是应该的，但这总比活着受罪好。假如我饥饿而死，或病死，几乎没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而现在，人们成群结队来看怎么处决我，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有这么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然而实际上，他终究不是想象里的那种“英雄”人物。他接着说：“虽然我没有刺中他的心脏，但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相信这次要被绞死，但遗憾的是，那个人穿的衣服那么精美，我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精美的衣服。”于是，他不再说自己的饥饿与疾病，转而说到了服装。
“可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着。
的确如此，很多罪犯在犯罪时，总会有一番心理挣扎。比如说，有些罪犯在实施犯罪前，总会喝些酒为麻痹自己的思想，其实，他们这是在内心里经受剧烈的挣扎，努力冲破内心深处那堵社会兴趣的墙。当一个人冲破了内心这层障碍后，他的犯罪动机就会逐渐转为现实行动。
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罪犯都期望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获得一种优越感。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在罪犯的目标中，对于私人的意义总会超越别人。而且，他所努力追求的结果总是对别人有害。为此，他不喜欢合作，而且认为社会上有的人甚至多余；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认为伤害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妥。由此可见，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罪犯，关键在于了解他在合作上失败的程度与性质。
具体来说，罪犯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合作精神上丧失的程度。比如说，有些人只犯小罪，而且绝不跨越某一鸿沟，这就好比一些罪犯只盗窃、不抢劫，或者只抢财、不害命；还有些人则偏向于犯大罪。有些人是罪犯的头，策划组织犯罪；还有些人是里面的小喽啰等。所以，要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罪犯的犯罪生涯有这些不同，我们还要审视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他特有的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点便已形成。我们可以断定：此后，若要再改变他，会很难。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间所犯的错误，才能从根源予以纠正。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有的罪犯虽然多次受罚，可还屡屡再犯，甚至越犯越大的原因。
实际上，并非经济困窘就会导致犯罪。诚然，经济困难时，人们的犯罪率会增加，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某些时候，犯罪率与小麦价格的增长成正比。这只是一种宏观形势的推测，并不能直接说经济形势不妙就一定导致犯罪。我们倒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形势不佳，人们的合作能力会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人们就无法再在合作中产生更多供自己消费的价值。于是，有些人丧失了合作的机会，便走向犯罪。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在处于顺境时，一般不会犯罪；可一旦出现猝不及防的问题，他们便可能去犯罪。在这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才是影响他们采取行动的关键。
个体心理学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调查和研究，终于弄清楚了里面的关系：罪犯已经对他人不再有兴趣。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合作，一旦超过这个程度，使他们感到了合作的压力，他们就可能犯罪。假如我们考虑一下罪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会发现，除了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所以说，罪犯选择犯罪行为，常是因为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压力下的产物。
我们早在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到，个体心理学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首先，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友谊问题。有时候，罪犯也有朋友，但仅限于他们的同类，比如说他们会成群结队，甚至彼此忠诚，绝不互相“出卖”。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限制了自己的社交圈。因为他们无法和普通人交朋友，无法融入普通的社会圈子。当身处社会中时，他们感觉自己对这个社会很陌生。
其次，是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即职业生涯。很多犯人在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正当工作经历时，总会抱怨：“你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有多么糟糕！”在他们看来，工作很不称心，更不希望与别人一起在岗位上辛勤奋斗。对他们而言，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着要对别人感兴趣，为别人的幸福而承担风险，而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乏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乏。实际上，大部分罪犯都没有为接受正常工作而准备好，甚至未接受过相应的职业训练，难以胜任有益的工作。
假如我们回顾他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临一些障碍，失去了学习兴趣，不愿同别人合作。这样的话，走出学校，他们发现自己在正常的工作里，竟然无法与别人合作。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人离开学校后，能在社会上做份正当的工作，无异于让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一场地理考试，还要求他考个好成绩一样。实际上，假如这样的话，他们要么交废卷，要么交白卷。
再次，就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诚然，甜蜜的爱情需要彼此共同经营与合作。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罪犯在入狱或被拘留前，都有性病。这意味着，他们仅想轻松地解决爱情问题，把爱情对象视为一种财产。他们甚至认为爱情可以花钱买到，对他们来说，性生活就是对爱情的占有，这不过是占有别人的方式，而非确立终身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就难怪听到犯人这样说：“如果我不能得到一切，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假如一个人在所有生活问题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么对他的健康成长而言，显然是个大问题。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合作。一般情况下，我们合作能力的程度强弱，会从我们的日常言行中看出来。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就可以发现，罪犯的言行举止总是异于常人。他们总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仿佛他们的智力在发展上受到了某种阻碍。
通常情况下，我们赋予语言一种共性，从而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流。而罪犯却显然不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推理。他们的这种风格可以从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中看出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愚笨，智力上也不迟钝。假如我们认同他们追求的优越感目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采取的方式原来是“至情至理”。
比如，我们还听到一些犯人说：“我看到他穿着一条好看的裤子，可我却没有，于是我就干掉了他，得到了那条好看的裤子。”假如我们认同他们的这种欲望是合理的，而且不需要自己以某种有益的方式来争取就可以得到，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看起来就仿佛是合理的。当然，基于这样的欲望而采取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当的常识。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发生在匈牙利的案件，也就是有一群妇人被控诉通过投毒犯了不少谋杀罪。其中一个妇人说：“我儿子患病，不能工作，害得全家人都得照顾他，为此拖得全家很疲惫，我只好毒死他，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对全家来说，也可以获得安宁。”事实上，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面前，已经拒绝合作了，那么，她还能做什么呢？
假如从这个妇人的角度来看，她的行为仿佛是合理的。实际上，这是她以及相似的罪犯对生活的一种误读，从而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早期合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了，犯罪的根源在于合作精神的缺失。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在哪些具体的情境下，合作归于失败。
1．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可否认，孩子在合作上的失败，很大原因要归咎于父母。或许是母亲缺乏经验，拒绝孩子与自己合作；也可能母亲表现得仿佛自己不会犯错，也拒绝别人的帮助；还有可能她本身不会与别人合作，使得孩子也不会与别人合作。
我们在那些关系紧张，或破裂的家庭里，常会看到孩子的这种合作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实际上，孩子与母亲的联系是第一次同别人获得联系，可母亲却不愿把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孩子的父亲、其他孩子与其他人身上。这样的话，孩子的合作精神在早期就受到阻遏。
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中心人物；可在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又来了一个孩子，于是，他不再是家里的中心。这可能是孩子在成长中的第一次挫败，他有种被篡位的沮丧。为了显示自己曾经是中心，同时表达自己对处境改变的不满，他开始拒绝与母亲合作，也拒绝与弟弟妹妹在一起玩耍，甚至可能会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欺负自己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们在追溯一个犯人的早期经历时，就会发现，在他生命的早期，这些毛病就已经出现了，在长大后，随着力量的增强，对别人的危害也就越大。在这里，对孩子起作用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这种环境的解释违背了常识，父母又未能及时纠正，才最终导致孩子日后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非常聪明，在孩子们中有种“鹤立鸡群”，这对别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个麻烦事。因为那些优秀的孩子通常会得到人们最多的关注，别的孩子则感觉气馁，有种挫败感。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自己黯然失色，如果去竞争，又没有取胜的信心，最后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在这些孩子里，我们发现，他们中以后可能出现罪犯、精神症患者以及自杀者。
实际上，那些缺乏合作精神的儿童在踏入学校的第一天，我们就可以从其言行举止中判断出来。比如说，他不喜欢教室，上课难以集中注意力，也不喜欢听老师讲课。对这些孩子来说，学校生活可谓是他们重拾信心的又一次宝贵机会，假如老师不能了解他、理解他，这个孩子可能会再次有种挫折感。
诚然，他没有得到鼓励，也没有再次学会合作，相反，在学校里受到的打击变本加厉，这样的话，也难怪他们对功课日益失去兴趣。假如一个人的勇气和信心屡次受到打击，他就不可能对校园产生兴趣。事实上，我们发现，不少罪犯在13岁左右时，被分到学校里的慢班，还常被别人视为智力低下。渐渐地，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对别人也失去了兴趣。
相反，他的兴趣日益集中于生活中无用的一面，并从做些对社会和他人无益的事情中收获乐趣。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糟糕。
2．贫困因素。
实际上，贫穷也会使人对生活产生一系列误读。比如说，一些出身贫寒的小孩可能会在家庭外受到别人的歧视。他的家庭经济不乐观，这使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工作挣钱，以贴补家用。
假如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些有钱人，并发现他们过着惬意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东西，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想：自己也能像这些人一样该多好啊！
一般情况下，在大都市里，贫富悬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罪犯数量为什么会比较多了。当然，如果孩子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正确解读，就不会生出忌妒之心，反而会激励自己更加前进；如果这些孩子对这种环境进行了误读，并幻想通过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取财富，显然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3．生理缺陷。
很多时候，人们的自卑感会集中于生理缺陷上。本来，我曾以为这为神经学与心理学找到了根据，可后来发现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修正。在这本书里，当我刚写到生理缺陷与相应的心理补偿时，就发现了生理缺陷并没有我之前认为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一个人的自卑感并不是单纯地来自生理缺陷，应该归咎于他周围环境对这种缺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假如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孩子被正确对待，那么这个孩子不会因此在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更不会内心里惴惴不安，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失去兴趣。如果没有人帮助小孩纠正这一点，或者周围的环境更以此取笑他，只会使他更加敌视他人与社会，并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这对孩子的发展显然也非常不利。
4．社会缺陷。
我们发现，在罪犯里面，孤儿占了很大比例。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负有一定责任，因为我们忽视了那些孤儿的教育问题，没有培养他们一种合作精神。此外，罪犯里面，还有不少是私生子，他们无法获得正常孩子那样的对待，自幼在感情上缺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兴趣的发展。
一些被遗弃的孩子在长大后，去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尤其是当他们觉得没有人需要自己，并巴不得抛弃自己时。同时，我在罪犯里还常会发现不少相貌丑陋的人，而且这种情况常被一些人证明遗传在犯罪里的作用。也许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我们不妨想一想，假如孩子从小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相貌不佳，而被人们取笑，这些幼小的心灵会怎么想！
可见，孩童时期，若受到一定社会伤害，就会让这些孩子产生一些反抗社会、敌视社会的倾向，这种情感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当然，我们在罪犯里面也常会发现相貌很好的人。这样的话，就再次显露出用遗传因素解释犯罪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这些相貌俊好的罪犯有不少是被宠坏的孩子。由于长时间在社会兴趣上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以自我为中心，难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犯罪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们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帮助罪犯过上正常的生活，以及如何预防犯罪？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总结了出来，那就是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兴趣。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人类的福利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别人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教会他们怎样与别人合作，不能教会他们通过走正道、与别人合作，来达成自己期望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治疗犯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必须教会他们怎样与人合作。如果不能这样，而只是单纯地去监狱看看他们，那是不会起到什么效果的。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家人到监狱里看了这些罪犯后，由于未能帮助他们怎样提高合作能力，于是，这些罪犯出狱后，可能还会再度入狱。
基于此，我认为，在没有教会罪犯必要的合作能力以前，仅因为刑满就释放，那么他们再度进入社会后，只会给社会增加更大的危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为正常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我们又能怎样帮助他们呢？其结果，只能让他们重操旧业，重走犯罪道路。
实际上，想办法提升罪犯的合作能力，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对待他们时，我们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对待他们，也不能奢望空洞地说教就可以使他们痛改前非。因为他们的犯罪生活方式形成很长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改变。如果要真正地改变他们，我们只有找到其思维方式的根源才行。
比如说，我们要找到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败，从什么事情上失败，并找出这些失败的情景。我们要知道的是，人们的主要个性特征早在四五岁时便已形成。所以，我们要纠正他们的犯罪思维，就要帮助他们理解那些早期错误的含义，找到其最初生活观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生命。
1．无效的体罚。
我要再次说明的是，体罚对罪犯是无效的。这种做法只能加重罪犯对这个社会的敌意，即使他一度表现驯服，也不过是在强权下保全自己的反应罢了一旦时机成熟，他仍会兴风作浪。这种情况，或许在罪犯上学的时候，就出现过，比如说，他由于没有学过合作，因此表现很差，或在班里表现糟糕，结果受到斥责和惩罚。
假如这样的话，我们还能鼓励他再去与别人合作吗？他只会更加敌视这个环境，并更加讨厌这个学校。同样，我们不妨试想，假如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还会喜欢这个环境吗？
事实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只会对正常的生活失去信心，包括对老师和同学失去兴趣，开始热衷于逃学，并躲到学校和家庭找不到自己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会欣喜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与自己境况相似的孩子，可谓“志同道合”。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欣赏，而且其乐融融，最后也走上了同样的犯罪道路。
在他们这个社会圈里，以如何反社会为荣，因为他们觉得，正常的社会生活，让他们难以受到关注，甚至会受到社会的白眼与冷遇。于是，他们把社会视为公敌。而且尤其让他们欣慰的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欣赏自己，在他们看来，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比过正常的社会生活舒服多了。
也就是这样，成千上万的孩子加入罪犯的队伍，我们的社会才堪忧起来。所以，我们从小对待孩子的方式，包括家庭与学校，是多么的重要！
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是家庭教育和学校的失败，也是社会的悲剧，因为我们竟然不能够使孩子们作为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于社会，反倒将他们逼到罪犯这一社会公敌的行列。如果我们能够将学校组织起来，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获得信心和鼓舞，显然这种悲剧便可以阻止。
总而言之，罪犯会把社会对自己的惩罚，作为社会与自己作对的一个标志。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原因来解释体罚的毫无效果。比如说，很多罪犯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生命的某些关键时刻，甚至差点选择自杀。可见，所谓体罚，甚至死刑，根本吓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醉心于一种战胜警察的快感，以至于在肉体上已经麻木。假如罪犯在监狱里被狱警虐待，那么就会更加激起他们的反抗之心。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在罪犯的内心里，他们与社会的接触好比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社会对他们的挑战程度越剧烈，他们在精神上就越坚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罪犯的电椅都可以视为一种挑战。
如果这样的话，只会令罪犯认为采取更加聪明的行为是多么的重要。或许在他们被处以电椅惩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要是我当初不是有眼无珠，就不会受这样的虐待了！”我们可以看到，罪犯在体罚面前产生这样的心理，那么他们日后出狱了，只会更加仇视社会对自己的粗暴行为，并叮嘱自己再次犯罪时要更加聪明。于是，体罚罪犯后，并未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可能出现更加狡猾的罪犯。
2．从小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
由于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每个人在孩童的成长时期，都会在某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感到气馁，比如，会认为自己不如别人，认为自己毫无用处。基于此，对于罪犯，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错误的方式，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罪犯明白自己的处境，还要让他知道为什么做了错误的决定，进而让他对生活产生勇气，对别人产生兴趣，重视与别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面对生活。假如我们在一个人的孩童时期，就让他明白这一点，显然对于他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会大有裨益。如果真能够这样的话，孩子也就不会再选择犯罪。
正因为这样，在对所有案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罪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童年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个性里缺乏一种合作气质。
实际上，这种合作精神并非天生就有的，需要后天学习才能具备。对每个人来说，合作精神只有通过培训与学习，才可以具备。无数的犯罪案例证明，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失。
至此，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解决犯罪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尝试过所有的方法，可最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个体心理学产生后，我们才真正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做，那就是：教会罪犯合作。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研究，应该说，个体心理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每一个罪犯。话虽如此，但要真正将一个罪犯改造成功，并非一件易事。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人在经历合作方面的挫折后，他们的合作精神也就逐渐消失殆尽了。
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在艰难的世道，犯罪量便会急剧攀升，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获得一定工作机会，也随之失去了很多合作的机会；一旦他们长时间面临合作缺位，久而久之，就会对正常的合作心生抵触。而这也往往是从宏观角度看待犯罪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原因。
3．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可以说，在改造罪犯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即便我们不能成功改造每一个罪犯，但我们也一定可以为他们做些事情。比如说，对于一些曾经失业或者技能不足的罪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份正当的工作。其实，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做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这部分人仅留下的一些合作能力不至于丧失。
实际上，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罪犯数量便可以大大减少。绝大部分罪犯是因为正常的工作受阻，才导致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社会要为改进经济条件，以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
此外，我们还应该让孩子为以后的职业接受必要的训练，这样的话，他们在进入社会后，才不至于手足无措而恐慌，也可以使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加从容。当然，我们在对罪犯进行改造时，这些训练也可以在狱中进行，从而使他们离开监狱后，便可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我们还可以组织犯人关于社会问题进行一场讨论，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犯人在世界观上的碰撞，使得他们对这个世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同时，我们还要教会他们不要限制自己，也不要限制自己对别人的兴趣。我相信，通过这些矫正性的行为，我们在纠正罪犯的过程中，必然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
还有，我们应当避免一些容易让人产生贫富悬殊的感觉。假如贫富分化极其明显，显然会激怒一些处境窘迫的人，并引起他们的忌妒。所以，我们必须消除夸耀之风。实际上，一个经济上再优越的人，也没有必要炫耀自己的财产；否则的话，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此外，在对那些智力迟钝或是问题儿童的诊疗中，我们可以知道，假如仅是挑战他们，刺激他们的自尊，那么对他们的诊疗必然会毫无结果。实际上，这些发展上出现问题的儿童，正是长时间因为环境在不断地挑战自己，才会让自己生出一种消极态度。其实，罪犯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警察、法官以及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在挑战罪犯，可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消灭犯罪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单纯地挑战罪犯，并不足以消灭犯罪现象；当然，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罪犯，也不会根除犯罪现象。所以，单纯的高压或者怀柔政策都不能成功地改造一个罪犯，只有让这个罪犯真正意义上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才能让这个罪犯改变。
通常来说，罪犯的心理本来已经受过某种程度的伤害，假如我们对他们鄙视、敌意，不能对他们施以人道的话，其结果只能把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推。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刑并不能吓到罪犯，只会让罪犯在被行刑的时候，想起自己被捕时的致命错误，这种想法会激励别的罪犯必须变得更加聪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让很多罪犯看着另一些犯人被执行死刑，可那些作为看客的罪犯一旦获释，还会有很多人选择继续犯罪。
同时，如果我们提高破案率，或许也会有用。实际上，据我所知，至少40%的罪犯得以逃脱。可见，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矫正犯罪，将会使我们面对犯罪问题时更加棘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后，我们都不应当侮辱或挑战罪犯。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增加监狱看守员的数量，这样的话，显然对改进罪犯的教育会有帮助。当然，这里的重点是，一定要增强罪犯的合作精神。
4．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如果我上面的建议能够得到人们的采纳，我想一定会使我们在矫正犯罪方面获得成功。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想办法提升他们的合作度，发展他们对别人的兴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罪犯数量一定会急剧减少，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实际上，大部分罪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犯罪生活，而且他们的犯罪活动通常是在青春期就开始了。人们在15～28岁之间，犯罪率最高；我们要知道，一旦孩子接受了正确的教育，得以健康成长，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好的影响。比如说，在家里，父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帮手；在学校里，老师可以面对懂事的学生；在社会上，人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融洽。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孩子从小便获得好的发展，从而使孩子更好地应付后面的生活。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绝不是说把孩子都抓起来教训，就能收到好的效果。
我们还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充分利用教师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学校教育作用时所说的，假如孩子早期在家庭环境里已经形成了一些错误，那么，在孩子的一生里，能够予以纠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机会，便是学校阶段，特别是由老师来予以纠正。实际上，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正因为家庭不能承担完全的责任，人类才设立了学校，并助家庭一臂之力。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学校来使人类更友善、更乐于合作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的几乎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上。假如人类不乐于合作，彼此不感兴趣，那么人类就不可能使自己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单个的人常是弱小的。假如人类之间真的没有合作，恐怕我们的科技不会如此先进，我们能否在地球上生活下去也将是个问题。
倘若我们以这样的精神如此教育孩子，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显然会更加喜欢合作。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也就不会退缩，而是通过更好地合作来解决，并使得事情的结果最终符合大众的利益。如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无疑是人类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