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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统一之前的赵人、秦人，都只会意识到自己是天子的子民。至于谁是天子，跟他们的生活离得太远，根本感受不到。反正谁当天子，都需要他们纳粮纳税。所以对于谁去争天下，老百姓并不在乎，只要不伤害到他们，他们无所谓。
不过这十天周琅在左营的做法，也不全是没有作用的。他写的那些安民告示多少的有点作用的，每天在大街上巡逻的士兵，也让社会秩序没有失控，否则谁知道会有多少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呢。
而且他的行为显然让当地的精英产生了误解，竟有人上门来投效。
周琅已经接见过三个自称举人的读书人，他们都是亲自投书上门，见了周琅后，都是满口“天下”“仁义”之类的说辞，表现的也都是一副贤人的城府，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这三人都没用真名，周琅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帖中是“王某，刘某”之类的。
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带了几十个人占了左营这么一座小城，竟然就有带路党上门，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如果英国人把中国早些研究透彻，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在统治印度的同时占领中国的，因为他们在中国真的能找到一大批带路党，而且是颇有能力的带路党。
对这些人周琅是鄙视的，而他并没有跟他们撕破脸，对投书上门的人，他都接见，也都和颜悦色的听完他们的话，并且感谢他们，可绝不说出请他们帮自己的话，这些人也都端着架子，周琅不开口，他们也绝不会纳头便拜。于是周琅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但愿跟这些人井水不犯河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除了这些精英外，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周琅也见过，城里经营赌场、院妓这些灰色产业的帮会头子送来的两百两银子他也安然笑纳，并且保证不会骚扰他们，可也要求他们不要趁乱作恶，对方唯唯诺诺的表示不敢。
当地不得志的读书人，下九流的流氓头子，这些人周琅可以敬而远之，不求他们为我所用，但求他们不搞破坏，可有一些势力，则让周琅都感到有些矛盾。
那就是当地真正反抗官府的会党势力，也就是天地会。
他进入作用第三天，就有一个自称天地会堂主的人拜访，他们并不是来投效的，而是来联盟的，他们希望周琅发兵凤山县，表示说他们几百兄弟可以作为内应。
乾隆朝末期的满清，并不是教科书中描写的康乾盛世，而是相当复杂和矛盾。
台湾作为一个边疆之地，则更加复杂，因此这里也是最混乱的地方。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基本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地矛盾，就是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从经济上表现为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就业不充分意味着有大量的闲散人口，这构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存在，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开发，台湾的平原地带基本上都开垦成了耕地。而且由于是殖民性开发，往往带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台湾的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远比大陆更高。清政府在鼓励台湾开垦过程中的政策，助长了这种土地垄断。最开始是奖励收复台湾的功臣，比如施琅家族早在康熙年间，就夺占了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
康熙之后，当地官府采取鼓励开荒的方式来增加赋税。开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十分惊人，私人往往无法承担。历朝历代往往是由官府统一组织开垦。可是清政府对台湾的态度一直十分不重视，结果当地官府主要采取了鼓励私人开垦的办法。从福健、潮汕等地招募有能力的富人前来垦荒，允许他们圈占大批生地进行开垦，这些承垦的人家称之为垦户。这些垦户自行招募佃农，他们承担开荒的前期投入，最后成为地主，佃农则成为他们的佃户。因此后期开发出来的土地，大量集中在这些垦户手里。
随着台湾的开发完成，台湾社会中的佃户比例比大陆更高，这些没有自己恒产的佃户，很容易分化成无业游民，加上愿意出海移民的人，往往都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人，所以台湾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内地安分。
还有开发耕地的过程中，许多原本是当地土著居住的地区，也被那些垦户承包下来，他们从当地部落手里租下或者买下这些土地，然后垦荒。失去土地的土著生计困难之后就会反叛，官府最后往往会偏袒这些地主，一次次镇压土著之后，导致台湾原住民最后大多居住在山区。可民族矛盾积累了下来，这也是一大不安定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则是，台湾是最后统一进国家的地区，因此一直就有反抗的基因存在，天地会就是这个反抗文化的旗帜。
大量的无业游民，不安分的社会风气，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旧有的反抗文化，这些加起来，让台湾社会格外的动荡。
所以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年到1788年）发生了林爽文起义，从南到北，整个台湾都被波及。林爽文就是天地会的头目。
林爽文起义，也不过是五年前结束的事情，可以说他的影响还没有结束。遍及全台湾的天地会余党进入了地下活动，但却一直在积聚实力，打算卷土重来。
周琅矛盾在于，这些天地会的人手，有可能会在自己跟当地官府的冲突中帮助到自己，但也有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周琅并没有现在就在台湾建立基地的打算，台湾在周琅的计划中，也不是建立基地的选择，因为这里没有他需要的贸易基础。他需要以商业贸易来积累势力，广東和福健这两个茶叶出产基地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如果真的跟天地会结盟，有可能引起范围广泛的起义，倒是波及太广，死伤太大。
周琅的道德水准算不上圣母，可基本的道德还是有的，如果他打算在台湾建立基业，那么让台湾乱起来火中取栗的事情，他可能会考虑。但他并不打算在这里发展，那么让当地彻底混乱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火中取栗，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下的军事力量，现在都掌握在科林手中，科林则是一个听命于东印度公司的军官，周琅真的能够火中取栗，那也是给东印度公司做嫁衣。
所以他目前当然不能跟天地会合作，除非他手里有几百自己的嫡系，然后以此为核心，大肆招兵买马，才真正有可能跟当地官府对抗。就算手里有自己的人马，周琅也不愿意将台湾作为自己的基地，更何况他还没有这些资源呢。
因此他目前的计划依然是修好船优先，如果遇到变故，则寄希望于谢清高能及时赶到将大家接走。
算算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现在出发前往澳门的船应该到了，不知道他们跟谢清高联系上了没有。
更不知道，谢清高收到信后，会不会如周琅所愿马上来台湾。
，不再是统一之前的赵人、秦人，都只会意识到自己是天子的子民。至于谁是天子，跟他们的生活离得太远，根本感受不到。反正谁当天子，都需要他们纳粮纳税。所以对于谁去争天下，老百姓并不在乎，只要不伤害到他们，他们无所谓。
不过这十天周琅在左营的做法，也不全是没有作用的。他写的那些安民告示多少的有点作用的，每天在大街上巡逻的士兵，也让社会秩序没有失控，否则谁知道会有多少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呢。
而且他的行为显然让当地的精英产生了误解，竟有人上门来投效。
周琅已经接见过三个自称举人的读书人，他们都是亲自投书上门，见了周琅后，都是满口“天下”“仁义”之类的说辞，表现的也都是一副贤人的城府，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这三人都没用真名，周琅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帖中是“王某，刘某”之类的。
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带了几十个人占了左营这么一座小城，竟然就有带路党上门，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如果英国人把中国早些研究透彻，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在统治印度的同时占领中国的，因为他们在中国真的能找到一大批带路党，而且是颇有能力的带路党。
对这些人周琅是鄙视的，而他并没有跟他们撕破脸，对投书上门的人，他都接见，也都和颜悦色的听完他们的话，并且感谢他们，可绝不说出请他们帮自己的话，这些人也都端着架子，周琅不开口，他们也绝不会纳头便拜。于是周琅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但愿跟这些人井水不犯河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除了这些精英外，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周琅也见过，城里经营赌场、院妓这些灰色产业的帮会头子送来的两百两银子他也安然笑纳，并且保证不会骚扰他们，可也要求他们不要趁乱作恶，对方唯唯诺诺的表示不敢。
当地不得志的读书人，下九流的流氓头子，这些人周琅可以敬而远之，不求他们为我所用，但求他们不搞破坏，可有一些势力，则让周琅都感到有些矛盾。
那就是当地真正反抗官府的会党势力，也就是天地会。
他进入作用第三天，就有一个自称天地会堂主的人拜访，他们并不是来投效的，而是来联盟的，他们希望周琅发兵凤山县，表示说他们几百兄弟可以作为内应。
乾隆朝末期的满清，并不是教科书中描写的康乾盛世，而是相当复杂和矛盾。
台湾作为一个边疆之地，则更加复杂，因此这里也是最混乱的地方。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基本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地矛盾，就是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从经济上表现为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就业不充分意味着有大量的闲散人口，这构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存在，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开发，台湾的平原地带基本上都开垦成了耕地。而且由于是殖民性开发，往往带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台湾的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远比大陆更高。清政府在鼓励台湾开垦过程中的政策，助长了这种土地垄断。最开始是奖励收复台湾的功臣，比如施琅家族早在康熙年间，就夺占了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
康熙之后，当地官府采取鼓励开荒的方式来增加赋税。开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十分惊人，私人往往无法承担。历朝历代往往是由官府统一组织开垦。可是清政府对台湾的态度一直十分不重视，结果当地官府主要采取了鼓励私人开垦的办法。从福健、潮汕等地招募有能力的富人前来垦荒，允许他们圈占大批生地进行开垦，这些承垦的人家称之为垦户。这些垦户自行招募佃农，他们承担开荒的前期投入，最后成为地主，佃农则成为他们的佃户。因此后期开发出来的土地，大量集中在这些垦户手里。
随着台湾的开发完成，台湾社会中的佃户比例比大陆更高，这些没有自己恒产的佃户，很容易分化成无业游民，加上愿意出海移民的人，往往都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人，所以台湾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内地安分。
还有开发耕地的过程中，许多原本是当地土著居住的地区，也被那些垦户承包下来，他们从当地部落手里租下或者买下这些土地，然后垦荒。失去土地的土著生计困难之后就会反叛，官府最后往往会偏袒这些地主，一次次镇压土著之后，导致台湾原住民最后大多居住在山区。可民族矛盾积累了下来，这也是一大不安定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则是，台湾是最后统一进国家的地区，因此一直就有反抗的基因存在，天地会就是这个反抗文化的旗帜。
大量的无业游民，不安分的社会风气，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旧有的反抗文化，这些加起来，让台湾社会格外的动荡。
所以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年到1788年）发生了林爽文起义，从南到北，整个台湾都被波及。林爽文就是天地会的头目。
林爽文起义，也不过是五年前结束的事情，可以说他的影响还没有结束。遍及全台湾的天地会余党进入了地下活动，但却一直在积聚实力，打算卷土重来。
周琅矛盾在于，这些天地会的人手，有可能会在自己跟当地官府的冲突中帮助到自己，但也有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周琅并没有现在就在台湾建立基地的打算，台湾在周琅的计划中，也不是建立基地的选择，因为这里没有他需要的贸易基础。他需要以商业贸易来积累势力，广東和福健这两个茶叶出产基地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如果真的跟天地会结盟，有可能引起范围广泛的起义，倒是波及太广，死伤太大。
周琅的道德水准算不上圣母，可基本的道德还是有的，如果他打算在台湾建立基业，那么让台湾乱起来火中取栗的事情，他可能会考虑。但他并不打算在这里发展，那么让当地彻底混乱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火中取栗，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下的军事力量，现在都掌握在科林手中，科林则是一个听命于东印度公司的军官，周琅真的能够火中取栗，那也是给东印度公司做嫁衣。
所以他目前当然不能跟天地会合作，除非他手里有几百自己的嫡系，然后以此为核心，大肆招兵买马，才真正有可能跟当地官府对抗。就算手里有自己的人马，周琅也不愿意将台湾作为自己的基地，更何况他还没有这些资源呢。
因此他目前的计划依然是修好船优先，如果遇到变故，则寄希望于谢清高能及时赶到将大家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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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知道，谢清高收到信后，会不会如周琅所愿马上来台湾。